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动物的小孩长大后会有暴力倾向吗

最近一次造访曼哈顿时，我特别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逛大都会美术馆，想找找有关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画作。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但其中最醒目的是16世纪意大利画家阿尼巴尔·卡拉齐（Annibale Carracci）所绘名为《两个戏弄小猫的孩童》的画作。该幅油画描绘两个相貌天真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以及一只猫。画中小男孩用左手按住猫，右手拿着小龙虾，看起来他想刺激小龙虾用螯夹住猫耳。两名小童都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沉浸在孩子气的“游戏”喜悦之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小孩子的暴力行为呢？这算是孩子气的恶作剧，还是具有导向未来暴力行为的深度心理学暗示行为？

将暴力行为施加在动物身上，说明了人类与动物的互动关系牵涉了更大层面的心理学问题。举例来说，虐待动物是先天行为，还是后天环境所造成的后果？有些科学家深信残忍的天性与人类进化史有关，毕竟我们的祖先和肉食性人猿相仿，都喜欢让猎物四分五裂的感觉。然而，其他科学家则认为人类孩童具有善良的天性，而孩童对动物所施以的暴力行为则源自人类社会对狩猎行为与嗜吃生肉的赞扬。当然，面对动物的残酷行径又再一次说明了人类对动物不一致的道德态度，究竟猎人射击野鹿和坏孩子在狗尾巴上绑上空罐头有何差别呢？

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写道：“对孩子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他人在孩子面前残酷地杀害动物，并轻松脱身。”她所反映的正是数百年来被无尽探讨的议题。约翰·洛克（John Locke）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直接将虐待动物与人类所主导的暴力活动相联系。事实上，康德认为人类应当仁慈地对待动物的主要原因就是虐待动物将导致人类更剧烈的残暴行为。部分人类-动物互动学者深信，孩童时期虐待动物的经验往往导致未来成年时进行犯罪行为。当然，也有其他学者保持着怀疑的观点。

心理医师艾伦·费瑟斯（Alan Felthous）与人类-动物互动学领域的权威学者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Kellert）进行了史上第一次针对动物虐待与犯罪行为关联的实验。他们针对三个类别的对象进行了访谈，包括：攻击性罪犯、无攻击性罪犯与非罪犯。结果显示，攻击性罪犯持续虐待动物的频率确实远较其他组别来得高。此外，高攻击性罪犯的暴力程度也与其他组别不同。他们会用微波炉煮猫，虐待青蛙，或是将狗活活淹死。

我从此实验与其他相关研究得到灵感，开始询问周边朋友孩提时是否曾经有虐待动物的经验。结果让我瞠目结舌。举例来说，我的老友佛烈德，一个建筑工人，承认小时候和死党一起用鞭炮炸死青蛙。亨利5岁时妈妈买了只有着大耳朵的棕色小狗给他。有天他和朋友突发奇想站在围篱的两边把狗当躲避球一般抛接。没隔几天，小狗就死了。亨利说，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让他想哭。当我问琳达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虐待动物的事的时候，她突然安静了下来还一脸严肃。她说确实有，但她不想谈论此事。相比之下，朋友伊恩的罪行比较轻，他只用放大镜烧蚂蚁而已。

我很讶异有这么多朋友都坦承小时候曾经虐待过动物。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走上黑暗的道路，成为重刑犯、家暴者或连续杀人魔。达尔文也是，他曾经在自传中写道，“当我还小时，曾打过小狗，我相信那只是因为想要尝尝权力的滋味而已”。（不过他接着写，“我从来没忘过此事，甚至连犯罪地点都记得一清二楚，显见此事在心头之沉重”。）

我也有罪。以前在佛罗里达时我和死党都会拿陆蟹和蟾蜍当 BB 枪的射击目标。有天早上，我手拿BB 枪，抬头望见树梢的枯枝鸟巢，我心想，不如射射看啊，反正又不会射中，而且BB弹没啥大不了的吧？我大错特错。枪管发出一缕轻烟，鸟无声地坠落地面死去。我吓破胆了。毕竟一只丑陋的陆蟹和在鸟巢中休息的活生生的小鸟有着天壤之别。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拿动物当作射击对象了。

