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家表彰——牌坊的意义

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建筑——牌坊，这是一种没有实际使用功能的、纯粹精神性的建筑，一种标志性、表彰性、纪念性的建筑。

牌坊也叫“牌楼”，今天在一般人们的概念中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若严格地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本来它们是有区别的。牌楼的“楼”，是指牌楼上面的小屋顶。平时形容一座牌楼叫“三间三楼”“三间五楼”，即指牌楼的造型和规模，有几个开间（建筑上两根柱子之间叫一个“开间”），上面有几个小屋顶（图1-6-1）。还有一类没有小屋顶的，只有几根横枋穿插着（图1-6-2）。如果严格划分的话，应该是上面有屋顶的叫作“牌楼”，没有屋顶的叫作“牌坊”，但是平时人们一般也就没有刻意去区分了。

然而，我们注意到“牌坊”的“坊”字，并不是作为一种建筑构件的横枋的“枋”，而是里坊、街坊的“坊”。牌坊的由来和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有关，里坊制本来就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城市管理制度（见前面相关章节），“坊”是里坊制中划定的一个街区单位、管理单位，以“坊”的管理来防止老百姓违反道德的行为。《礼记》中专门有一篇《坊记》，其中说：“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元代学者陈澔注释说：“‘坊’与‘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犹以堤防遏水之流也。”（《礼记集说》）“坊”就是“防”的意思，就像堤防着水的泛滥一样，礼防着人们的行为逾越规矩。里坊制中的每个里坊都有“里门”或“坊门”，而当儒家礼教思想日臻完备的时候，坊门这种带有防止老百姓作乱的实际功能的建筑就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性建筑——牌坊。

牌坊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表彰和纪念；二是地域标志。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所谓表彰和纪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弘扬道德思想的一种手段，国家通过对某人的表彰和纪念来宣传一种道德理想，用以教化民众。被表彰和纪念的人主要有几类，如积德行善的好人、坚守贞节的女性、读书做官的才俊、乃至健康长寿的老人等，而且这种表彰都必须是由皇帝亲自下旨的。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牌楼正中间最上面都有一块较小的竖匾，上书“圣旨”或者“恩荣”，表明是皇帝亲自下旨表彰，古代规定没有皇帝的圣旨是不能立牌坊的。

牌坊中数量最多的是表彰女性的所谓“贞节牌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礼教重点防范的一个领域。“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礼记·坊记》）礼必须严格防范人们逾越男女规矩的行为，而要防范的对象尤其是女性，于是制定出许多专门用以规范女性的道德戒律，总的来说就归结为“贞节”，要求女性们严格遵守。到礼教发展高峰的宋代，甚至出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观念。中国古代关于女性贞节观，所谓“节妇”“烈女”的故事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近乎残忍。《烈女传》上说，楚昭王在外听说家乡发生洪水，派使者回家接夫人出来，因使者走得急，没有带楚昭王的亲笔信，夫人明知危险，但就是因为没有丈夫的手迹而不肯随使者出走，以至于被活活淹死；《榖梁传》上记载，贞女伯姬家中失火，众人劝她逃避，而伯姬却因坚持“父母不在，宵不下堂”的信条，不肯逃离而被活活烧死；“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中国老幼皆知，然而孟姜女下嫁杞良的故事也足以说明她的“贞节”。《琱玉集》中说杞良因逃避苦役翻墙跳入孟家后院，偶见孟姜女正在洗浴，孟姜女便因“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的理由，愿以一个大家闺秀的身份下嫁一个苦役；《明史》上记载有吴县的王妙凤，因为一男子调戏她，碰了她的手，便操刀砍掉自己的手臂。如此等等，贞节故事千奇百怪，何等“壮烈”。封建礼教在这一点上发展到残忍的地步，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很多都是从冲破家庭婚姻的礼教开始的。中国古代这些关于女性贞节的观念，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树立榜样而教育民众。而各地矗立着的贞节牌坊就是这种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以至于中国民间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俗语，用以讽刺那些表里不一的人。这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牌坊似乎就是专门用来表彰女性贞节的。然而事实上，牌坊所表彰的对象和内容远不止是女性的贞节。

