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普及经文］“绝知弃辨，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直译经文］或说：绝弃“知”与“辨”，百姓就更加易于统治，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绝弃“诈”与“伪”，百姓才会讲诚信，回归传统的美德。绝弃“巧”与“贪”，社会才会安定，夜不闭户。

如是我文：建构社会的和谐，要靠什么手段？问题的症结不是要“绝弃”什么，而是“绝弃”本身是否合理。本章是全书中，疑点多、争论多的篇章之一。焦点之一，就是这里的三绝三弃。绝什么？弃什么？是何人所提倡？直接关系到《老子》学说的道德价值取向。

［百家争鸣］

河上：“绝圣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象，苍颉作书，不如三皇结绳无文。弃智惠，反无为。农事修，公无私。绝仁之见恩惠，弃义之尚华言。德化淳也。绝巧者，诈伪乱真也。弃利者，塞贪路、闭权门也。上化公正，下无邪私。”河上赞成“绝弃”之说，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然而，是否不同时代亦有相同的道德标准？河上没有回答。河上诸本所引经文，多与简本不同，注解自然也就不同。

《淮南子》：《道应训》：“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有道也！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说林训》：“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后明。”喻说解经。《淮南子》用“盗亦有道”之例，诠释“绝圣弃智”，似属强解。用盆盛水，一旦水脏，倒掉即可，何必连盆一起扔掉？“智”不能偏，“知”与“不知”都要“知”，“全知”才是“明”。

想尔：“谓诈圣知邪文者。夫圣人，天所挺生必有表，河洛著名。然常宣眞，不至受有误邪道，不信明圣人之言，故令千百岁大圣演眞，涤徐邪文。今人无状，裁通经艺，未贯道眞，便自称圣，不因本，而章篇自揆，不能得道言。先为身，不劝民眞道可得仙寿，修善自勤，反言仙自有骨禄，非行所臻，云无生道，道书欺人。此乃罪盈三千，为大恶人。至令后学者不复信道；元元不旋，子不念供养，民不念田，但逐邪学，倾侧师门，尽气诵病，到于穷年。会不能忠孝至诚感天，民治身不能仙寿，佐君不能致太平，民用此不息，背城邑虚空。是故絶诈圣邪知，不絶眞圣道知也。治国法道，听任天下仁义之人，勿得强赏也。所以者，尊大其化，广开道心。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天察必审于人，皆知尊道、畏天、仁义，便至诚矣。今王政强赏之，民不复归天。见人可欺，便诈为仁义，欲求禄赏。旁人虽知其都交，见得官禄，便复慕之，诈为仁义，终不相及也。世人察之不审，故絶之勿赏，民悉自复慈孝矣。此义平忤俗夫心，久久自解，与道合矣。人君深当明之也。邪巧也。利，所得财寳也。世不用之，盗贼亦不利也。”想尔认为，“绝弃”的是“邪道”，“不絶眞圣道知”；可见对“绝弃”的作为也是有所保留。

王弼：“圣、智，才之善也；仁、义，行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弃）。”王弼认为，“圣智”说的是“才之善”，“仁义”说的是“行之善”，“巧利”说的是“用之善”；既然都是“善”，为什么要“绝弃”呢？可见这三句话是有缺陷的，似乎意识到这三句话并非老子的主张。

唐玄宗：“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淳朴则巧伪不作，无为则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天枉，是有百倍之利。绝兼爱之仁，弃裁非之义，则人复於大孝慈矣。人矜偏能之巧，必有争利之心，故绝巧则人不争，弃利则人自足。足则不为盗贼矣。”唐玄宗反复纠缠于文字，寻求“绝弃”的正解。其实正解不在三言本身。

［普及经文］三言以为使不足；或命之，或呼矣。

［直译经文］强令之治也好，劝喻之治也罢，以上三句所代表的教令文书，都有其不足之处。

如是我文：说得虽好，做得到吗？绝弃什么，各说各话。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绝弃得了。有人认为，行“绝弃”之法，可以使国泰民安，百姓富足。老子却认为，“绝弃”的可行性明显不足，实行起来难度很大，无论是强令推行，还是其它什么办法，最终都无法真正实现。只要交集成一个“二而一”统一体，就没有哪一方是可以绝弃的。“彼”与“此”耦生，绝弃了“彼”，“此”又将何存？如果真的做到“绝弃”，也将是彼此同弃，同归于尽。而且，“绝弃”之法既片面又绝对，也不是最好的药方，即使勉强推行，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甚至适得其反。如禹治水，堵不如疏。老子似对“智辩”等六义，持不赞同态度；对“绝”与“弃”，持否定态度。“绝弃”之法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过”。无论反对什么，还是提倡什么，都要选择切实可行的手段。法治多强令，德治多劝喻。既要有强令之治，也要有劝喻之治；既要有法制层面的命令，也要有道德层面的劝喻。

