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郑在台拓垦与海外贸易

明郑厉行农业垦殖 明郑大军于1661年4月21日出发征台时，每名士兵仅配给五天口粮。因缺乏粮食，30日登陆大员当晚，郑军立即夺取赤崁街（普罗汶蒂亚市镇）米粟，并于次日分发各军充作兵粮，估计约可供大军半月所需。5月20日，官兵缺粮，郑成功派人查察各乡社之荷兰人所积粟石及糖麦等物，发给兵粮，计粟6,000石、糖3,000余石。

是时，郑成功“随将各镇分派汛地屯垦”，令人“查报田园册籍”。6月14日，颁布严厉的拓垦规定。大军登陆未满一个月，郑成功就迫不及待地发给农具，将各军镇分派汛地屯垦。当时，有11,000～12,000人被派往北路，经哆啰啯（台南东山）、诸罗山（嘉义市）、他里雾（云林斗南）、猫儿干（云林仑背）、虎尾垄、二林（彰化二林），远至新港仔（苗栗县北）与竹堑（新竹市）；约6,000人被派往南路，远至凤山、观音山等地屯垦。郑成功分给他们上千头牛（那些牛包括所有公司的牛，以及荷兰政务员、牧师、职员和自由市民在赤崁的牛），以及很多锄头和其他农具，使辖区内每个人都能立刻开始耕种。

明郑缺粮，屯垦艰辛 8月，“户官运粮船不至，官兵乏粮”“令民间输纳杂子番薯，发给兵粮”。据荷兰人的描述，9月下旬，原来派往南路的明郑官兵又回到普罗汶蒂亚（赤崁地方），但只剩下约三分之一的人，且大部分或因染病，或因饥饿，都很衰弱。他们由于得不到米粮供应，饥饿越来越严重，以致士兵逃亡也越来越多，逃亡者如果被抓回来，就立即被处死。至于原先被派往北路各村社的官兵，也有退回来的，驻于麻豆附近，但随即奉令开垦耕种，违者处斩。南路退回来的官兵也奉令南下拓垦。10月，“户官运粮船犹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饥”“时粮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没，兵心嗷嗷”。

△ 唐船图

日本人称来自中国的船只为“唐船”，此类船长约45米，宽约10米，船上乘员可至百人。图上并标示日本至我国上海、南京、福州、厦门等港口及台湾、广东等地沿岸各港口的海道里程。

1661年底，清廷厉行迁界，郑成功乘机招纳不愿内迁的沿海居民东渡，以助耕垦。1663年底，清廷攻陷金门与厦门。郑经于1664年初，率官兵及眷属6,000～7,000人抵台，同年夏郑经分配诸镇荒地耕垦，以寓兵于农。1665与1666两年，五谷丰熟。当时，明郑台田分为三种：

1．官田（官佃田园）：明郑官方将从荷兰人手中所接收的王田改为官田，耕田之人为官佃，其牛种、牛具与埤圳均由官给与官筑，佃丁则向官方纳税。

2．私田（文武官田）：郑氏宗党、文武官员及民间有力人士等各招佃丁，给以牛种，自收其租后再另向官方纳税。

3．营盘：郑氏镇营之兵，就所驻地自耕自给。

明郑农地与荷据时期一样，仍分田、园两类，其中旱种者称为园，有水池贮水者则称田，然水田多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所有。无论田或园，均再分上、中、下三等征税，而明郑官田税率与荷据时期之王田税率一样。

明郑海外贸易 郑成功的海外贸易组织主要为东、西洋船队，五商十行及独立之个别商家等，其间似无统属关系，全归户官监督。五商十行是指山五商及海五商的十行，前者是设在杭州等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后者则为设在厦门等地的仁、义、礼、智、信五行。东洋船队是以航行日本为主，西洋船队则航行南洋一带。

1655年，郑成功曾派遣24艘船只前往东南亚各地（其中前往巴达维亚7艘、东京2艘、暹罗10艘、广南4艘、马尼拉1艘）从事大规模贸易。1656年7月郑成功下达台海禁航令，使大陆与台湾大员两岸间的贸易几乎完全中断约一年之久。1661年4月郑成功的征台之役，其所动员船只多达约300艘。凡此，均是郑成功当时强大的海上实力之体现。

