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洲之行

万妮和埃里克舅舅到伦敦的码头为我送行。我们一起看了看我的船舱，还从它的小舷窗朝外看了看。我的舱里还有5个女孩子。我们见了见旅途上将照料我的服务小姐。然后在船上到处转了转。在此后3个星期的旅途中，这艘船将是我的家。我才23岁，就将离开我熟悉的一切——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祖国。我当时肯定还有点害怕，肯定是跟母亲、舅舅、外婆、姨娘和妹妹依依惜别。可是我只记得当时感到无比惊讶。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即将踏上去非洲的航程，去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至少已经5年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

船上的汽笛拉响了，催促送行的亲友下船。最后一次拥抱、亲吻。最后的嘱托和良好祝愿。我敢肯定大家都流泪了。我记得自己站在护栏边，看着向我挥手告别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接着我看见的是多佛的白色峭壁，不久我最后看到的英国也从视野中消失了。这次冒险行程终于开始。我要去的是人猿泰山的非洲，是狮子、猎豹、大象、长颈鹿和猴子的故乡。我吃完船上的第一顿晚餐，爬上我的小铺位躺下，听着令人舒心的发动机的轻柔突突声。要是能回忆起40年前那天晚上我躺在那里想什么，那该有多好！可是当时的遐想已经和那个充满遐想的女孩的青春一起消失了。

我乘坐的是一艘大客轮，属于闻名遐迩的卡斯尔轮船公司。那艘船名叫“肯尼亚卡斯尔号”——在我看来，它是公司船队中最好的，因为只有这艘船没有头等舱和统舱之分。我订票的时候，发现这艘船的航线最短（也最便宜）：穿过红海、沿非洲大陆海岸向南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可是由于埃及战争，苏伊士运河在我们起程之前一周就关闭了。我急坏了，因为这一来行期就要推迟。公司决定如期起航，避开苏伊士运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道好望角，然后北上抵达蒙巴萨——这要在海上多呆一个星期。虽然这一来我要从有限的积蓄中再拿出一部分作开支，但这样绝妙的旅行实在太难得了。从英国春季凉爽的气候逐步进入温暖的热带气候，我的心情也激动起来。

站在船头，放眼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海，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有时候，我独自呆在救生艇后面的甲板上，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我们看见一群群的飞鱼，看见欢腾跳跃的海豚，偶尔还看见鲨鱼那不祥的三角鳍。每当天气恶劣、要起风暴的时候，每当雨水打在甲板上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候大多数旅客都回到自己的舱里，只有我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还在观察劈波斩浪的轮船攀上高高的浪尖，接着又从上面急速跌落的情景。当然，风浪实在太大的时候，我也只好回到下面的舱里。船上的水手可不愿意看见有人被大浪卷进海里，也不愿意在干活的时候看见有人碍手碍脚。

那次漫长而愉悦的海上旅行，是周围新鲜奇妙的海洋世界和远洋客轮上令人兴奋生活的结合。在船上还有过几次并非真心、短暂而浪漫的谈情说爱。在热带气候的夜空之下，一起喝杜松子酒，在穿越赤道时，有个扮成海神的水手向我们这些初次出海的人身上泼水——抑或是把我们扔进了游泳池？如今时隔多年，我对当时在船上的兴奋情景的记忆已经模糊。虽然旅途中我与同住一舱的几个女孩子成了好朋友，可是现在我连她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可是对独自和大海在一起，观察它的各种变化，与无边无际的水和天在一起，与太阳、星辰和海风在一起时的感觉，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因为它们陶冶了我的精神，使我对世界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了解。它们增强了我的信念：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存在着，它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但却包容了我们每个人以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我认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在看不见陆地的茫茫大海中航行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对非洲作出了承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哲学、对生活、时间、永恒等含义的执著至此已画上了句号。

回顾这段过去，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思想是在我20岁之前逐渐形成的，对我产生影响的是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经历的战争岁月、多年来聆听到的震撼心灵的布道，此外还有我所读过的那些书，我在户外自然界所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家所饲养的小动物。现在，“肯尼亚卡斯尔号”正把我带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课堂将是那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可能十分艰苦、具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我能够毫无恐惧地进入这个新的世界，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所受到的教育，我具有良好的道德准则，能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

