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的遗产和资源型城市的前路

大庆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它让中国的石油开采重心从西北转移到了工业更为发达的东部，在国际局势紧张的状况下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大庆石油的大量出口还带来了外汇收入，缓和了与日本等国家的关系，提升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性。大庆还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文化的样板，“工业学大庆”，它的生产模式和工人文化大量输出全国，这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在一定时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今天，大庆还在寻找大庆以外的油田。在本地油田资源开发濒临枯竭后，油田开发者们迫切期望能找到增量资源。这是所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共同面临的命题——如何在自然赋予的区位优势消失前，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保障了石油自给

几十年后回看大庆，大庆最夺目的贡献当然是石油。作为一个开发历史达到60年，累计生产原油24亿吨，上缴税费及各种资金近3万亿元的油田，这些数字早已让大庆跻身世界同类油田开发的先进水平之列。

除了经济层面的价值，中国石油供应自给自足还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大油田的发现和快速投产，驱散了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缺油的阴云，事实上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者侯丽看来，这是一个新生国家最大的幸运：“丰富的石油矿藏位于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地上已有日本人和俄国人建好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大庆位于原中东铁路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以一个三级小站萨尔图为基地，石油开发所需的大规模物资运输靠火车顺利完成。”

从整个中国的经济空间布局看，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改变了国家工业布局的版图。它让国家的石油工业中心从西北回到了国土的东北部，这里距离苏联援建的重工业项目和此前的工业基础更近，黑色血液辐射中国经济大动脉更为顺畅。

出口创汇和国家地位的提升

除了满足国内的需求，石油也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国可供出口的产品不多，石油是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1972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日本经贸团，日方团长稻山嘉宽提出希望每年从中国进口1亿吨石油。对日本来说，它希望减轻对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中国的石油成了它绝佳的选择。

1976年4月30日，10万吨的大连原油码头建成投产，打开了中国到日本的能源通道。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大转换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减少石油供应，引发油价巨幅上涨。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基准原油价格暴涨了4倍，整体油价一路飙升至1970年价格的10倍。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实现了石油产量的连年攀升，到1978年实现了1亿吨的突破。这是一次卡位极为精准却又惊险万分的转身，如果没有大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可能早已难以维系。

高油价对当时的中国是利好，中国从高油价中获利颇丰。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中国出口日本的石油价格出现了跳跃式变化。1973年中国出口给日本的原油价格为4.59元/桶，1974年年初已跳至14.8元/桶，1975年价格有所降低，但依然达到12.8元/桶。

通过出口石油，中日贸易额实现了快速增长。1972年双方贸易额为10.39亿美元，到1978年已经增长到了48.2亿美元，几年时间提高了3倍多。其中，增长的工矿产品占比颇大，来自大庆的石油占据的分量蔚为可观。

到1979年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8.4亿美元，当年就增加了6.7亿美元。“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邓小平对石油出口乐见其成。

用石油换回的外汇都换成了各种进口的技术和设备，比如乙烯生产装置、化纤设备和技术、石油开采的钻机、地震仪器等，这有利于中国轻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化工工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商界为争取来自中国的石油，积极斡旋，希望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也让中国在外交上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除了日本，东南亚国家也希望中国供应石油。当时，泰国和菲律宾都积极寻求来自中国的石油资源。这一时期，石油成了中国改善外部生存环境的重要筹码。

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模板

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模板，大庆的建设模式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大庆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石油资源，而且还在于为国家造就了一支英雄的工人阶级队伍，培养输送了一批领导骨干和科技骨干。”这是1996年油田开发35周年，大庆实施新的开发规划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评价。

特殊时期的成功，让大庆从荒地和工业化前的不毛地带，一举跃升为经济版图上的中心地带。

“工业学大庆”，这里锤炼出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文化，沉淀下了共和国发展工业的路径，这些成果被推广到了全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它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在于，这些大庆会战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们，主导了后来的三线建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深受大庆政企一体发展路线的影响。比如，伊春的林区建设就汲取了大庆的经验。1962年10月周总理讲到伊春林区建设问题时就提出：“我看今后林区、油区没有其他工业的，就不要搞大城市。我看就是萨尔图这个办法。这样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大庆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当然也带有那个时期的局限性。

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是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体力量。到1978年，国有经济产值在工业总产值里上升到了77.6%。它们集中在高积累、高投资和重工业部门，这种高集中、高积累率、过于偏向重工业的倾向，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自主权，忽视了微观经济效率，在资源配置上，财富没有流向人民的生活。1953-1978年，中国的工业年均产值增长11.4%，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9%，但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仅2.2%。

这在大庆有非常直接的体现。繁重的生产压力让油田开发的前20年里，当地根本无力兼顾人的生活，没有商业和文化的土壤，长期没有生活娱乐设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这种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然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

资源枯竭之后

1995年，大庆油田正式进入“高含水时期”。按国际惯例，这时它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但大庆的油田工作者向开采极限发起挑战，依靠三元复合驱技术来提高原油采收率。这项技术的应用，让大庆油田主体油田采收率突破60%，较国外同类油田高27%以上。到2002年，大庆油田的年产量依然突破了5000万吨，此后一直保持每年数千万吨的产量。

这项技术突破是大庆多年开发历史带来的成果，意味着大庆已具备了技术对外输出能力，也事实上开启了以技术换市场、以技术换资源的历程。以2007年为例，大庆石油管理局钻探集团有15支钻井队在委内瑞拉、印尼、哈萨克斯坦、美国、苏丹、蒙古国等11个国家开展钻井、测井、固井、地震勘探施工。对大庆而言，他们希望挖掘大庆油田以外的油田开采价值。

此外，大庆的海外油田开发仍在继续。2005年4月1日，大庆油田正式收购英国SOCO国际股份公司在蒙古国塔木察格盆地的3个石油区块，标志着大庆油田海外勘探开发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大庆的这些行动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现实意义。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此后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大增，“为国找油”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内涵。

而从大庆的城市发展的层面来看，石油资源逐渐枯竭，也是它不得不面对的大课题。油田连续27年年产5000万吨后，如何找到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是所有资源型城市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有262座资源型城市，其中有69座已经出现资源枯竭。当资源逐渐消失以后，城市维系生机的方案并不一致。

一些城市开始发展旅游业，试图将工业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资源。大庆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旅游、汽车和新材料。2010年，大庆市出资30亿元参股支持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参股条件之一是在大庆设立整车制造基地，由此拉开了大庆汽车产业发展的帷幕。

世界不乏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案例，德国的鲁尔区就是一个典型——通过发展创意产业，这里将衰落的工业心脏打造成了新兴创意之城。但对更多的城市来说，寻找新支柱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旅途。

如今，大庆的故事还在延续，有关中国石油工业的故事也还在延续。总结历史，我们可以说，这座城市是意志和计划在石油战线的胜利。今天，大庆不只是石油，石油也不只在大庆。而中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也不是只有石油和钢铁。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全球贸易、工业政策和劳动分工、市场竞争总会带来新的经济空间。飓风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