积德行善的好人也是立牌坊表彰的重要一类，我们今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乐善好施”之类的牌坊。所谓“乐善好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好人好事，我们可以设想雷锋要是活在古代，国家肯定会为他立座牌坊。中国现存最大规模的牌坊群是安徽歙县棠樾村牌坊群，一连七座牌坊矗立在村外的大道上（图1-6-3）。这个牌坊群就是为了表彰棠樾村中的一个大家族——鲍氏家族的贡献。鲍氏家族自南宋时迁来此地，世代居住在棠樾村，村中男性大多在外经商、读书、做官，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女人们在家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友爱乡里，多次得到皇帝的表彰，因此建了那么多的牌坊。如果说表彰女性的贞节牌坊是封建礼教的极端观念的表达，它的背后甚至可能是一部血和泪的历史，那么这种充满善良、友爱、积极上进的德行则是促使社会进步的，是应该表彰和值得纪念的。棠樾村牌坊群中有一座为旌表宋代鲍佘岩、鲍寿逊父子而建的“慈孝里坊”。父子二人被盗匪抓获，要二人杀一，并要他们自己决定。不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甚至感动得盗匪都不忍下手。此事被上报朝廷后，皇帝赐建此坊，并且明朝永乐皇帝和清朝乾隆皇帝都曾颁旨表彰，成为父慈子孝的楷模。

牌坊中还有一类较常见的是表彰功名的，中国古代的功名简单来说就是读书做官。科举取士是古代人们进入仕途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而各地方政府也要以这些人的功名之路来教育和激励后人，鼓励求学上进。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状元”“进士及第”“大学士”等带有官职名称的牌坊，它们都属于这一类。显然，从国家和社会政治来说，读书做官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当然要给予表彰。

从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最难以理解的一类是表彰长寿的牌坊。例如湖南溆浦县有一座“百岁坊”就是老人活到百岁，皇帝给予表彰；安徽绩溪县有一座“双寿承恩坊”，老两口都活到高寿，受到皇帝表彰（图1-6-4）。健康长寿当然是好事，但是这本来应该只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无关乎国家和社会政治。不过中国人一直都有敬老的传统，这个传统还有政治性的含义。因为在宗法社会中，年纪大就意味着辈分高，同时社会地位也高。所谓“伦理”，就是长幼上下的等级次序，年纪大、辈分高当然就处在伦理关系中的高端位置。处在伦理等级的高端就不仅仅是受人尊敬，而且拥有相应的权利。《礼记·王制》中说：“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这里明确了人的年纪和权利地位的关系，五十岁可以拄着拐杖在家里行使权利；六十岁可以拄着拐杖在地方上行使权利；七十岁可以在地方政府行使权利（“国”指诸侯国，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八十岁则可以在朝廷里说话了；而若活到了九十岁，天子要是有问题请教还得亲自登门并带上礼物。当然，《礼记》那个时代经济生活和医疗条件都比今天差许多，人的年龄也不能和今天相比，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天七十岁甚至都不能算老了。那时活到七八十岁是不容易的，九十岁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中国古代把超过一百岁的老人称作“人瑞”，意思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像神一样的祥瑞之物了。古代在国家繁荣昌盛的时候，皇帝要在宫廷中举行“千叟宴”，尽可能把各地的长寿老人都请来赴宴，康熙和乾隆皇帝就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过“千叟宴”（图1-6-5）。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人的年纪上升到社会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专门为长寿老人立牌坊就不难理解了。

牌坊作为一种表彰纪念性的建筑，往往建在最突出、最显眼的地方，建筑高大雄伟，富有艺术装饰性，久之就变成了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后来人们便专门采用牌坊的形式来做地域标志或重要建筑的标志，一些大型庙宇、祠堂、书院或其他重要建筑都有可能在前面大路口竖立牌坊，告诉人们到了某某地域了，必须恭敬严肃了。例如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所在的成贤街，就在街口竖立了牌坊。甚至有些并不是重要建筑所在地，而只是人口集中、商业繁荣的地方，也树立起牌坊，一是作为地域的标志，二是通过牌坊上的名称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例如北京城中的“东四”“西四”和“东单”“西单”，就是因古代那里都竖有标志性的牌坊而得名。有意思的是，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都是在一个十字交叉路口朝四个方向分别竖有一座牌楼。东四的四座牌楼分别叫作“思诚坊”“仁寿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西四的四座牌楼分别叫作“金成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而东单和西单分别只有一座牌楼。但是，我们今天只知其地名，却再也看不到古代街坊的真实场景了。不过，在一幅清朝古画《都畿水利图卷》中，我们还能看到当时北京城中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大致情形（图1-6-6）。除了作为城市街道的标志之外，还有一些城市在快要进入城市之前的大路上也竖立一座牌坊作为城市的标志。今天很多城市都有“三里牌”“五里牌”之类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地方曾经是进城之前的一个标志，告诉人们离城还有多远。

中国古代注重建筑的政治性，牌坊由一种表彰和纪念性建筑发展成一种标志性建筑，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建筑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