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宗教思想改造与宗教教育

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台湾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也就是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成果，故命渡台的传教士兼任政务员，利用他们的语言能力以利其统治（直至1651年9月以后，在台湾的教会神职人员方不再兼负政务）。在荷兰占领台湾进行殖民传教的历史中，康第纽斯（Candidius）与尤纽斯（Junius）两位不但是血腥的传教士，而且是荷兰人的特务。关于传教，康第纽斯明言，他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介绍基督教信仰，以取代“土番”的原有信仰。

以威逼利诱为后盾之宗教思想改造 就康第纽斯与尤纽斯对个别传教对象的微观策略而言，无非是威逼与利诱。早在荷兰人殖民台湾初期的1629—1630年，康第纽斯就曾直接写信给东印度总督，认为公司应使用武力，征服那些不顺从的“土番”部落，使他们承认公司权威。此外，他也建议公司应尽快引进法律，处罚不上传教课的“土番”，以阻止台湾人的异教习惯，使其皈信基督教。换言之，就是借用政治暴力进行改变“土番”信仰的改宗（改变宗教）运动。但长官纳茨与普特曼斯认为在尚属文明未开化的新港社，实施严刑峻法，恐怕新港“土番”负荷不起。故当时大员荷兰人当局对旷（宗教）课的“土番”，仅课以较轻处罚。到荷兰人殖民台湾晚期的1654年时，对旷课的“土番”则是罚其缴纳一张鹿皮，然而当时“土番”们多是穷得家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米来填饱肚子。故对“土番”而言，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另外，荷兰人又施以利诱。例如1639年，尤纽斯在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和大目降等社部落，就以赠送稻米与花布的方式，鼓励“土番”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学校去上学。

△ 大员热兰遮城及其市镇（约绘于1644年）

以武力杀戮征服为后盾之宗教思想改造 至于推行改变“土番”宗教信仰的宏观策略方式，就是凭借武力杀戮征服。在这方面，康第纽斯和尤纽斯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1631年年初大员荷兰人当局虽征伐麻豆失败，然而依康第纽斯和尤纽斯的意见，征伐是扩张基督教至新港和其他村落的最有效方法。

康第纽斯与尤纽斯二人与公司对台湾“土番”的残酷杀戮征服是不可分割的。二人深入“土番”部落了解其内部详情，例如康第纽斯抵达台湾，在与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相处年余后，即于1628年8月20日写信呈荷兰巴达维亚总督柯恩，提供麻豆人和目加溜湾人都是新港人不共戴天的仇人的情报；同年12月又撰写了一份有关新港、麻豆、萧垅、目加溜湾、大目降等社的作物、组织、战斗、宗教、法律与生活方式的详尽报告。以现在的观点来说，也就是一份有关台湾的详尽情报。1634年5月14日，康第纽斯写信呈大员长官普特曼斯时，更深入地分析称，如果台湾“土番”们经常互相争斗，将对我们荷兰人有利，因为：

1. “土番”将会因互斗而消耗自己的精力。

2． 这些部落之间，将会越来越仇视，未来我们可利用这样的形势，让某个部落站在我们这边，进行对其敌人的报复。

3． 这些被羞辱的部落将会寻求我们的庇护。

此外，1637年10月10日，尤纽斯就从新港至大员，向荷兰当局提供了麻豆、萧垅、目加溜湾等社“土番”会合约600名战士，欲与台湾北部的虎尾垄社人作战的情报。

传教士康第纽斯和尤纽斯的残酷传教行径 此外，康第纽斯和尤纽斯更是以随军行动的方式，实际参与对“土番”的征服杀戮。例如，康第纽斯奉长官普特曼斯与议会的决定，于1636年4月随荷军征伐小琉球岛；尤纽斯则参与1635年1月征服麻豆之役、12月征服塔加里扬之役，1636年1月征伐萧垅之役、同年夏征伐小琉球（之前从事侦察作业）之役，1637年10月征伐虎尾垄社之役，1638年11月再征虎尾垄社之役，1641年11月征伐东螺社与虎尾垄社之役。故尤纽斯可说是无役不与，其中1637年10月征伐虎尾垄社前，尤纽斯还和队长Jan Jurianese偕25名士兵搭乘舢板前往笨港溪（今北港溪），探查该溪河道情形，也就是从事战前的特务情报侦察活动。另外，在此役与1638年11月征伐虎尾垄社、1641年11月征伐东螺社和虎尾垄社的三次战役中，尤纽斯每次都动员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诸罗山等社，每次都出动约1,400名“土番”，与荷军会合，并肩征伐。且每次征伐，除杀戮外，都放火烧毁对方部落的全部房舍与谷仓，也就是不予“土番”部落老弱妇孺任何生计空间，手段可说极其残酷。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对“土番”从事残酷杀戮与夷为灰烬的行动前，尤纽斯还假仁假义地向士兵传道。例如1637年10月30日征伐虎尾垄社前的黎明，尤纽斯就向士兵布道，但当天上午11时到下午约4时，荷兰士兵忙着放火和破坏，将虎尾垄社2,200座屋舍、储满稻子和黍的仓库，全部烧成灰烬。当晚，虎尾垄人返回村落见状，男人、女人和小孩均哀嚎痛哭。尤纽斯所参与荷军征伐“土番”的手段，与他宣扬神爱世人的基督教教义，实不相符。然而，尤纽斯却似无役不与地积极参与荷军对台湾“土番”的反复征伐。