在前往蒙巴萨的途中，我们只停靠了四个港口：加那利群岛、开普敦、德班和贝拉。到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岸上去走一走倒也别有一番情趣——毕竟我以前最远只到过战后满目疮痍的德国。我记得热带地区那温暖的夜晚、那商品琳琅的市场、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和人们身上色彩艳丽的服饰。是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热带的花和水果的香气、在炭火上烘烤食物的香味、尘土的芬芳气息、动物粪便、尿味和汗味的混合。

我记得绕过好望角驶入开普敦港的情景。开普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之所以记得它，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种族隔离而深感震惊。所到之处，我都能看见一部分人故意歧视另一部分人的公共揭示语：所有的商店、长凳、公共汽车、厕所、公园、海滩、旅馆都贴着大写的SLEGS BLANCS字样。这两个词在南非语中的意思是“专供白人”。这样的揭示语随处可见。

几天后我们抵达德班。在那里见到的情况更加糟糕。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叫彼得·戈登，在里士满希尔的时候是特雷弗的副手。我与他呆了一天，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种族隔离方面的事，使我再次回想起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情景。这是一个人种在歧视另一个人种。他跟我说的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有一次他在街上走，一个老年非洲妇女因为要赶汽车，就小跑着超过了他。她那只购物袋里装的东西过多，拎袋子的一只把手突然断了，袋子里的东西全翻到地上。彼得弯下腰帮她捡东西，她吓得脸色苍白，哀求他快别这样。她说如果她让一个白人帮她的忙，她就会大祸临头。彼得说他实在受不了。不过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知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已经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当“肯尼亚卡斯尔号”到达蒙巴萨港的时候，我真不愿意旅行就此结束。我们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海上旅行使人们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友谊——不过这样的友谊多半维系不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感情上真受不了，因为就要离开新朋友，离开船上的有趣生活，离开那个根本不用作出任何决策的轻松环境。随着发动机的突突声，船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无情地向前行驶——我们到了。从海边到内罗毕坐了两天火车，我们也逐渐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我和同一个舱室的另外三个人坐在一个小包厢里，那段海上漂浮的生活渐渐远去，变得朦胧了。有节奏的车轮声代替了曾经在三个星期中伴我睡眠的轻柔突突声。窗外已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是东非的地物地貌。我终于到了。

火车进入内罗毕车站，克洛·曼奇和她父母在那里接我。他们家的农场在基南戈普——当时被称为白人高地(1)。那一段汽车旅行十分神奇。赤道地区的暮色降临得很快。我们的车突然停下来，原来路旁有一只雄性长颈鹿。我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它那张令人惊讶的脸，那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和那目空一切的表情，看着它转过身，翘起小尾巴，迈开别具一格的大步，似乎很悠然地走了开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长颈鹿时的情景，而且到现在对它仍然充满了好奇。天黑之后，克洛的父亲又一次急刹车，为的是避免撞上一只土豚（又称南非食蚁兽）。这也是我看过的书上所没有的。那家伙大摇大摆地从路上穿过，消失在黑暗之中。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东西难得看见，我会更激动的。

随后的几周，我就住在曼奇家的农场里。那里清新的山地空气、冰凉的溪水、发出各种啾鸣的珍禽异鸟使我感到心旷神怡。他们把一只大猎豹的足迹指给我看。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颖、美好，那样激动人心。可是我又一次了解到，在这表面之下掩盖着人类的仇恨和残酷，因为我遇到的许多人都参加过50年代初流血的茅茅运动。(2)当时有许多白人定居者和吉库尤人中的温和分子遭到残酷杀害，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受到残酷对待的例子来。比方说一个欧洲医生被抓住后扔进了齐脖子深的蚁穴里，渐渐地被疯狂的行军蚁活活咬死。只要被这种蚂蚁咬上一口，就疼得要命。可怜他还患有糖尿病，很快就昏迷过去。当然也有很多勇敢者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吉库尤族仆人，为了救他们的白人东家，不惜冒着死亡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危险。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去参加了一次狩猎，我实在因此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事？当时一个糊涂任性的年轻女孩凭一时冲动所做出的傻事情是我现在无法说清楚的。那是我遇到鲍勃之后。他是个年轻漂亮的男子，有一匹据说烈性的高头大马。那匹马已经掀翻了好几个人，谁也驾驭不了它。所以，当鲍勃邀请我到野外灌木林地去骑马的时候，我就请他把那匹马让我来骑。起初他坚持不允，可是经我一再请求，说了许多好话，（我一贯如此！）他答应了。那次骑马原来是去打猎，我以为被猎的对象是豺狗。我骑上那匹马（刚骑到它身上之后，它高高扬起前蹄想把我甩下来），感觉真不错。它高17.2掌。不懂骑马的外行也许不知道，一掌约合4英寸，所以那马实际到肩甲突出部位的高度将近6英尺，是我骑过的最高大的马。我对猎狐行为的虚伪谴责就暂时说到这里吧。所幸的是，那次打猎什么也没有猎着——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狩猎。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到内罗毕找了一份工作，是给一家英国公司在肯尼亚的分公司经理当秘书。我动身离开英国之前，埃里克舅舅通过他的熟人安排了这份工作——这是对我们的照顾，所以我们决不可忘记老朋友。我在克洛家里已经住了几个星期，现在必须自力更生了。这份工作本身一点意思也没有，但它可以使我挣些钱以便在非洲生活，并为我今后找一份与动物研究有关的工作做些准备。

