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仪制度与建筑礼制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最集中的体现是等级礼制。礼制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礼制绝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礼”也绝不只是我们平常说的“文明礼貌”，而是贯穿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一种行为规范。“礼”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礼仪交往、文化教育、艺术审美、家族关系，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所有细节方面。中国古代强调以礼治国，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社会规范都按照“礼”的原则来制定，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以礼治国的思想原则是周朝确定的，周朝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叫《周礼》。《周礼》是统一国家的时代符合中国宗法家长制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的一种治国方式，然而在春秋战国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周礼》显然不合时宜，于是各诸侯国都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治国的思想和制度。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形成了很多哲学流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诸子百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本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哪一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大家都希望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而提倡谦虚礼让的《周礼》和符合于《周礼》精神的儒家当然不被人们重视，周朝以来形成的以礼治国的局面，至此已经是“礼崩乐坏”，一片混乱。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奔走呼号，却处处碰壁，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秦朝统一天下后，仍然没有恢复《周礼》，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是采用和儒家思想完全对立的法家思想而富国强兵、夺得天下的，因而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朝仍然坚持法家思想，而不用儒家提倡的礼治。直到汉朝再一次建立起稳固的统一国家时，才决定恢复《周礼》，以礼治国。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家为一尊，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推崇的正统思想。

礼制的主旨思想和基本内容就是等级制，通过各种礼仪规范，让人们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和角色。《礼记·经解》中解释：“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家室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如果人们都能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整个社会就会秩序井然，不会出乱子。《论语》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古代的一种宫廷乐舞，舞者排成八条纵向队列，称为“八佾”，这是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乐。季孙氏只是一个大夫，竟敢在自己家里享用八佾之舞，这是一种僭越。所谓“僭越”，就是等级、地位低的人去追求享用高等级的礼遇。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发生这样的僭越礼仪的事情是常有的，维护礼治的孔子对此当然深恶痛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建筑是礼仪制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建筑中的礼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筑等级制度；二是礼制建筑。

建筑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建筑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建筑史上，像中国这样把建筑划分出如此明确、如此详细的等级的只有中国。建筑等级制度是按照建筑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把建筑划分成若干等级，什么样的人享用什么等级的建筑。建筑的等级表现在建筑的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屋顶式样上。中国古代建筑有多种屋顶式样，其中最主要的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卷棚、盔顶、盝顶等（图1-5-1）。庑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式样，只有皇家建筑才能用；歇山顶次之，可用于宫殿、寺庙等一般较大规模的建筑；而一般平民百姓的建筑只能用悬山顶、硬山顶。庑殿顶和歇山顶又有重檐和单檐之分，重檐等级高于单檐。一般来说，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几种式样是有等级区别的，而攒尖、卷棚、盔顶、盝顶等其他式样一般不加入等级序列。因为这几种式样都属于艺术性较强的建筑式样，一般较少用于宫殿、寺庙等正规的建筑群，而多用于风景园林之中，用以点缀景观，例如盔顶的岳阳楼（图1-5-2）、攒尖顶的爱晚亭（图1-5-3），这些建筑就无所谓等级差别了。另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有地方特点的式样，例如山西、陕西的单坡顶民居，东北地区的囤顶民居，甘肃、青海的平顶民居，等等。

建筑的数量关系也是表现建筑等级的重要手段。例如：《礼记》中规定祭祀祖宗的宗庙建筑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意思是祭祀祖宗的庙宇，天子的有七座殿堂，诸侯的有五座，大夫的有三座，士有一座，平民百姓就在自家住宅里祭祀。又如建筑的开间数（建筑物两根柱子之间叫一个“开间”）表明建筑的体量规模，分别为九开间、七开间、五开间和三开间。九开间的是皇帝专用建筑，只有皇宫和皇家庙宇才能使用；七开间的是皇亲贵族的王府和朝廷高品级大臣的建筑；五开间的是一般官吏和地方政府建筑；老百姓的建筑只能做三开间。即使是家财万贯的大富商，也不能建造五开间、七开间的建筑，于是就只能在装饰上做文章。那些代表民间宗族势力的祠堂和商人集团的会馆建筑都是虽然装饰极度豪华，但是开间数不能突破规制。皇帝的最高等级九开间在明朝时有一个突破，北京紫禁城中的太和殿做到十一开间（图1-5-4），但是在制度上仍然以九开间为最高等级。这是因为“九”是一个有着特殊含义的数字，它是阳数（奇数）中最大的数（1、3、5、7、9），也就是阳数之极，所以“九”就成了皇帝的专用数，只有皇帝的建筑上才能用“九”。除了开间数以外，还有如斗拱九踩、台阶九级、门钉九路（皇宫大门上的巨大铜钉排列成九行）（图1-5-5）、屋脊上坐兽九尊等，都是最高等级的象征。随着数字的降低，建筑等级也随之降低。

