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蓝”的“礼”与“俗”

现在人们都知道清明节要去踏青、扫墓，知道冬至的时候要吃饺子，端午节要吃粽子……在形容它们的时候会说，这是“礼俗”。那么，“礼俗”这个词的内涵就是指类似于这样的风俗内容吗？其实不然，“礼俗”中包含着“礼”与“俗”两个部分，现代人们提到“礼俗”时含义更倾向于“俗”，那么，“礼”与“俗”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礼”与“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俗，习也。”风俗就是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与他同时期的学者郑玄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俗谓土地所生习也。”“土地”是指人们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气候、人文等各种要素在内。人们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自的习俗。但是，随着文明的进程，这些风俗并不合乎制度的需要、统治的需要、上层人际交往的需要，于是，就有必要将它们加以规范并上升为一种制度来让人们遵守，维持有秩序的生活，这就是“礼”产生的必要性。

由于风俗是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的，它有巨大的、难以一时克服的惯性，所以将风俗完全改变，另外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让人们来遵守是完全行不通的。又由于“礼不下庶人”，“礼”是贵族及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庶人”间通行的是风俗，如果想让“礼”具有尽可能大范围的约束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制度和旧的风俗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样既能让“庶人”喜闻乐见，也能推进社会的变革。这就必须有一个从“俗”入“礼”的过程。

在从“俗”进入到“礼”的进程中，儒家尽可能地保留了既有风俗的外在形式，而在提升其文化内涵上下了功夫，为风俗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这样，总体看起来还是原先的外壳，但是灵魂已经被抽换了，这就形成了“礼”。以婚姻为例，在人类社会早期，几乎没有婚姻关系，只要是异性，就可以随便交合。后来人们认识乱伦的性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人种的质量和道德观念的确立。于是，逐渐有了一夫一妻制，为了进一步规范婚姻关系，儒家制定了婚姻的仪程，而且还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限定：将“取妻不取同姓”用礼的形式规定下来。

“礼”产生了，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替代了“俗”，“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它与“礼”的不同大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俗”有地域性，它是特定生活圈内的文化。如同样过端午节，北方和南方的风俗就不同。“礼”没有地域性，如清代官员无论是谁，面见皇帝行的“礼”都是一样的。

二是“俗”具有大众性，对于文化层次没有要求。而“礼”属于“雅”的层面，“礼”仪式复杂，内涵丰富，往往蕴涵着深刻的理念，所以要求行礼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三是“俗”属于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规定性，但约束力比较弱。“礼”有严格的规定性，行礼的场所、礼器的组合、宾主的位置、仪节的先后等，都是不能违反的。在古代，往往以“礼”治国，“礼”甚至具有法律效力。

从“俗”到“礼”，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礼”与“俗”的不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周公制礼，伯禽趋跪

上古时期，人们之间只有生活习俗，没有礼法。后来，周公根据“因俗制礼”原则制礼作乐，并以身作则地实践着。

周公有个叫伯禽的儿子，他跟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见了周公三次，结果三次都被父亲痛打一顿。伯禽很纳闷，就去问商子。商子说：“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做乔木；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做梓木，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原因了。”伯禽听后就去看了。他看到的是乔木生得很高，树是仰着的；梓木长得很低，树冠却低俯着，一副谦恭的样子。伯禽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告诉了商子。商子对他说：“乔木仰起，就是做父亲的姿态；梓木俯着，就是做儿子的姿态。树有高低之别，人也应该有区别长幼的礼节啊！”第二天，伯禽再次去见周公，一进门就很快走上前去，行了一个跪拜礼。周公看到后终于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