我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事情开始于一次晚宴后搭便车回住所的途中。“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有个人说，“那就得找路易斯·利基。”于是我跟那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约好，到科里登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去见他。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他那间又大又乱的办公室，里面摊着一堆堆文件、骨骼和牙齿的化石、石器工具和其他许多东西。路易斯·利基带我参观了博物馆，就各种各样的展品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由于我一直在阅读有关非洲和有关动物方面的书籍，大多数问题我都能回答。即使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至少我对他所谈的内容也略知一二。我想他对我的印象一定不错，一个没有学位的人居然能知道像“鱼类学”和“爬行动物学”之类的专业术语。

我们首次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已经54岁。他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天才，具有不断探索的头脑、充沛的精力、非凡的远见——同时具有绝妙的幽默感。后来我了解到，对那些他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他会发脾气，失去耐心。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他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动物的学识方面的魅力。幸运的是，他也很赏识我的朝气和热情、我对动物的热爱以及我来非洲的决心，而正是这样的决心，才使我有幸认识了他。他让我当他的私人秘书。这样，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博物馆里学习了有关东部非洲的动物方面的知识。我还了解了这里的不同部落，特别是吉库尤族。路易斯对他们的了解超过了其他白人学者，因为他的父亲是个传教士，鼓励他在部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他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篮子里置于户外。这是吉库尤人的风俗，部落里的所有老人从他身边走，都给他以祝福——每个人向他吐一口唾沫！到了青少年时期，他还与跟他一起长大的男孩子参加了成人仪式。路易斯告诉我，在割礼节中，他们在地上围坐成一圈，在每只膝盖上放一块小鹅卵石。如果在仪式中谁膝盖上的石头掉下来，那个男孩将终身背上胆小鬼的臭名。我之所以对这一点很了解，是因为路易斯那本关于吉库尤人历史和风俗的书，就是由他口述，由我记录的。

我为路易斯·利基工作不久，他和他妻子玛丽就邀请我去坦噶尼喀的奥杜瓦伊峡谷(3)，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考古发掘，跟我同去的还有在博物馆工作的另外一个英国姑娘吉莲·特蕾西。1957年的时候，奥杜瓦伊峡谷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知道它的只有在塞伦盖蒂平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马萨伊人。当年，塞伦盖蒂平原是个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对旅游者开放，谁也没有想到今后这里会修建道路，会定期有旅游公共汽车和小型飞机到那里去。当时去奥杜瓦伊峡谷根本没有道路，连小路也没有。我们离开从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到塞罗内拉的小路之后（这条小路现在已经成了塞伦盖蒂平原上一条通衢要道），吉莲和我只好坐在东西堆得满满的兰德越野车的顶上，为的是看清利基夫妇一年前留下的隐隐约约的车辙。

几年来，路易斯和玛丽夫妇每年都要花3个月时间到奥杜瓦伊峡谷去寻找化石，他们对在遥远的过去生活在塞伦盖蒂地区的史前动物的情况了解很多。虽然他们也发现了不少简单的石制工具，可是还没有找到制作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类人猿化石。正是为了寻找古人类祖先骨骼，他们夫妇才年复一年地到那里去。1959年，也就是两年之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发现一块类人猿头骨的，是他们的大儿子约翰尼。它被命名为“粗壮南方古猿”，但人们习惯上称它为“亲爱的小伙子”、“乔治”，或者称它为“胡桃夹子人”，因为他的颌骨和牙齿显得大而有力。

