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荷兰人横征暴敛压榨汉人

台湾岛各社部落当时（17世纪20年代）是处于无文字、货币与政府组织的近乎原始的状态，荷兰当局也认为“土番”“愚昧无知”。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在台湾大员设立商业据点时，鉴于“土番”经济情况不佳，乃无意向“土番”征税。

荷兰人取消“土番”贡税 然而，随着荷兰人武力征服的形势演变，即各社“土番”陆续完全臣服于公司，荷兰人乃于武力杀戮告一段落后，于1643年开始向卑南、萧垅、麻豆、哆啰啯、诸罗山、大武垄、目加溜湾、新港及大目降等各部落每年征税（例如每年要“土番”缴纳4张鹿皮或2张水鹿皮或20斤稻子），作为各社部落承认荷兰人统治的象征。对于抗拒不肯缴税的部落，则以武力征服，例如东北部宜兰的Socher-socher及奇立板（Kakitapan）两社（后者拥有超过130座屋舍，里面堆满稻子和黍）。荷兰人于1644年9月22、23日出兵征伐该二社，放火将两个村落的屋舍及其屋里所堆存的粮食全部烧毁。荷兰人自诩“这样，这两个村社将会牢牢记住我们这趟出征，并且会相当悲伤”。又如1645年，荷兰人在台湾北端的三貂和金包里征税，在威胁要烧毁他们30座屋舍后，才收到贡税。

荷兰人此等行径实与强盗无异！再说，当时荷兰人在台不过千余人（其中约700人是士兵），主要驻扎于大员及其附近，遥远的东北部的宜兰与北端三貂等地各社，干荷兰人何事？荷兰人凭什么去征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荷兰人不远数百里强盗般地北上去征税？更何况对仍处于近乎原始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如此征税，从经济角度看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除了增加其财富，更重要的原委，在荷兰人借着一年一度的地方集会（1646—1647年）向各社“土番”的反复宣称中暴露无遗，他们称公司要各社部落年年缴纳贡税，不是为了那些东西的价值，因为那些贡税的价值对公司而言（或云与公司的支出相较），是微不足道的。公司征税的唯一目的，是要确认各社部落对荷兰人的服从和情谊。换言之，荷兰人是欲借向各社“土番”征税，以彰显其对台湾的“主权”。然而，这种抽象的“主权”观念，对仍处于近乎原始状态的台湾各社“土番”而言，是难以深入理解的。因此，荷兰人自然不会为了区区的贡税，而恶化与各社部落的关系。1648年3月10日，荷兰人于第五次地方集会上宣布，取消各社部落一年一度的贡税，希望各社能更加服从公司。

荷兰人对汉人横征暴敛 对于汉人，在海上，荷兰人早就在台湾大员南部尧港、打狗与大员北部魍港等海域，对前来捕鱼的汉人戎克船，征收10%的什一税；在陆地上，荷兰人在其强力控制的地区，早在1629年7月28日时，就规定进口中国酒要向公司缴纳什一税。1630年2月时，则重申在目加溜湾与麻豆村落或附近居住的所有中国人，每三个月要至大员一次，领取新的人头税单。1634年5月19日，公司公告规定烧制砖块（在大员市镇及赤崁）要缴纳什一税。接下来的1635年夏，在台荷兰人于巴达维亚所派475名援军抵达台湾大员巩固势力后，自是年底开始对“土番”发动一系列的血腥屠戮，动辄使用将数千人的“土番”部落屋舍粮仓烧成灰烬的残酷手段，强迫各社“土番”献出土地。当时，荷兰人借着与麻豆等各社“土番”所签订的如下条款：“我们对在平原地带进行鹿皮等贸易的中国人不予以任何扰乱和伤害，随其所愿任他们通行……”借机向在台湾岛上的汉人征税。

