第三节 村庄治理研究述评

一 村庄治理资源配置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村庄治理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关注村庄治理资源现状及其与治理制度和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一，村庄治理资源配置现状。张树峰、侯红霞认为：“治理资源配置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内容。在村庄治理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治理主体的角色迷失、治理资源配置过程规范性的缺失和治理资源配置方向的局限性等问题。”[41] 侯红霞指出：“村庄治理资源配置是村庄治理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42] 谢小芹、简小鹰认为：“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 向 ‘外向型治理’ 的转型。”[43] 第二，村庄治理资源配置与治理制度。赵浴宇指出：“村庄资源合理配置需要完善村庄治理制度。”[44] 第三，村庄治理资源与村庄治理绩效。罗兴佐指出：“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45] 其他方面，汪锦军、丁丁研究了“乡村衰败与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的重构”。[46] 由此看来，村庄治理资源转变关乎村庄治理转型、治理绩效提升和乡村发展趋向等问题。

二 村庄治理模式研究

当前学界有关村庄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于类型阐述和治理模式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的描述两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构建了村民自治模式。徐勇认为：“村庄治理分为 ‘传统型’、‘能人型’ 与‘法理型’ 三种模式。”[47] 除了徐勇外，孔令刚、孙自铎研究了“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村庄治理模式”[48]；纪晓岚、朱逸研究了“经营性村庄治理模式”[49]；罗大蒙研究了“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的村庄治理模式”[50]；赵泉民、井世洁研究了“村社共治中合作社 ‘有限主导型’ 治理模式”;[51] 郎友兴、张品、肖可扬研究了“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52]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村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村民自治模式、精英主导村庄治理模式、农民组织主导村庄治理模式、乡贤参与式村庄治理模式等。村庄治理模式实现了由治理主体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以及由原子化向组织化的转变。

三 村庄治理绩效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村庄治理绩效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治理制度绩效评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等。第一，村庄治理制度的绩效评估的研究。郭正林研究了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其研究指出：“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一要衡量现行政策与体制是不是使农民减负增收；二要衡量乡村社会的公平分配状况；三要衡量农民公共参与水平及其权威认同；四要分析乡村社会秩序是否满足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53] 第二，对村庄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公共参与态度与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熊小青、朱昌彻认为：“当前农民政治冷漠影响村庄善治。”[54] 二是村民公共参与与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谢治菊指出：“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55] 三是农民理性、村庄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谢迪、吴春梅研究发现，“转型时期的农民具有综合理性特征，公共理性和交易理性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6] 由此可见，当前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多样化，研究实现了由对规范的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变。

四 村庄治理目标研究

当前，村庄治理目标研究对象可分为善治目标、善治路径和村庄和谐。第一，在村庄善治目标研究方面，陈亚通指出：“村庄治理目标为走向善治。”[57] 第二，在村庄善治路径研究方面，朱战辉指出：“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58] 又如张莉、任中平认为：“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59] 再如孔晓娟、邹静琴、黄嘉琪认为：“在乡村治理中引入信息技术，推进农村信息化，是转变乡村治理范式、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实现 ‘乡村善治’ 的有效途径。”[60] 第三类研究的内容为构建村庄善治、实现村庄和谐。郑茂刚指出：“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角度出发，提出可通过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61] 由此可见，村庄治理研究沿着“村庄治理资源配置→治理模式创新→治理绩效提升→治理目标善治”的逻辑路线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