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夏、商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

中国史前文化本是多元的。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北方长城、燕山地带以及华南诸文化区内，有许多支不同系统的原始文化，它们有各自的渊源、特征，地理环境及经济类型不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发达程度也不一致。是不同系统文化长期碰撞、交汇的结果。公元前5000年仰韶时代以来，逐渐形成一个呈交织状的多元一体结构。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文化发达地区，纷纷出现早期国家。《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有“万国”，《尚书·尧典》说尧“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龙山时代后叶，许多以独立地理单元为范围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正是上述方国林立现象的反映。

由陶寺古城的发掘得知，公元前2500年前后，大致相当传说中尧、舜时期，出现一个新的历史趋势，广泛吸纳各地高层次文化成果，以突出王权和礼制为特征，标志着中原地区社会发展已处于领先地位。

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拥有共主地位的夏王朝、商王朝相继建都中原。在夏、商都城及辅畿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都达到同时期最高水平。这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及周围各大文化区中，中原地区崛起为光芒四射的文明中心。中华文明从此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夏代和商代，中原同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一方面，夏、商文化积极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就王湾三期文化来说，是从当地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嵩山南北都曾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西进的强烈影响，也曾受到屈家岭文化北进的影响。因而，“王湾三期”又是经上述不同系统文化的碰撞、融会后形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在该文化陶器群中，可看到不少东方因素或受东方影响下的产物，如浅腹平底盆、瓦足盘、侧装三足的鼎、盉、鬶、折盘镂孔圈足豆、筒形杯、觚等。至“新砦期”的器物群中，出现不少设子母口（原有器盖）的瓮和鼎，还有侧装高足鼎增多等情形，显示出新一轮东方因素的涌入。二里头文化中觚、爵、盉、鬶等酒器，玉璋和大部分玉钺，明显是源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多孔玉刀和大孔玉戚的形制，接近江淮史前玉器；贯耳壶和以棱角为轴线刻划神人面的柄形饰，明显具有良渚文化作风；鸭形壶则与马桥文化同类器相似，如此等等又显现出东南方因素或影响。二里头文化礼器中的上述外来因素，有的是作为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遗存的组成部分传承下来的；有的是二里头文化新引进的，尚需作具体分析。

早商文化形成过程中吸收、融合二里头文化的情形，已如前述。商代几座都城址中发现的硬陶、原始青瓷；商代晚期青铜兵器中矛、三角援戈、卷头刀和兽首短刀，其原型分别出自江南、汉中、晋陕高原至北方草原，或属在殷墟等地仿造。尤其家马和马车的突然出现，探究其来源和传入途径，可望揭示更广阔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等等。可以说，正是由于积极吸纳周围文化的营养，使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内涵不断充实、丰富，文化发展水平相继达到空前高度。

另一方面，随夏、商王朝政治实力的强盛，青铜文化的迅速发展，礼乐制度日趋成熟，在夏代后期和商代，中原同周边各地的文化交流，更主要表现为中原先进文化向周围的传播和辐射，而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古学现象，便是中原系统的礼器、尤其是商文化青铜礼器向周边文化的扩散。最终，如有学者所概括，形成一个范围广大的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

夏商时期的一系列周边文化，来源于不同系统的史前文化。它们的日用陶器，虽多少不同地融合进与之呈交错分布的邻近文化的成分，大多保持着本地固有传统，同夏文化或商文化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包含某些夏、商文化器物，也只能说是受到夏、商文化影响。

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各地出土的石、骨、角、蚌器，其种类、形制皆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至迟在商代，许多周边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从出土铸范、熔炉残片看，一些主要地点有自己的青铜工业。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周边各支文化拥有的青铜兵器、工具、铜或金质的日用饰物，也呈现出同中原截然有别的特征。例如，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和晋陕间黄土高原、新干大洋洲以及汉中城固、洋县一带出土的青铜兵器、工具数量颇多，器类复杂，形式多样，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三星堆、汉中、大洋洲等地出土作人面或兽面而又形态各异的铜面具，尤饶具特征。铜臂钏、金耳饰则是北方系统诸文化长时间流行的饰物。

周边各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以及周边各支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之间，在日用陶器和青铜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各文化的个性和风格。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当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的不同密切相关。