［百家争鸣］

河上：“谓上三事所弃绝也。以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当如下句。”河上认为，所谓的“弃绝”之三事，“文”不足以教民，并非老子所提倡；所以“当如下句”，即老子所提倡的是下面的两句。

想尔：“三事，天下大乱之源，欲演散之；亿文复不足，竹素不胜矣。受故令属此道文，不在外书也。揲说其大略，可知之为乱原。”认为以上三事是乱源，记不胜记，“三言”只是略说。

王弼：“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王弼的理解与河上同，说得更透彻。认为“三言”虽说直言“绝弃”，但其“文”甚不足；如果不令之有所补足，就无法领略到它的宗旨；所以必须要“足”之于下句，即“素朴”和“寡欲”。

唐玄宗：“此三者但令绝弃，未示修行，故以为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属者，谓下文也。”“未示修行”四字说得好。唐玄宗认为，上三句言“绝弃”，下两句言“修行”。身为帝王，考虑最实际，能不能行才是关键。

［普及经文］“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直译经文］更应该提倡：静守素朴之身，寡少私欲之心。

如是我文：以“素”与“朴”作喻，说明保持本色、本性的重要性。前后两组倡言相较可知：“二而一”之中，“大一”和谐是根本；至于二者之间，“彼”“此”本为“耦生”，相生共存，绝了“彼”，同时也就“弃”了此，一存俱存，一亡俱亡，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绝弃”，只能“增减”；所以说，若要和谐，与其“绝弃”，不如“寡少”，否则只能陷于空谈。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治身法则，正确的做法，就是在“二而一”之中，要以“善方”为主，“不善方”为从；为主者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为从者（如私欲）越少越好；但都不能“过”、不能“无”。“耦处理”可以使之“足”。

［百家争鸣］

河上：“见素者，当抱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抱朴者，当抱其质朴以示天下，故可法则。少私者，正无私也。寡欲者，当知足也。”河上认为，要守真、质朴、少私正无私、寡欲当知足，要外示其“素”，内守其“朴”，这才是最可行的法则。

想尔：“道之所说，无私少欲于世俗耳。”想尔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要无私、少欲。本注文或断句为：道之所说的“无私”，就是要“少欲”于俗世，亦可。

唐玄宗：“见真素，抱淳朴，少私邪，寡贪欲。”唐玄宗认为，面对“不善”，最现实、最可行的是“少”与“寡”。

［版本对照］

（1）　　（2）　　（3）

（4）　　（5）　　（6）　　（7）

如是我文：

（1）普及本为何选用“绝知弃辨”“绝伪弃诈”？诸本相较，当属两个系统。其一，简本原字“”，本应是“㡭（继）”的省笔；既然与“弃”相对应，此处“”当训为“绝”。古人书写，左右之分较为随意，“刀”旁既可写在左，亦可写在右。基于此，所以“绝（）”与“继（㡭）”常混用；如何确认？要根据其语言环境和语言逻辑。这种混用字还很多，如“教”与“学”，“治”与“乱”，等等。其二，简本最古，经文反映出《老子》对道、德、仁、义、礼五个层次是包容而非绝弃。《荀子·王霸》说：“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荀子》的论述是对《老子》耦生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精彩发挥。由此可知，就“道论”而言，真正继承了老子“道论”的人，曾三任稷下之宫祭酒的荀子是其中之一。其三，《庄子·胠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庄子·在宥》：“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传世诸本两句经文的改动，很可能源于《庄子》之说，或在《庄子》之前，而非老子学说的道德价值取向，此“三言”并非老子所提倡。总之，文义的关键在“绝弃”二字，《老子》经文是对“绝弃”二字有所扬弃，至于“绝”什么、“弃”什么，不是问题的核心，不管是哪类经文系统，都不必过于纠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62章）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老子》经文古义，当始于百家相争之前，为百家之源。其四，《管子·白心》：“故曰：孰能去辩与巧，而还与从人同道？”《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管子·形势解》：“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礼·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文子·道原》：“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韩非子·有度》：“止诈伪，莫如刑。”《韩非子·扬权》：“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韩非子·说林上》：“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难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吕氏春秋·离谓》：“故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可作参考。

