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调研特色

调研团队正式组建后，深入细致开展了立法调研工作，具有鲜明特点：

（一）广泛性

调研所涉人群类别广、人数多，具有广泛性。调研团队组成后，常务工作人员达16人，其他参与组员达20多人，派出参与调研50余人次，访谈机关干部、群众、座谈专家、函调专家等100多人，问卷调查对象包括网络调查对象2000多人，参与者除了立法专家、规划专家、历史文物保护专家外，还有政府部门干部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等。而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职业有军人、自由职业者、无职业者，生产和服务行业工人、自主创业者、私企老板、工程师、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IT技工、学生和退休人员等，几乎涉及社会上的所有行业和职业，具有广泛性。

（二）针对性

坚持问题导向，调研访谈和问卷调查具有针对性。本次立法调研，调研团队针对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想要解决的突出矛盾而进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针对利益相关人座谈中反映的，“有问题向几个政府部门打电话，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是相互推诿，建议当事人向其他部门反映”等情况，在部门访谈中，调研团队专门设计了“你所在部门是否收到过市民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投诉，如果收到过是如何处理的，处理投诉中是否会涉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等问题。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根据座谈会上利益相关者提出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修正了调研团队的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确定了“您所居街区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备选答案调整、充实为“建筑风格不统一”、“原住民搬离较多本土文化特色保留传承不足”、“部分重要建筑毁损灭失”、“过度保护民众居住生活不便”、“欠缺公众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未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其他”等选项。总之，调研团队坚持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又针对问题进行进一步调研，或者根据调研发现的问题修正原来的调研方案和内容，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问题导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三）本土性

为更好地保护惠州本地历史文化遗产，调研团队在问卷设计、专家座谈、利益相关者座谈、部门访谈和历史街区业主的访谈中，针对的是本地存在的问题，涉及的问题具体、翔实而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例如，在利益相关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惠州历史欠债较多，在整改较难、花费较大，而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要避免主观臆断、拍脑袋决策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而应当有一个民主科学的机制，公众充分参与来确定先保护哪些，后保护哪些。否则政府把应该保护的还没有纳入保护范围，特别是一些历史久远的历史建筑，保护价值更大，但政府却把相对没有这么大价值的历史建筑花了重金去修缮和保护（如南宋贬官秦鹏飞的遗址没有保护好，而错把清代房子大加保护）。此外，还有诸如“买卖、租赁都没有标准，市场调节不充分，漫天要价”的问题，“历史遗留的产权属个人，使用权在政府”的问题，“一些地名标示错误”的问题，“历史文化街区不是所有建筑都是历史建筑，不要把非历史建筑也作为历史建筑保护起来了”的问题等，都具体涉及历史街区中从业者和居民切身利益，调研团队都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切实贯彻了调研的本土性。

（四）补充性

立法调研针对已有法律法规查缺补漏和细化，具有补充性。惠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健康有序地开展，遵守执行上位法。在调研中，调研团队发现，上位法已有明确具体规定的，执行较好的，没有突出问题需要解决的，一般问题只需要通过强化执行就能解决的，就不再作为立法调研的重点。上位法有规定，但不明确，或者因为本地矛盾纠纷特别多，问题突出，需要进一步细化规定的，立法调研必须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回应，提供解决机制和法律依据。上位法没有规定的，而本地又需要解决、问题比较突出的，这是调研团队立法调研的重点。所以说，地方立法的补充性，决定了立法调研的补充性，也决定着立法调研内容内部的权重。

（五）民主性

本次立法调研充分反映了利益相关人和社会不同职业、群体的真实意愿，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在本次立法调研中，调研团队坚持民主立法的价值取向，使社会各界公众，包括专家、学者、立法工作者和社会普通公众广泛、全程参与立法调研的全过程，使立法调研尽可能实现了科学化、民主化，真正体现和表达人民群众的意志，充分反映了民意、广泛集中了民智，为调研报告的撰写和以后相关的立法起草工作夯实了基础。不管是在问卷调查中，还是在利益相关者的座谈、专家座谈和居民访谈中，他们的利益和意愿都得到了充分、完整和真实的表达，即使是个别人在访谈或者座谈中言辞较为激烈，调研团队都予以尊重并记录下来，为以后民主立法提供一个真实的民意基础。所以，调研团队的立法调研，不仅具有范围的广泛性，具有民主的形式，还具有民意反馈的充分性、真实性，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