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修辞的风景

大多数人对修辞的认识通常都是语言学范畴的，但仅仅把修辞限制在语言层面，无疑窄化了修辞的边界。修辞学起源于西方，到了近现代，修辞学的研究逐渐将小说技巧和复杂的修辞主体关系及制约修辞活动的语境因素等都纳入修辞研究的范围之内。在亚里士多德强调主体的道德质素在说服读者方面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韦恩·布斯进一步阐释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以说服读者为目的的修辞性介入。^[3]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英国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戴维·洛奇。^[4]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概括起来说，小说修辞就是指：“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5]它不仅仅包括狭义层面上引导读者的手法和技巧，而且包括广义层面上小说本身的修辞性。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这一根本目的而存在的。^[6]韦恩·布斯等的理论，把修辞从语言层面扩展到叙述技巧和策略的层面，从而使得小说修辞成为小说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7]

“如果花园要使自己超越自然力量的法则，那么园丁的塑造意志便不可或缺……”^[8]中国小说家们对风景构图的拣选，正是这种塑造意志的体现。但这样的塑造意志不仅仅为审美意识所左右，观赏者的因素有时也成为作者的叙事考量。虽然最后呈现出的叙事文本，是多种叙事目的和意志博弈的结果，但是观赏者的阅读期待和对作者观念的感知、接受，是小说家描绘风景蓝图时所要考量的重要维度。

在小说中，风景作为叙事建构的一部分，也包含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协同关系中。作者利用修辞策略来编织风景，完成意义和叙事建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叙事的导引下，进入风景话语场域，从而领悟、理解和认同小说的情感态度、道德态度甚至政治态度，接受道德感化和情感感染。贯穿小说家—风景文本—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风景书写的修辞机制。^[9]

作为修辞机制的风景不仅仅意味着风景书写使用修辞，而且，它还意味着作者在小说中出于某种认知、情感、伦理、价值、信仰等目的对风景的刻意建构。也就是说，小说风景从来都不是客观的风景描写，而是渗透着小说家的情感倾向、价值观念以及时代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这样的风景文本建构，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对读者产生影响力和感染力，取决于小说家风景书写修辞技巧和策略的选择。

与此同时，风景书写的修辞技巧和策略并不是外在于作品的内容和意义的，而是与风景书写的意义内涵相交织，成为一个完整的书写主体。^[10]但最终，这种修辞技巧和策略的选择，还是要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因此，“手段的研究就是关于艺术家世界观的研究”^[11]。“理解他的文学手段”，而且还要“理解他的个性和哲学本质”。^[12]所以，风景修辞策略与小说家的“个性”及“世界观”密切相关。风景修辞策略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的手段，而只有当它与作者的世界观构成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它才会成为一种积极的修辞力量。当然这样的风景修辞机制必然还会受到时代的政治状况、文化思潮、经济状况、道德状况、价值观念、新闻出版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时代的风气和精神风貌必然反映到风景中。个人思想和时代观念共同构建着的风景，在修辞机制作用下，必然会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最终成为读者心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