周边各系统文化中已发现的容器类青铜礼器，却在总体上表现出同中原一致的面貌。不仅器物种类、形制、纹饰同中原青铜礼器大同小异；而且，这类铜器往往埋藏在特殊地点或大、中型墓葬中，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并同器主的等级身份相对应，从而表现出与中原相仿的礼制观念。

我们知道，龙山时代以玉器、漆木器和各种特殊陶器构成的前铜礼器，依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器物种类不一，组合尚缺乏严格规范。已形成初步规范的中原系统礼器，只见于陶寺等个别地点。至夏代，具规范性的礼器大致集中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层位和时代明确的几种青铜礼器，尚仅见于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和淅川下王岗出有个别残器）。但这时已出现向外传播的事例。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在等级较高的墓中出现磨光黑陶鬶、爵、盉，形制同二里头接近，当是两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反映中原礼制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二里头式样的铜斝曾见于安徽肥西；陶盉、铜牌饰、玉璋，稍晚还出现在川西平原。从中看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范围已经不小。商代早期，青铜礼器仍主要分布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其他几座城址及附近商文化区。商代中期以降，商式青铜器种类、数量和出土地点急剧增加，并扩展到商文化区以外。就已知材料，商代中、晚期青铜礼器发现范围，东方到泰沂山脉迤东至山东半岛（海阳），西到陕甘交界的长武、淳化，北到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达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至辽宁朝阳一线，西南至四川广汉，最南的地点是广西武鸣。除青铜器，还有中原先后流行过的圭、璋、钺、璧、柄形饰等玉礼器。特别要提到玉璋，这种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流行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如郑州杨庄）的重要玉器，在神木石峁的朱开沟文化遗址曾多有发现，又出现在汉中洋县（铜璋）、广汉三星堆、闽南漳浦、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区相当商代的遗址中，甚至远播至越南境内。

晋陕高原、汉中、新干大洋洲等地青铜器群，其构成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典型商器；一是纯粹土著式器物，包括大部分武器、工具和少量容器；一是具商文化和本地文化融合特点的器物，其中有的是新创器形，有的是对商器局部形制、纹饰或附件做具有地域特点的加工、改造。兵器、工具中，都是土著式占最大比例，另二种不多见。至于容器类礼器，各地情况不一，如晋陕高原以典型商器为主，融合型居其次，罕见纯土著式容器。据《新干商代大墓》报告披露，大洋洲出土容器中，典型商器不足三分之一，融合型占三分之二，土著式只区区几件。宁乡、岳阳一带出土的人面方鼎、“虎食人”卣、四羊方尊、大型铜铙的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地方特点，如常见塑造人和动物形象，以及高浮雕技法的运用等方面。

三星堆礼器群呈现受中原影响、但又不尽同于中原的特点。其一，属于二里头文化因素，有出于三星堆文化早期的陶盉、陶觚，出土该文化中晚期（相当商代晚期）的铜牌饰和大量玉石璋，后二种在商代已不见或罕见于中原；其二，青铜容器以尊、罍、盘为主，不见中原盛行的鼎、觚、爵、斝、簋类；其三，象征祖神的铜人像、凸目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代表该文化突出特征，不见于中原。还应提到，三星堆文化的玉琮，明显是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商代周边地区诸青铜文化，同中原相同的因素大都是礼器。礼器的传播是商王朝同周邻其他族或方国社会上层之间进行的一种政治性活动，并不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赏赐、朝聘、通婚等方式直接传入的商器；那些融合型或在细部表现出地域特点的礼器，显然是在商文化影响下就地铸造的。“器以藏礼”[11]，礼器的传播实际上表明礼乐制度影响的扩大。其他文化引进中原礼器，表明各族对中原礼乐制度的认同；就地生产礼器，表明礼乐观念已融入当地文化。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出现，标志着在史前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趋同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政治制度在进一步形成中，以华夏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心理和亲和力在形成中。

甘青地区相当夏代纪年的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四坝文化则多有青铜器出土，二者所出基本上是小件工具，未见容器，同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不同。至相当商代的卡约文化，偶见具早、中商风格的铜鬲。可见商文化对陇山以西的影响是短暂而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