我们于黄昏前到达奥杜瓦伊峡谷。随后我们迅速支起帐篷，点燃篝火。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做日志，否则多年之后的今天能有一份书面记录该有多好！我到奥杜瓦伊的开头几天究竟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从八九岁开始就一直梦想到非洲去，与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在矮树丛中，如此算来也有大约14年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就生活在梦想的世界之中，梦想成真了：动物就在那里，在我们帐篷的四周。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篝火边，常常可以听见远处狮子的吼声。吉莲和我共住一顶帐篷。后来我们躺在帐篷里的小床上，有时候还能听见一些频率很高、非常奇怪的咯咯声，像猫叫一样的悲鸣声，以及与众不同的呜咽声，我们知道，那是带斑鬣狗发出的声音。

每天工作结束后，吉莲和我就自由地到处转一转。有时候我们还下到峡谷底部。那里长着金合欢属树木和叶子像匕首的虎尾兰属植物和野生龙舌兰。有时候我们爬上陡峭的斜坡，到平原上去走一走。那里的草受到旱季烈日的暴晒，叶子已接近枯黄，只有被无情的风扬起的灰尘蒙着的地方才有一些生机。草原上的大批角马、斑马、汤姆森瞪羚早已销声匿迹。它们的迁徙跟它们所需要的水源有关，它们会随着降雨的情况而迁移。可是我们发现，还有许多动物仍然生活在峡谷及其周围地区，因为它们可以从多汁的植物叶子和根上获得足够的水分。我们经常会惊动一对对的小羚羊。它们的身体顶多只有兔子那么大，非常讨人喜欢。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格兰特瞪羚，偶尔还会看见一两只长颈鹿在草原上闲逛。

我们也有过一两次真正的冒险，比方说，我们就曾碰到过一只黑犀牛。犀牛的视力很差，可是那只犀牛已感觉到我们就在它附近。所幸的是，风是朝我们方向吹的。它用鼻子呼哧呼哧地嗅着，用蹄子在地上啪哒啪哒地刨着，用它那双猪一样的小眼睛朝四周张望，接着转过身，翘起尾巴，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非常激动，等它离开后，我才觉得两腿发软，胸腔里的那颗心在怦怦直跳。我们亲眼看见了犀牛，而且是在步行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和吉莲到了谷底那带刺的灌木丛中，我突然感到浑身上下很不自在，就像有人在注视着我似的。我转身一看，40英尺开外站着一只年轻的雄性狮子！它以极大的兴趣看着我们。吉莲想钻进浓密的灌木丛躲起来，但是我认为应当向上爬，到上面开阔的平地上去。我们小心翼翼地后退着离开狮子，慢慢朝峡谷边缘上方移动。那只狮子2岁左右，颈项上正开始长出蓬松的鬃毛。这个年龄的狮子好奇心特别强，而且那只狮子肯定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和吉莲这样的怪物。它跟在我们后面至少走了100米，然后看着我们从峡谷边缘爬上平原。事后，路易斯对我们说，那是我们命大，只要我们撒腿一跑，它就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因为它无法抑制把我们当成猎物追逐的好奇心，就像小猫追着绒线球玩一样。

我在奥杜瓦伊峡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采集化石。顶着热带的烈日干那样的活是比较苦的，可是也非常有意思。现场的初期开挖者是一些历年都为利基夫妇干活的几个非洲人。他们用镐和锹挖走表层的土。等他们快挖到化石层的时候，玛丽就提出剩下的重活由她自己亲自干。她认为，如果非洲人的镐头把一块重要化石弄坏了，那还不如由她自己干。有我这样的人当助手，玛丽很高兴，因为我年轻，身强力壮。我们抡着沉重的工具，汗滴如雨，但我们配合得很好。

等终于挖到化石层的时候，我们就用猎刀慢慢挑开硬土，寻找骨骼化石。一旦有所发现，我们就用很小的鹤嘴锄完成最后的这部分工作。我们每天至少要在化石发掘现场干8个小时，上午11点的时候歇下来喝点咖啡。中午很热，我们休息3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就都到一张油布棚下面的阴凉处去，把我们挖到的东西进行编号整理。在大部分时间里，挖掘本身是非常单调乏味的，但有时候挖到一些奇特的动物化石，我们也会感到激动不已。当然，我们总希望能第一个在奥杜瓦伊峡谷发现早期人类化石。

