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1]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从尼日尼[2]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3]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头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4]！”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5]。”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龌龊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两眼紧闭，老是一声不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6]，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大家都对我嚷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
“再动我就打你了！”
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胀大了，挤得我难过，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凶，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
“我不想睡！”
“不想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表示同意，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瞧，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像一根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祖母说话好似在用心地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丰润，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通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把我也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含着泪水。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
“啊？”她抖擞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
“你哭什么？”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吱吱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都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价醉醺醺的，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开我们。她始终沉默着。她身躯高大，挺直，面孔发黑，铁似的冷静，粗大的浅色辫发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全身结实而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人家笑您呢，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啊！瞧它，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瞧那教堂，活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央求我母亲说：
“瓦留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嗯？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摩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着……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
“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铺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践踏了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7]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曲卷着；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苍白，蓝眼睛，挺大的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
“噢唷，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气愤愤地说，“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显得疏远了似的。
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敌意，他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很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满院子挂的都是整幅的湿布，到处摆着桶，桶里盛着稠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旁屋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沸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