随着荷兰人势力的巩固及对“土番”一系列的血腥征服，荷兰人开始出台各种规定，对在台湾的汉人征收各式各样的税并独霸市场，例如：

1635年4月18日 不得出口或出售鹿皮等任何皮货予他人，必须集中售予公司，（违者）没收该批皮货。

1637年2月2日 所有中国人于出口鹿肉、大鹿皮、羊皮或獐皮前，必须缴纳什一税，违者全部没收。

1638年5月6日 公司公告重申有关征收中国烧酒进口什一税。

1638年5月31日 公司以中文和荷兰文公告，在热兰遮市镇（大员市镇）买卖房屋，买方与卖方都要缴纳什一税。

1639年起 公司对进口的盐，征收什一税。

1639年起 公司开始征收间接税，也就是将税权标售给出价最高的承包者。例如，是年12月20日，公司将一年期限的屠宰猪并在市场贩卖猪肉权、代（公司）征收乌鱼的什一税权、乌鱼子权、鹿肉出口权及中国烧酒进口权等标售给出价最高的汉人。

1639年8月13日 所有中国人不得任意采收甘蔗或将其运至大员食用，应将甘蔗全部炼制成糖，制成白糖后不得任意出售，应将其全部供给公司。违者除没收其全部甘蔗与蔗糖外，并视情节惩处。

1640年8月1日 自即日起，公司开始向汉人征收每个月0.25里尔的人头税，违者处以5里尔罚款。

1641年4月17日 所有舢板除（每月）应缴纳0.5里尔外，也应缴纳渔获什一税。

1642年 公司每月征收采蚵执照费和舢板费。

1642年3月29日 所有中国人自其他任何地方进口稻谷，每100袋稻谷须缴税5袋，或100担须缴税5担。（违者）没收其全部稻谷。

1642年4月30日 所有人于正式缴纳什一税前不得输出或输入薪材。违者除没收其薪材外，并罚款20里尔。

1642年6月25日 所有人于缴纳什一税前，不得将赤崁的糖浆、蔗汁或类似物品装运上船出口。（违者）没收其装船之糖浆或蔗汁，并（罚款）20里尔。

1643年3月11日 所有人于此地或其他荷方所辖地区往来进出口的货物，不得隐匿任何应缴予公司规定的什一税或其他税项。（违者）没收其隐匿之货物，并罚款100里尔。

1643年8月21日 公司决定以后对在鸡笼与淡水提炼过的硫黄征收什一税。此外，所有进口的谷物，无论是米、小麦、面粉、豆子等，都要缴纳什一税。

1643年9月25日 公司规定，将来要在台湾种植稻米的所有中国人，都须缴纳什一税（1643年年底，公司已经征收到北边大部分的稻米课税）。

1644年5月1日起 将通告中国人，为了增加公司的收入，对运来（大员）市镇及与“土番”交易的所有黑糖、中国蜡烛、烟草、粕酒（arack）、油、鱼油、各种油脂、台湾藤、珊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商品和杂货，都必须按交易所得缴纳什一税。

1644年 公司开始将部落村社、湖泊、河流等租予出价最高的中国人（为期一年，供其贸易）（即承包部落税权）；同样地，公司也将米的什一税权租予中国人承包。

1645年7月20日 公司决议，以后向每一艘舢板每个月征收50分（半荷值）。

1647年 公司将各渔区也租予汉人承包。

1648年 公司开始征收薪炭税（即冬天购薪柴、煤炭生火取暖时要缴税）及通行税（即舢板通过二仁溪时要缴税），并将此两种税权委由中国人承包。

1650年 公司再进一步开始征收蓝靛税（将种植过蓝靛的田地标售给中国人经营）与衡量税（官方设置专门的衡量所，于每次称重货物时收费），并将其税权委由汉人承包。

由上述数据可知，荷兰人是绞尽脑汁，逐年增加向汉人征收的各式各样的税费，除了主要物品如乌鱼、盐、鹿肉、酒、稻米等要征进出口的什一税外，汉人每个月还要缴纳人头税、采蚵执照费、舢板费，另外还有承包各种项目如在渔区捕鱼、称重货物、宰猪贩卖猪肉、购薪柴煤炭取暖等的税费，甚至连过二仁溪也要抽税。