不过，也有的时候，虽然手上抓了一块骨骼化石，但却没有意识到，等我看清了或者感觉到它的时候，我会惊讶不已。我手里拿着的这块骨头，曾经是几百万年前在这个地球上行走、睡觉、繁衍的活生生的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个具有个性特征、有眼睛、毛发、特殊体味、声音的生灵。它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它是怎样生活的呢？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手上拿着的是一根长牙，是足迹曾经遍布平原的巨型野猪的长牙。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极其原始的时代，仿佛看见了野猪那长满鬃毛的巨大黑色身躯、炯炯的目光和寒光闪闪的獠牙。我几乎可以闻到它身上的浓烈气味，听见它磨牙的声音。有好几次，我都带着这样的遐想回到遥远的过去，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由艺术家复原的那个早就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的多彩世界。

奥杜瓦伊峡谷与我儿时在白桦山庄那片园子，跟平静的大海边那片沙石峭壁相隔十万八千里，可是那个对这种生活曾经梦寐以求的孩子，现在已经确实过上了这种生活。我那个充满善意取笑、充满爱心的家，我星期天所聆听到的特雷弗的布道，我在战后英国生活并步入青年时代的经历，造就了我的心灵，使我在奥杜瓦伊峡谷这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中不断探索。把儿童时期的我和青年时期的我联系在一起的，是我的思维过程的连续性。在奥杜瓦伊峡谷度过的3个月，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们被神秘的进化所包围，我无疑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我在那里的经历有助于我后来有关人类进化过程、道德的出现、人类所作所为的目的——我们的终极命运——等思想的形成。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路易斯·利基本人。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无计其数，尤其是在饭后，我们坐在非洲晴朗的星空下——明亮的星星似乎离我们很近——看着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篝火那跳动的火苗，在充满凉意的夜里感受到篝火带来的温暖，耳边不时还传来动物的叫声。我们的话题很广，有时讲故事，有时讨论当天工作中碰到的事情，有时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记得有一天晚上路易斯谈了吉库尤人的宗教问题。他说他们的宗教仪式中有很多方面，跟《旧约》中所描述的仪式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就连祭祀用的羊和鸡的颜色和年龄都一样。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他兄弟是蒙巴萨的一名主教——他就列举了这些相似之处。可是他兄弟从未给他回过信，也许因为他认为研究这样的问题不大合适。

路易斯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感到不解。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当时，量子物理学还没有进入物理学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人提出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但它几乎把有些宗教信仰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所谈论的是，人类这种动物通过进化逐渐在改善自己，包括他那十分复杂的大脑以及语言的出现，而语言的出现又使人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的进化。与在时间长河中身体上缓慢的进化相比较，文化上的进化往往导致急剧的变化。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闲谈时，我说上帝在向下界看，看到自己所创造的人间万物，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评价，觉得已经到了让他的孩子们明白——真正地明白——他们是什么的时候了。他们已随时可以接受圣灵了。

路易斯认为执迷不悟是最大的罪过。我想他对自己的父亲非常热爱，可是对他那种狭隘的苏格兰长老会式的思想却痛恨不已。他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有一件事涉及到一位吉库尤人的酋长。他的父亲觉得，如果能让这个酋长皈依基督教，整个部落的人都可能受他的影响。那将是一个传教士的卓越成就。经过几个月的劝说，那位酋长终于作出了决定。他表示愿意接受洗礼。路易斯的父亲喜不自胜，于是安排了一个日子，可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吧，成了基督徒之后，你就只能有一个妻子？”那位酋长少说有8个妻子。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说这件事要容他再想一想。那个星期天，酋长依然去了小教堂。“我决定不接受洗礼了。”他说得非常坚决。“我的妻子们忠心耿耿地伺候我，她们都是我的好妻子。如果我把她们甩了，她们会没脸见人的。我原先以为你们的神是公正的，现在我不这样看了。你们的神不是我的上帝。”他说完就走了。像这样一些故事直接撕破了层层仪式的表象，撕破了我们用于包裹真理火花的包装。