除了数字之外，还有很多方面都是有等级差别的。例如色彩，以黄色为最高等级，是皇帝的专用色；其次是红色；再次是绿色；最后是蓝色。除皇家建筑之外，任何人都不准在建筑上使用黄色，红墙黄瓦是皇家建筑的色彩。在严格实行礼制的时代，任何人的建筑都是不能用黄色琉璃瓦的。长沙岳麓书院和旁边的文庙一个白墙黑瓦，一个红墙黄瓦，两个关系紧密、直接相连的建筑群，却是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图1-5-6）。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国家推崇的正统思想，文庙作为祭祀孔子的庙宇，在历朝历代都被列为最高等级，等同于皇家建筑，与皇宫一样——红墙黄瓦。而书院只是一般民间建筑，与文庙不是一个等级，所以它们虽然同在一起，却采用不同的建筑风格。除了建筑，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服装，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不能穿黄色，“黄袍加身”就是当皇帝的象征。皇帝若给谁“赏穿黄马褂”，就是给予了最高的奖赏。

建筑等级除了表现在上述屋顶式样、数字、色彩等方面之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彩画的式样、台基的式样、踏步的式样等。

建筑的等级制度作为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中，对礼制等级的僭越是犯法的行为，严重者可招致杀身之祸。四川平武县有一座报恩寺，据说原是明代当地佥事王玺想仿照北京紫禁城为自己建造的王府，被朝廷发觉，欲问其罪，王玺立即解释不是为自己建王府，遂以“报答皇恩”为名奏请修建“报恩寺”。明英宗颁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土官王玺算是逃过一场杀头之祸。然而建好的宫殿也不敢住了，真的就做了报恩寺（平武报恩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到严重破坏）。

“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礼记·经解》）礼仪制度的制定，目的就是要在人们心里树立起等级观念，让人们不要有过多的奢望。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向往更高等级的礼遇，僭越的事情不断发生，而且这种事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变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直到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大楼仍然互相攀比，一个比一个雄伟壮丽，县政府想要超过市政府，市政府想要超过省政府，甚至有的模仿白宫，模仿天安门。这其中或许有“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考虑，或许有僭越等级礼制的心理。现代建筑的风格式样和过去不同了，但过去的建筑文化心理还在延续着。

礼制在建筑中的影响，除了建筑中的礼制等级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礼制相关的建筑类型。中国古代有很多种建筑类型都是因礼仪制度和礼制文化而产生的，例如象征最高权力的礼制建筑——明堂，祭天地祖宗的祭祀建筑——坛庙、祠堂，宣明伦理政教的教育建筑——学宫、文庙等。这些建筑类型都是中国所特有的，都和儒家礼教直接相关，可以说就是因礼教而产生的，没有礼教就没有这些建筑。

明堂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它是天子的建筑，但是又不是皇宫中处理朝政的殿堂，也不是皇帝居住的宫室，而是一种只是用来举行仪式的纯粹象征性的建筑，这就是一种礼制建筑。这种建筑没有实际的使用功能，却是天子权力的象征，意义重大，地位崇高。从各种史籍中关于明堂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其重要性。《礼记》中记载：“（周）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代天子执政，必须在明堂进行，因为明堂是天子权威的象征。“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礼记·明堂位》中也记载有天子于不同季节在明堂朝会诸侯，并率领他们前往各处坛庙进行祭祀，举行敕封、奖赏等仪式。著名长诗《木兰辞》中描写了木兰从军立功回朝时的情形：“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这些都说明明堂是一种象征性的礼制建筑，它代表国家，代表天子的权威。

