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不加赋而国用足

接下来又征询了孙固、吴奎、唐介的意见，看法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二人初次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习的人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尧舜那儿，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不已。

下面一段看似玄奥，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几乎触及了实操层面。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徵，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徵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的人有很多，只看您的真诚到了何等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恣意妄为，皋、夔、稷、契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契一样支持他，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接下来，发生了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因郊祀典礼要给宰执人员的赏赐就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拿个意见。结果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抒己见，看法相左。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表面文章。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地说道：“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旷世未有的国家管理大师。“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是在挑战他的智商和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的侮辱。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恶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应该说谈到了关键点，可史书里，却结束了。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达，只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收。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样赚大钱。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局限。问题是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奥义了。

王安石封相，有许多人反对，多是名臣贵爵，为了慎重，更为了名正言顺，神宗基本上一个个地都咨询到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他们成了中国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为什么呢？“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吗？

魔力超级大，这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想要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的国家遵从，甚至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翻开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即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还是颍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说道：“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妙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信念，不惜一切代价，坚定固执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的人。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通常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而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产生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