路易斯很喜欢探讨我们人类的早期祖先的行为。他学会了制作石头工具，喜欢让人看他如何打造石斧、石箭矢，以及其他石器。他以前经常考虑石器时代的人如何使用这些石制工具，他们如何狩猎，他们又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他思考问题不落俗套。他强烈地意识到，要想理解人类的起源，不仅需要熟悉过去的骨骼化石和物件，还需要熟悉史前动物的后代。例如，他就对几种现代羚羊的腿部骨骼和运动方式进行过详细研究，了解了它们腿部各种骨骼构造所具备的功能。根据羚羊骨骼化石的构造，就可以把它们的运动方式复原。使人感到更加激动的是，在奥杜瓦伊峡谷突然发现了许多羚羊化石，我看着化石上那些与肌肉相连接的小小的隆起部位和肌腱凹槽，深感其中的奥妙。

到3个月快结束、我们即将离开奥杜瓦伊峡谷的时候，路易斯开始跟我谈起他对黑猩猩、大猩猩和普通猩猩的浓厚兴趣。黑猩猩只有非洲才有，他们生活在从非洲西海岸向东一直延伸到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热带雨林地区。他听说最近有人在基戈马发现了黑猩猩的活动。那地方在奥杜瓦伊峡谷西南方向大约600英里，是坦噶尼喀湖以东的一片崎岖多山的地区。他解释说，那东部黑猩猩或者叫长毛黑猩猩，学名叫Pan troglodytes schweinfurthii。他对所有大型猿都感兴趣，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类的近亲。他认为有必要理解他们在野生状态下的行为，这将有助于他更好地猜测人类石器时代祖先的行为。这也将为他揭开人类史前之谜的终身追求提供新的途径。他根据经验丰富的解剖学家绘出的复原图，对人类石器时代祖先的模样心里已经大体有谱。他们的牙齿大小和磨损程度说明了他们喜爱什么样的食物。至于在他们生活遗址所发现的石器和其他物品的用处，他能进行卓有见地的猜测。可是从化石上无法看出他们的行为。路易斯认为，今天的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就是几百万年前那些像猿又像人的类人猿。所以他提出，他们今天所共有的行为，很可能体现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如果这样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早期人类的行为大概也会是这样。这样的思维推理方式，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遗传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物质，也就是DNA，只有略高于1%的差别。

路易斯非常希望能对这些黑猩猩展开科学研究。他特别指出，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因为没有任何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对于这样的野外作业，也没有什么指导性的原则；此外，那又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崎岖山区。那里会有危险的动物出没，而且人们认为黑猩猩至少要比人强壮4倍。我记得当时心里还在想，这样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他将找什么样的科学家去完成。

从奥杜瓦伊峡谷回到内罗毕之后，我继续为路易斯在博物馆工作。对于整天处于没有生命的动物包围之中，对于为了扩大科学收藏的标本品种而进行杀戮，我并不很开心。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随采集探险队去卡卡梅加森林，因为有无数动物在那里被捕捉、猎杀、剥皮后制成标本。我喜欢那儿的森林，可是我讨厌那样的标本采集。我理解那些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制作一个永久性的动物标本非常重要，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有些动物就会绝种。可是，有必要制作这么多同样种类的鸟、啮齿动物，或者蝴蝶的标本吗？看看各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非展览室吧：那里的一只只抽屉里装满了经过充填而制作的各种鸟类、小哺乳动物和成千上万种昆虫。这是对无辜生命的令人震惊的戮杀。

当时也是我第一次卷入了爱情旋涡的时候。它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因为布赖恩是个猎手——白人职业猎手——他带领那些想打猎的客户外出狩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是他面对困境时的勇敢精神。在此前不久，他遭到一次可怕的车祸，差点儿失去了双腿。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从脚趾到腰部都上了石膏，但表现得很勇敢。他吃了许多苦头，在我跟他来往的那一年当中，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他也有可爱和温柔的一面。他能善待所有家养动物，对饲养的野生动物也很好。他带我去过一些非常偏僻、人迹罕至、野兽出没、但景致非常优美的地方。可是，他猎杀的正是我到非洲来准备与之共处并进行研究的对象。我当时还年轻，天真地以为我可以改变他。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我们之间的事情是注定成不了的。不过那段恋爱的过程还是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它还使我对人的——尤其是我自己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路易斯时不时地谈到黑猩猩。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去观察研究他们而不是去杀害他们。有一天我说走了嘴：“路易斯，但愿你不要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而总是提起它。”