关于明堂的建筑形制，历史上有过多种考证和推测，今天已很难得出准确的定论。早在《周礼》中就有关于明堂的明确规定，但是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朝的战乱之后，人们已经不知道明堂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汉朝恢复了儒学的地位后，当人们要再建明堂的时候，关于明堂的性质、作用、建筑格局和式样等都无法确定，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汉武帝祭泰山时要建造明堂，竟不知道怎样建，于是请来一帮文人仔细考证秦朝以前周朝、商朝、夏朝的明堂建筑形制，甚至连传说中的黄帝的明堂都考证了出来。一个叫作公玉带的儒生画了一个图样，说是他考证出来的黄帝明堂式样，其可靠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汉武帝还是采纳了，这说明人们对于礼制和“正统”的重视。

史书中关于明堂的建筑形制有不同的说法，《考工记》中记载“明堂五室”，即金、木、水、火、土五室。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于东北，火室于东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土室于中央。”但《礼记》中却说明堂九室。从各方面的考证来看，《礼记》中“九室”之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所谓“九室”，就是在一个正方形平面的建筑中，用“井”字分格的方式划分为九个堂室。中央的叫“太室”，东、南、西、北四个室分别叫“青阳”“明堂”“总章”“玄堂”（有的书中叫“元堂”，古书中“玄”与“元”同义）。同时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与方位的对应，东南角为“火室”，西南角为“金室”，西北角是“水室”，东北角是“木室”，中央的“太室”同时也是“土室”。《礼记·月令》中明确记载了皇帝一年中十二个月分别在不同的室中进行活动：“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依此类推。

《文献通考》中记载：“朱子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元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元堂左个；中是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按清代学者陈澔的解释，四个角上的四个室根据方位朝向的不同都有两个名称：东北角上的“木室”，相对于东方来说叫“青阳左个”，相对于北方则叫“玄堂右个”；东南角上的“火室”，相对于东方叫“青阳右个”，相对于南方则叫“明堂左个”，依此类推（图1-5-7）。

1956年，在西安南郊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汉朝的礼制建筑群，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礼制建筑实例，它实际上就是明堂建筑。通过对其考古发掘的平面图进行分析，本人认为《礼记·月令》中所说的“左个”和“右个”可能并不像朱熹和陈澔所说的那样四个角上的房间根据方位朝向的不同都有两个名称，例如东南角上的房间朝向东边就是“青阳右个”，而朝向南边就是“明堂左个”。从西安南郊的礼制建筑群考古发掘平面图来看，中央是一个正方形大房间，东、南、西、北四个朝向的房间每个都有三个开间，四个角上还各有一个正方形小房间（图1-5-8），与史籍中记述的礼制建筑的基本形制是比较吻合的。中央的四方形大房间是“太室”（“土室”），其他四个角上的正方形小房间分别是东北角上的“木室”、东南角上的“火室”、西南角上的“金室”和西北角上的“水室”。东、南、西、北四个朝向的房间每个都有三开间，每一个开间即一个房间。朝东边的三间是“青阳右个”“青阳太庙”“青阳左个”；朝南边的三间是“明堂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朝西边的三间是“总章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朝北边的三间是“玄堂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图1-5-9）。这样，中央的太室（土室）加上东、南、西、北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个堂（每个堂有三间），再加上四个角上的木、火、金、水四个室，即是《礼记》中所说的“明堂九室”。

汉朝是礼制建筑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汉朝开始定儒学为“一尊”，全面恢复周朝开始推行但还没来得及完善的礼制。东汉以后，到魏晋南北朝又是战乱、分裂的时期，礼制再一次遭到破坏。直到隋唐的统一，礼制才又得以恢复。史书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期在东都洛阳建造了一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明堂，其遗址在今洛阳市唐宫路、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处。据史书记载，其建筑“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是当时洛阳最宏伟的建筑，号称“万象神宫”。这座建筑不仅规模大，而且特别高。这样的建筑高度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故又称“通天宫”。此后再也没有建造过这样大的礼制建筑。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现存的唯一一座礼制建筑——辟雍，在北京国子监内，它是清朝皇帝讲学之处。一个圆形水池，中央一座四方形殿堂，这是古代礼制中规定的明堂辟雍的典型形制（图1-5-10）。西安南郊发现的礼制建筑也是圆形水池、中央一座方形殿堂，只是清朝的明堂辟雍方形殿堂的内部格局已经有所变化，不再是古代的“五室”或“九室”的划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