△ 台湾赤崁地方部落集会

图为德人Carspar Schmalkalden于1648年来台所见地方集会情况。（台湾历史博物馆藏）

△ 1644年荷兰人所绘《淡水与其附近村社及鸡笼（今基隆和平岛）略图》

以1636年残酷屠灭整个部落的小琉球岛之役为例，尤纽斯于1643年返回荷兰，1644年与同乡前大员长官普特曼斯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机构“十七人董事会”报告有关征伐小琉球一役之事。该董事会得知他们对小琉球岛“土番”采取如此残酷行径，相当吃惊，故于1648年写信给巴达维亚总督，要求总督从现在开始，不要那样严厉对待台湾的倔强部落，像这样的惩罚，意味着“这些朴实之民的血流得太多了，……他们很朴实，不应一次要他们学太多东西，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要求”。这说明了，牧师康第纽斯与尤纽斯在台湾的残忍行径，连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有良知的荷兰人自己都难以接受。

荷兰人流放“土番”的神职领袖 在西拉雅族内，扮演与神灵世界沟通的尪姨（女祭司），是“土番”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其所代表的“土番”宗教信仰，在荷兰人眼中，是传播基督教文明的障碍。因此，康第纽斯与尤纽斯都要求大员长官普特曼斯将这些尪姨驱逐出去。1641年时，荷兰人将臣服于该公司的部落里的250名尪姨（其中麻豆社70人、萧垅社56人）放逐至诸罗山（Tirosen，嘉义市）一带。直至1652年，因这些尪姨要求荷兰人在她们临死之前允许她们回到故乡，能与友人或亲戚住在一起，荷兰人始赦准这些尪姨迁回故乡麻豆、萧垅、新港、目加溜湾与大目降等5个部落。当时，已有202人因年老或穷困而死亡，生还的尪姨仅48人，且荷兰人令她们答应于获释后，保证不得再从事西拉雅族原有的信仰活动。

在荷兰人如此威逼利诱与屠戮征服的强势改宗运动下，历经三十年，仍无法全面改变“土番”的宗教信仰。1658年，荷兰人对仍坚持荷兰人所谓“偶像崇拜”的“土番”，施以严酷的惩罚。荷兰人宣称“偶像崇拜者”最高将被判处公开鞭挞及驱逐出居住地的刑罚。荷兰人并将宣告翻译成许多部落语言，公开张贴于学校与教会。当然，荷兰人自己也知道武力逼迫改宗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例如台湾大员前长官费尔勃格（Verburg）在其1654年3月10日的报告中，就称信奉宗教需其自身热情接受，没有谁是被武力逼迫而信奉某些宗教的。故回首荷兰人在台湾的传教事业，就个别对象的微观策略而言，是以威逼利诱为手段的；就整体的宏观策略而言，可说是以武力杀戮征服为后盾的宗教思想改造。

△ 图片中央是部落的神职人员尪姨（女祭司）

17世纪欧洲人对台湾先住民的想象图，见《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使大清帝国记》。

设立教会学校 荷兰人武力杀戮镇压与教化收编紧密结合，开启基督教教育在台湾的扩张之路。1636年5月，传教士尤纽斯于新港创设学校，三个月后该校有约70名学生（10～13岁或更大），随后大目降、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附近各社亦仿设学校。1638年时，南部的放索社与大木连亦设学校。17世纪30年代末期，台湾西部海岸平原各地已建立少许教堂，实施基督教教育，其教化亦获得相当成果。