人们深信孩提时期的暴力经验和日后的施暴行为有着极大关系，以至于美国人道协会甚至买下“联结”（The Link）一词的商业使用权，并举办与之相关的公开演说。通常演说都会以一连串的悲剧开始，首先是连续杀人犯们：波士顿绞杀者阿尔伯特·迪沙尔佛（Albert DeSalvo）、杰弗里·达莫（Jeffery Dahmer）、华盛顿狙击手的共犯李·博伊德·马尔沃（Lee Boyd Malvo），他们全都有在孩童时期虐待动物的记录；接着是校园大屠杀案件主角，不管是科罗拉多州的柯伦拜高中、俄勒冈州的泉地高中、阿肯色州的琼斯布洛高中，还是密西西比州的珍珠高中、肯塔基州的潘杜卡高中，所有的犯案男孩都承认有虐待动物的经验。

我对此类逸事证据向来兴致缺缺。许多深信“联结”说的人甚至会让人以为所有的连续杀人犯和校园枪击案凶手都有虐待动物的历史。事实绝非如此。曾经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在354名连续杀人犯之中，有80%的凶手都没有虐待动物的经验。至于校园枪击案与动物虐待之间的关联性更是微乎其微。2004年，美国特勤局和美国教育部一起针对37起校园枪击凶手进行了详细的人格检验。研究人员发现，仅有5名枪击者曾有动物虐待史。他们的结论为：极少数的凶手曾在犯案前有过对动物施虐或杀害的行为。很明显，许多“联结”说的支持者过分地渲染了动物虐待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然而，确实有少数证据显示，两者之间有着关联。困难在于我们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与否，以及两者之间为何会有关联性。

人们会将童年时期的暴力游戏与未来的犯罪行为做联想多半出于下列几项原因。我将第一种原因称为“坏因子假说”（bad seed hypothesis），有些小朋友在小学时就开始说谎、偷窃和霸凌，精神科医师将此类行为称作“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20世纪60年代时，会被认定为品行障碍的孩童多有下列毛病：玩火、尿床和虐待动物。虽然这三项特征彼此间并没有紧密关联，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仍旧将虐待动物视为品行障碍的诊断标准之一。坏因子假说显示，虐待动物虽然并非行为不良的主因，但却是严重问题儿童的指标，未来这些孩童很有可能转变成为精神变态者。

“联结”假说中最强硬的说法被称为“暴力毕业典礼”（violence graduation hypothesis），此论述认为一个人仅仅摘掉蝴蝶的翅膀或殴打小狗，就注定了这个人未来将迈向牢狱生活。琳达·梅尔兹-佩雷斯（Linda Merz-Perez）与卡萨琳·海德（Kathleen Heide）在其重量级著作《虐待动物：通往暴力之途》（Animal Cruelty: Pathway to Violence Against People）中，大量采用了上述理论。暴力毕业典礼理论将孩童的虐待动物行为视作犯罪档案的一环，并期望借此预先辨识出校园枪击案凶手或连续杀人犯。

所以，这些档案有用吗？孩提时期的暴力行为究竟与日后的犯罪是否有关联？答案显然仍在未定之天。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阿诺德·阿鲁克（Arnold Arluke）所率领的研究团队，以相当独特的方法检验了暴力毕业典礼假说。他们将曾犯下虐待动物罪行的犯罪者，与另一组同社区里的守法者做比较。研究者认为，如果暴力毕业典礼假说为真，那么虐待动物者犯下暴力案件的比例应该高于贩毒或偷车等较为普遍的罪行。

研究者的结论否决了暴力毕业典礼之说。确实，虐待动物者大多为极端的麻烦人物，你绝对不会想要当他们的邻居；他们犯案的比例确实也远高于与之相比的守法者。但是，虐待动物者在犯行上并未显现特殊倾向，他们犯下暴力罪行与非暴力罪行的概率相差不远。

若随意地将童年时期虐待动物的行为与日后的暴力犯罪画上等号，确实相当不智。如果以基本逻辑判断的话，我们知道“即使所有的 A 都是 B，也不能证明所有的 B 就是 A”。好比我们已知大多数的海洛因成瘾者一开始都有抽大麻的经验，但如此并不代表所有开始抽大麻的人日后都会成为海洛因成瘾者。同样的，即使我们知道多数的校园枪击凶手与连续杀人犯都有在童年时虐待动物的经验（这个指称基本上非常可疑），我们也无法证明所有扯过蝴蝶翅膀的小孩日后都会变成谋杀犯。