（2）普及本为何选用“巧”？其一，简本中，“提手”旁和“反文”旁可换用，如，“收”之古文即为“㧃”；所以“攷”在这里不是“考”的古文，应是“（巧）”的别体。另，简本中，凡是与人有关的字，多换为“心”旁以强调“心”的作用，如“偽”与“”。其二，“民利”“弃利”，两用“利”字，义各不同。《唐虞之道》：“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吕氏春秋》：“利而勿利也。”两个“利”字的用法正与经文同，一个是利民之“利”、利用之“利”，即百姓之“利用”；一个是利己之“利”、贪利之“利”。“民利百倍”就是“百倍利（用）民”之倒装。

（3）普及本为何选用“盗贼”？“覜”应是古楚方言用字。“贼”字从“戈”，“则”声。

（4）普及本为何选用“使”？其一，“文”似是“”的误认。“”或训为“吏”，是“使”的省笔；又见第55章之“心使气”。或为“叓（事）”的变体，参见第30章之“事”。古文字中，“史”“使”“吏”“事”四字同源。使：令也，行也。“使”“文”相较，各有优劣：难以实行的政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能否实行才是关键。只有强制性的法则，二者缺一，当然不足。其二，《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管子·内业》：“言，然后使；使，然后治。”可作参考。

（5）普及本为何选用“或命之，或呼矣”？两个系统。其一，“有所属”三字，似为后学者所改，但未伤其原义。属：足也。“三言”无论“不足”还是“未足”，《老子》都要使之足。其二，“或令”“或呼”，有其语言上的逻辑性，代表两种不同态度，当为相应的两小句，而不是后世认为的一整句。“或令”“或呼”当为本字。“或……或……”的句式又见于第29章。“或”与“或”相对应，“令”与“呼”相对应，“之”与“矣（）”相对应。关键在于“”是什么字，为一字不明而改三字，似不可取。“命令”与“招呼”相对应，“之”与什么相对应？这就决定了对“”字的认知。“”是“豆”的古字，当为“豈”的省笔；或识读为“壴”，音“嘱”。简本中，“矣”有三种写法，或“矣”，或“豈”（简本《性自命出》中，“矣”均写为“豈”），或“壴”（如第64章的“”）。好在这两句的关键字是“命”和“呼”，句末虚字即使有差别，也不易影响本义。“命”与“令”互通。其四，《礼记·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正可作“命”“呼”的佐证。父亲或“命”或“呼”，无论来硬的，还是来软的，做晚辈的都要立即过去听命。

（6）普及本为何选用“视素”？两种理解。其一，简本原字为“”。帛甲本为“”。帛乙本为“”。据考证，立“人”为“视”，跪“人”为“见”。见：视也。“祇”古作“示”，与“视”通：安也。安于素，守于朴。又见第59章之“长生久视”。其二，“见”与“现”通：显也，显露的意思。外“素”、内“朴”。其三，《韩非子·主道》：“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韩非子·二柄》：“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韩非子》中的“见素”二字，不知引经何处。不过，其“见素”即“现愫”，也就是显现其真情的意思。如何才能做到“见素”呢？要既“无好”，又“无恶”。

（7）普及本为何选用“寡”？其一，“”字简本中共出现两次。与第16章之“颁”不同，这里的“”当是“寡”的省笔。寡：少也；从“宀”，从“頒”。简本《尊德义》中有“”字，也训为“寡”。其二，本章经文诸本差异极大，但殊途同归，重点均在“视素保朴，少私寡欲”。从文中之义及重点字词，如：绝、弃、三言、不足、素、朴、私、欲等来看，诸版本之义大体一致。其三，《庄子·山木》：“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孟子·尽心章句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可作参考。

［意犹未尽］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姓马，大脚，民间管她叫做“马大脚”。听这外号，想必一定是个孔武有力的女子。其实不然。马皇后与朱元璋一样，竟然也是一位研究《老子》的专家。

据《明史·后妃》记载，马皇后在内宫的治理上，很注意借鉴前朝的经验。

有一天，马皇后问女史：“黄老之书讲了些什么，让汉朝的窦太后那么喜欢？”

女史说：“黄老之书把‘清静’‘无为’作为根本。像‘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也都是它的教义。”

马皇后想了想，不以为然，说：“‘孝慈’不就是‘仁义’吗？难道有让人一方面弃绝仁义，一方面却去讲究孝顺友爱的吗？”

马皇后看到了经文的前后矛盾之处，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多少专家学者要高明多了。

出土文献证明，这句经文的确有误，原文应该是“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后人妄改，以致失去经文的内在逻辑。

对《老子》此章经文的疑问，早有先例。据《资治通鉴·晋纪》记载，东晋的李充，写过一部著作，叫《学箴》，书中论述《老子》时，就曾经提过同样的问题：“‘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