“简，”他目光炯炯地说，“我一直在等着你这句话。你觉得我为什么总在你面前说黑猩猩？”

我知道自己当时一定是张口结舌地看着他。他怎么可能认为我是进行这项重要研究工作的合适人选呢？我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文凭。可是他并不看重文凭。他告诉我，实际上他要选择的研究者应当到实地去，脑子里不要有科学理论方面的偏见。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有开阔的思路、强烈的求知欲、热爱动物、极有耐心的人。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人要工作勤奋，能够长期远离文明，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研究要花几年的时间。经他这么一说，我当然认为自己是最适合的人选！

实际上，自从我们去奥杜瓦伊峡谷之后，他就一直在仔细考察我。后来，他认定我就是他长期以来要物色的人选。他想让我在同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意识到它的艰巨性，甚至危险性。而在他选定我之后，我就急切地希望出发。我当时有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动身之前的准备工作会有多长。路易斯得想办法弄一笔资金，还要获得一些必要的许可。

在路易斯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回到英国，为未来的任务进行充分准备。有关黑猩猩的书，只要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关于他们在自然生活状况下的行为，书上几乎没有。1923年，亨利·W·尼森博士去过法属几内亚，对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进行观察。他在野外只呆了两个半月，而且在森林里行进的时候，有许多脚力替他搬运设备。他如此兴师动众，黑猩猩见状逃之夭夭也就不足为怪了。除此而外，还有人发表了两项对非人类灵长目动物进行野外观察的材料。在这两项考察中，观察对象分别是长臂猿和红尾猴，研究者首先尽其所能地收集了有关它们行为的资料，接着杀死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为的是确定它们的年龄、性别、生殖状况，甚至它们胃里吃的东西。这又是在杀害无辜的动物。有些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我是通过阅读两份关于对被捕捉到的黑猩猩群体行为的研究材料中获得的。沃尔夫冈·克勒和罗伯特·耶基斯都是心理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得出了关于黑猩猩智力的资料，令人大开眼界。我在伦敦动物园也对黑猩猩进行了观察——在那个装了铁栅的小小水泥笼舍里，只有两只萎靡不振的黑猩猩。我在那儿了解不到什么，而且对他们所处的境况感到震惊。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与此同时，路易斯为战胜当时的种种偏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谁会对一项被大多数人认定会失败的研究提供经费呢？他们说，利基肯定是大脑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想到让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年轻姑娘去进行这项具有潜在危险的研究呢？这是不道德的。所幸的是，路易斯并不在乎别人持什么看法。由于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此人便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莱顿·威尔基。他的公司所生产的是各种工具，他本人对利基收藏的史前物品很有兴趣。他以前曾经向路易斯的其他项目提供过资金，这一次他也出乎意料地答应提供一些种子基金——这笔资金足以购买一条小船和一顶帐篷，支付飞机票以及维持我在野外生活6个月的费用。这件事令人激动不已，可是还有一个大障碍没有克服。当时是1960年，坦噶尼喀（它与桑给巴尔合并之后称为坦桑尼亚）还是英国的保护国，政府当局听说让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到森林里去，感到大为震惊。可是路易斯对他们所给的否定答复并没有善罢甘休，最后还是他们作出了让步。不过有一条他们坚持没有让步，那就是，我必须带一位欧洲同伴。那么带谁呢？路易斯担心的是，带错了人会使我的成功化为泡影。这个人必须能与我较易相处，不与我争高比低，让我去进行我认为最合适的研究。还有谁会比万妮更好呢？她答应跟我一起去的时候，我真是大喜过望。

于是，万妮和我乘坐一辆超载的兰德越野车，经过充满冒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基戈马。给我们开车的是贝尔纳·韦尔库尔，他是科里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学家。他后来承认，他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母女俩了。经过湖上一段短暂的航行，我们就将到达那片树木丛生的小山丘。那里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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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是肯尼亚西部于1904—1959年留给欧洲人居住的一个地区。——译者

(2)　茅茅运动（Mau Mau），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译者

(3)　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是坦桑尼亚北部考古遗址。以其出土丰富的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而著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