最重要的是，数据完全否认了暴力毕业典礼的论点。艾米丽·帕特森·凯恩（Emily Patterson Kane）与希瑟·派伯（Heather Piper）分析了24份关于极端暴力分子（连续杀人犯、性虐待狂、校园枪击犯、强暴犯与谋杀犯）以及无暴力行为史之男性（大学生、青少年和正常男性）的研究报告，研究者发现35%的暴力犯在幼年时曾有虐待动物的经验，然而，在正常男性的研究组里，竟有37%的参与者坦承有此经验。社会学者苏珊·古迪·尼雅（Suzanne Goodney Lea）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她研究了570位年轻人的成长背景，其中约有15%的人曾有虐待动物的历史。她发现，会打架、习惯性说谎、会使用武器与纵火的孩子并没有任何将成为暴力的成人的倾向。虐待动物，仍旧无法预示未来的攻击性行为。

阿诺德·阿鲁克教授具有倾听的天赋，他能让受访者进入放松的状态，然后透露内心深处的秘密，功力堪比顶尖刑侦人员。阿诺德·阿鲁克成功地深入曾有虐待动物经验的大学生们的内心世界。基本上，他只要在课堂上随口问一下就可以找到无数有此经验的学生。在他的受访者里，有人曾经用漂白水杀害鱼缸里的鱼，把苍蝇脚拔断，用打火机烧蚱蜢，把活青蛙当飞盘玩。一位受访女性的回答似乎表达了多数动物虐待者的想法：“我们就是没事干，然后想，来弄一下那些小猫好了。”

阿鲁克教授的学生其实并非特例。最近有份针对大学生的报告指出，约有66%的男学生与40%的女学生承认有虐待动物的经验。因此，阿鲁克提出了较为极端的结论，他认为虐待动物为童年成长的一部分，并称此为“肮脏游戏”（dirty play），这和抽烟或说脏话一样，都是令人感到刺激的禁忌行为，让孩童以秘密的方式初尝成人才拥有的权利。肮脏游戏也强化了同伴（也就是犯罪搭档）间的关系。普遍来讲，阿鲁克的学生们都不是那种会把猫丢进微波炉或把狗从屋顶往下扔的小恶棍，而且，这些学生也与费瑟斯和凯勒特所调查的重刑犯不同，他们多半会为童年时期的幼稚行为深感懊恼。不过，我们仍旧得以借此窥见事实的真相，童年时期的虐待动物行为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普遍。

奇妙的是，大部分极端残酷的动物虐待事件凶手，日后都成为守法的公民，而多数的坏孩子则对虐待动物兴趣不大。对我而言，虐待动物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但绝不是变态狂会如此残忍的原因，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明显：变态狂成因为其精神疾患、无道德准则或邪恶本质使然。真正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什么善良的人也会犯下残忍的暴行。

许多研究者与动物保护团体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强烈联结虐待动物与人类暴行之灾。然而，也有些学者质疑此过度简单的“联结”说，并担忧“联结”说的倡导者与媒体向大众过度渲染缺乏逻辑的道德恐慌。怀疑“联结”说的学者并非否认虐待动物的严重性。反之，学者们认为虐待动物本身即足以构成罪行，不管犯罪者未来有无成为重刑犯皆然。

人类-动物互动学界对虐待动物与人类暴行之间的联结强度有分歧，这点和其他备受争议的人类行为议题不相上下。数年来，心理学者也不断争辩究竟电视的暴力情节是否会诱发暴力犯罪，色情影片是否会增加性犯罪发生率，以及托育中心对儿童的影响。如同上述其他议题一样，人们将继续针对虐待动物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争论。毕竟，这确实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如你所见，人类-动物互动学所牵涉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会研究爱狗人士和爱猫人士的个性差别，毕竟这算是很有趣的话题吧。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检验动物辅助疗法的确实成效以及虐待动物与成人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后者确实深具社会意义。不过，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原因吸引我们深思与其他人的互动关系，那就是人类与动物的互动关系直接揭露了人性的本质。如同我在下一章所描述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有相当精确的评论，“能思及动物皆是好事”（Animals are good to think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