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荷兰人建立南北地方集会

南北部落地方集会制度 自1635年起，历经荷兰人十年对“土番”的残酷血腥镇压，台湾各社“土番”大体相继被迫同意将其土地及其所有献予荷兰，并表示臣服。为进一步加强对各社“土番”的控制，大员长官卡隆（Francois Caron）乃于1644年3—4月在台湾赤崁举行首届北路部落地方集会（Landdag）与南路部落地方集会，往后大致每年举行一次。

集会方式 以1644年首届南北部落地方集会为例，3月21日在赤崁举行北路部落集会，荷兰人由60名士兵护卫，以新港语宣达政令，由诸罗山人翻译成山地语言。4月19日则举行南路部落集会（程序如北路部落集会），荷兰人以新港语并另请人分别译成大木连语、卑南语等，用以宣达政令。当时北路20余社、南路30余社等代表，均偕同出席。在集会上，各出席代表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表示效忠与服从，荷兰人也授予各代表象征权力标志并刻有公司徽章“VOC”的银冠权杖及其他物品。

荷兰人的南、北部落地方集会，自1644年起至荷据末期，除1649年外，每年都分别于赤崁各自举行一次。1652年，荷兰人在卑南举行首届东路部落地方集会，随后亦曾举行数次。荷兰人也曾于1653与1654年举行两次淡水部落地方集会。每次召开部落地方集会之前，公司驻各地的政务官与通事等，大体上常会巡回各个番社，提醒头目（酋长或长老）或代表前往参加，届时他们会翻山涉溪地前往与会。荷兰人劳师动众、大张旗鼓分别举行南、北部落地方集会，除令各社“土番”臣服，亲眼目睹荷兰人之威仪外，还借机一再确认公司与各社部落间的从属协约（降约）关系、部落应尽义务，及任命各社部落的头人。公司借任命各部落头人的派任制度，变相建构各部落内部的权力结构，布置其在各社部落的行政人员。也就是说，荷兰人借每年召开的地方集会，将荷兰大员当局与被征服各社部落所缔结的协约（降约）关系，扩张到各社部落之间，每年重新确认荷兰人统治的正当性，从而强化荷兰人对各社部落的统治权威。

△ 17世纪台湾番社猎人（德国插图）

荷兰人统治权威没落 经过长年征伐，荷兰人终于以武力在台湾西部平原建立起其统治权威。1646年部落地方集会时，据统计当时归顺者共219个部落、61,696人。这些臣服于荷兰人的“土番”户数与人口的数据，是荷兰人利用每年一度部落地方集会的机会，向与会各社部落头目或代表搜集资料，然后汇整所得的。大体而言，以今日台南为中心的南北附近海岸平原地区“土番”人口数据较详细；北部淡水与鸡笼便较粗略，因该地通译被杀害，地方集会也仅举行过两次，尤其是噶玛兰三十六社的宜兰地方，往后便无通译报告该地情况，故记录完全不准。至于桃园、新竹甚至大甲方面，因“土番”反抗，荷兰人似颇感棘手。此外，荷兰人对卑南地方的统治力相当薄弱，故此地人口数据也非常不完整。

1650年前后是荷兰人在台湾权威最盛的时期，当时（1650年）台湾全岛向荷兰人归顺的“土番”计达315个部落、68,675人。然而，1654年时骤减为272个部落、49,324人；1656年更降至约162个部落、31,000人。此一数据似也反映了在1652年荷兰人为郭怀一抗荷事件屠杀3,000～4,000名汉人及1652—1655年间谣传郑成功计划进攻台湾的形势下，参与地方集会的各社部落头目或代表的人数锐减，荷兰人在台湾统治力量的日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