荷兰人还将整个部落村社、湖泊、河流等，以每一年为期，租予汉人供其贸易。汉人虽然已经以高价标得在部落村社的贸易权利，但汉人在部落村社所购（或所猎）鹿肉出口时，仍须再支付10%的什一出口税，这等于变相对汉人实施双重收税。荷兰人将与“土番”整个部落村社贸易的权利标租予出价最高的汉人承包，1645年其租金为4,771里尔，随后每年骤增。1650年达64,680里尔，1645—1650年间增加12.6倍，连荷兰人在其内部的《东印度事务报告》中都自称无法想象中国人还有什么利润可取。同期（1645—1651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兵力配置由629人增至943人，仅增加了49.9%，亦即公司的人事成本增加有限，由此可见荷兰人榨取之狠。果不其然，超过常理的过高租金，使承包商近乎破产。1651年6月，标得部落村社贸易权的承包商，无法偿付上一年度（1650年）租金的尾款，公司只有同意减租。1651年租金降为40,070里尔。

荷兰人对汉人加征人头税 汉人另一沉重的赋税，就是每月缴纳的人头税。以郭怀一抗荷事件一年后的1654年为例，该年大员商馆全年租金总计89,141里尔，其中，部落村社贸易权的租金为全年30,970里尔，汉人人头税为全年36,300里尔，在赤崁屠宰生猪的税金为2,200里尔、在大员屠宰生猪的税金为1,500里尔，大员的衡量税为5,350里尔，大员海岸各渔区的税金为1,900里尔，在赤崁耕地上粮食作物的什一税为10,921里尔。1655年时，大员商馆全年租金总计84,571里尔，其中在部落村社贸易权的租金全年共20,880里尔，汉人人头税为全年39,600里尔。也就是说，汉人人头税占荷兰人大员商馆在台湾所有税收的比例，在1654年时达40.7%,1655年时更高达46.8%。

表3 荷兰人在台人数表

（续表）

汉人所缴税赋十二年里增加了15.8倍 荷兰人殖民台湾前期，大体而言，台湾大员商馆大多年年亏损，自1647年至1659年，大体上虽年年盈利（除1653年5月1日至1654年4月30日），但其间差距颇大。例如1647年盈利f.596,898,06.05, 1656年仅盈利f.117,513,08.06①，各年盈利差距颇大，亦即贸易情形相当不稳。然而，大员商馆总收入中来自台湾当地的收入（例如输出鹿皮税收、发给捕鱼许可证的收入、屠宰税收、出租部落村社收入、人头税收及各类税收等），时常是该年大员商馆盈利的主要部分。例如1652年（1651年9月1日 至1652年9月30日）大员当地收入为f.302,180,14.12，盈利为f.341,435,18.10，前者占 后 者 的88.5%。1653年（1652年10月1日至1653年8月31日）此比例为84.3%。

△ 中国船（1646年）

就绝对值而言，大员商馆每年来自台湾当地的收入，1639年时（1638年10月1日至1639年9月底）仅为f.24,494,05.08，往后大体逐年增加，1650年时达f.388,311,19.09，较1639年增加了15.8倍。荷兰人从台湾所获得的这些财富，可以说全部是直接压榨汉人所得。但同期（1639—1650年）在台汉族人口增加仅约87.5%（1639年时全台湾汉人约8,000人，1650年时约15,000人）。换言之，1639—1650年间，在台湾的汉族人口虽仅增加87.5%，不足一倍，但荷兰人从汉人那里榨取的利益却增加15.8倍。由此可见，当时汉族被压榨得何等凄惨。荷兰人这种以征收税费为名的沉重剥削，终于激发了郭怀一抗荷事件。

① f：当时荷兰人使用的货币单位folrijn，可译为盾或荷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