清廷迁界 自1661年年底，清廷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厉行迁界，就是将福建、浙江、广东等省沿海地方的居民，向内陆后迁30里，实行焦土政策，对在台湾的明郑进行严厉的物资封锁。此举对明郑军需及其海外贸易的打击非常大。17世纪70年代初，东宁（台湾）与对岸大陆沿海间的贸易，仍严重地受阻于清廷迁界措施—大陆货源常面临断绝，而来自海外的货品也失去了大陆市场。再者，明郑亦害怕其船只在东南亚海域遭到荷兰人报复攻击。因此，明郑在台湾的海外贸易网缩至以马尼拉—东宁（台湾）—日本为主。1665—1672年间，糖及鹿皮的销售利润极为丰厚，几达数倍，郑经乃向日本大量输出糖与鹿皮，其间由台湾前往日本通商的船只平均每年有10艘左右。

△ 17世纪从台湾、南京、宁波前往日本长崎贸易的船

应郑经的邀请，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局亦曾派船来台，推动郑英贸易，双方并于1672年签订郑英通商协约，因其间困难重重，故直至明郑覆亡之际，郑英贸易进展仍相当有限。

△ 明郑政权所铸的永历通宝铜钱

明郑怀服“土番” 郑成功大军登陆后第四天的5月4日，赤崁“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新港、萧垅、目加溜湾及麻豆等社番长老，均前往郑成功处宣誓服从。郑成功“令厚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由是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

此外，郑成功于谕令军民屯垦时，再三指示“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8月，营将杨高欺压剥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让乃杀杨高叛乱。杨袓与战，被伤败回。阿德狗让之锋益炽，欲出援被困荷兰人。虎卫右镇黄安设伏诱杀阿德狗让，平其余党。事后，郑成功除将酿成此次大肚番激变的后冲镇等部移驻南社外，并令兵都事李胤监制各军，不准侵扰土社。

至于教化方面，明郑初期南北二路“土民”多存荷兰习俗风尚。郑成功严法禁止“土民”使用荷兰姓氏，正当他要派遣官员对他们施行教化时，却因病逝世。后来，郑经巡访“土民”地方，所到之处，皆拆毁荷据时期所留下的教堂，并崇正道、定制度、别尊卑，民悉向化，知所率循。另为鼓励昔日受荷化教育最深的新港、目加溜湾、萧垅及麻豆等四大社接受汉文化，郑经乃令其子弟能就学乡塾读书者，免其应服劳役，以渐化之。

清荷联军与郑经败退台湾 荷兰人于1662年2月退出台湾后，荷兰巴达维亚政厅命司令官波特（Balthasar Bort，我国史籍中称为“出海王”）率兵1,284名、舰12艘，配备139门炮，自巴达维亚出发，于8月中旬驶抵福州，与清方商讨联合事宜，未果。波特于1663年3月返抵巴达维亚。

1663年6月，波特又率船舰16艘、海陆官兵2,600余人，配备铁炮369尊前往中国，于8月底航抵闽海，直接与靖南王耿继茂等达成协议，同意于联合攻下金、厦两岛后，再继续攻取台湾，事成后清方将台湾岛交与荷兰人。福建总督李率泰等对此协议有言在先，说进兵的决策权属于朝廷，并非他们能决定，他们只能替荷兰人向朝廷呈报此事。

1663年11月18日，清荷联军与郑军于金门乌沙港爆发海战，当时前者有泉州战船300余艘及荷兰巨舰14艘，郑经见寡不敌众，乃弃金、厦退守铜山（福建东山岛）。1664年2月1日，波特率荷兰舰队，再度占领澎湖，并计划再进攻安平。当时，因清郑交涉略有进展，荷兰人期待清廷能依约移交台湾，遂未攻城而于2月21日驶返巴达维亚。

1663年底，郑经退驻铜山，其时人心不一，各军纷纷叛离。12月，南澳守将都督杜辉率官兵2,000余人及小战船62艘投诚，总兵吴升亦率官兵700余人及大小船只11艘投诚。郑经见众叛粮乏，形势危急，难于久驻，乃于1664年4月1日夜与陈永华、冯锡范等一起向东返航台湾。

1664年夏，司令官波特率船舰12艘第三次征台，8月27日再度占领鸡笼港。是年底，荷兰人遣使至安平，要求郑经交还大员及其所有城塞武器。几经交涉，郑经释放百余名荷兰俘虏，荷兰人则撤回原来的要求，但请郑经准许和荷兰人通商，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当时，荷兰人在鸡笼的贸易并不理想，故于1668年10月18日自鸡笼撤走。郑经随即派兵占领鸡笼，并留军驻守。1669年初，当荷兰船只途经鸡笼沿岸时，从海上望去，但见城塞倒塌，明郑已成为鸡笼的主人。

△ 郑经画像

① 本书所指岁数皆为虚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