△ 台南土著公廨（西方人的想象图）

（见《被遗误的福尔摩沙》．台湾历史博物馆藏号2003.031.0010; 《历史台湾》第6期，p.133.）

教授荷兰语 1643年时，新港、大目降、目加溜湾和萧垅等四社共有学生355人。1647年，四社学生共计1,219人，增加了2.4倍。

此外，一些传教士亦试图于学校推展荷兰语教育，当时宗教评议会即通知，自1648年2月起，倪但理（Gravius）与亨布鲁克（Hambroeck）分别于新港、大目降、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大武垄、哆啰啯及诸罗山等地开始教授荷兰语。是年传教士范德烈（Jacobus Vertrecht）至虎尾垄社，亦积极教授荷兰语。那时很多新港人于礼拜天穿着荷兰服装，甚至放弃原有名字，而改用荷兰化的名字。

到1659年，台湾岛上中南部受过读写教育推广的人数，已由十二年前（1647年）的320人，增至1,056人。同年，荷兰人又于萧垅开办了一所神学院，有30名“土番”小孩入学。荷兰人计划将他们培养成为神服务的老师。两年后，郑成功率大军驱逐在台荷兰人，摧毁一切此类事物，并严法禁止使用荷兰姓。

教化绩效见仁见智 据荷兰人于1659年底对中南部虎尾及新港两大语区20个村社教会学校所做的调查，显示荷兰人教化成效良好。该调查显示，当时这20个村社的“土番”共约1万人，其中懂教义者的比例达60%，在邻近大员的目加溜湾社则高达75.6%，新港社则更高达82.8%，而其他如萧垅、麻豆、哆啰啯、诸罗山、他里雾（云林斗南）和虎尾垄等社，平均亦达51.5%。唯当时所谓教化，仅为回答教理与唱祈祷文，对于内容究竟了解到何种程度，正确的评估势必有所困难。

但大员长官卡隆在其与巴达维亚的通信中称，大部分受洗的“土番”只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此外，长官费尔勃格在其于1654年3月向东印度总督及评议会提出关于荷兰人在台教化的意见书时，谓其以四年时间观察台湾的教化事业，发现成绩颇为悲观，青年有如鹦鹉说话，仅知暗记若干教义，对其真正意义不能理解，加以改编后的教条，就“土番”而言实在高深莫测，兼以传教士的死亡使传教士为数过少，每人负责区域过于辽阔，致未具成效，甚至使教化事业陷于荒废。又学校教师不知教养，在传教士的保护下为非作恶，而政务员不得处罚，导致“土番”憎恶荷兰人，造成统治上的阻碍。此外，虽然新来的传教士有高度工作热忱，却并不持续前人理念，而是导入新方法—每个传教士均喜欢自己的方式，从而中断原有教化理念或系统，致使台湾的基督教化无法真正结果。1658年3月，大员评议会在其向东印度总督的报告中亦谓，吾人已数度严肃训诫，但台湾许多“土番”仍然崇拜偶像，不义、奸淫甚或近亲乱伦之事屡禁不止。这是他们天性完全腐败堕落，或则为对于上帝律法，以及吾人带往此一国土的法律不甚了解之故。

教化影响 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大军登陆台湾大员。次月，某些山地与平原上的少数民族与其老人，尤其是几乎整个南方“土番”，已经向郑成功投降，他们当时即不屑于荷兰人努力深植其心中的基督信仰，且因不用再上学而感到高兴，到处破坏书本与器物，并引入一些荷兰传教士视为异教之邪恶行为与习俗。当时，各种被荷兰人视为异教行为的偶像崇拜与通奸等罪行一再发生，甚至原本一度沉寂的女巫崇拜也重新秘密进行。当时，郑成功除驱离传教士外（至少有4名传教士死于严刑拷打），另严法禁止“土番”使用红夷（荷兰）姓氏。郑成功病逝后接着主政的郑经，亦曾巡访南北二路地方，所到之处，毁淫祠（意即拆毁荷据时期荷兰人所留下的教堂），崇正道。

另外，由于荷兰人教化之故，许多“土番”学会并使用荷兰人所编“土番”语言的拼音文字（例如新港文）。在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半个世纪的1714年，冯秉正（De Mailla）、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及德玛诺（Romain Hinderer）三位法国耶稣会会士，因测绘《皇舆全览图》而抵台湾安平（荷据时期之大员）。他们当时就曾找到好几位会念拼音文书，且常书写拼音文字的“土番”，甚至还在该“土番”手中找到几本拼音《圣经》残本。1720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Du Halde）访问台湾时，也有类似经验。1720年代前后，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四大社中，仍有会荷兰人所编拼音文字者，办理登记符檄、钱谷数目之事。该区及自大武郡、南社、湾里至东螺、西螺、马芝遴（彰化县福兴乡一带）等社“土番”居处，屋门还绘有荷兰人像。

18世纪40年代时，社中出入簿籍皆用汉字，社中“番童”甚至各执所读经书文章背诵以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