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或许这种能力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是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能力的。尽管身处绝望的境地，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失望，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做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与希望无关。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在19世纪末，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似乎从不怀抱任何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似乎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他们认为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时代在等着他们。
当然，“忍耐”和“坚韧”这两个词无法完全涵盖中国人所有的美德。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在不幸遭遇之中的平和心境，我们把这种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乐观精神的品质称为“常乐”。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美德才是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美德。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
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各种中国古代的典籍故事，无一不在谈论所谓的“天命”。寻常百姓人家也会经常谈到“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的万能的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还有着本质的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是他造就了这些生灵，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格的集合，并且非常模糊，实际上，这仿佛就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少儿故事书中“好神”与“恶神”意思是一样的。凭借这种神秘的力量，一切都有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在一种直线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极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才得以产生并发展。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依靠这种普遍实用的理论来谋生的，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真实的，有影响力的。在中国，你经常会听到有人在说“这是我的命”，无论他是男人或女人，特别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最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总是像垂危的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或者就期盼上苍为他扭转命运。可能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可能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真主的旨意”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的、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必定不会愿意与命运作激烈抗争。
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老说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于是他们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中国人的知识的一个致命的缺憾，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学习进步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见识广博一样。中国人对于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了，但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闭目塞听，完全不关心这些国际大事。
对生活在旧时代、墨守成规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于这些国家的人却没有吸引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他们还不如我们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祖先。即使有人了解，他们也不在乎这些原理能有什么作用。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
我们之前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要把中国人从不幸困境中解救出来，最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法子就是移民。我们估计，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这样，关键是成功的保证也最大。但是，对于这个权宜之策，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安土重迁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通常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远方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除非是迫不得已。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是：好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汲取营养、开花、结果，叶落归根。
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骨子里都期盼着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叶落归根”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认为，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此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这样做。潜意识里对“天命”的感知，会把他们的种种不满包裹在心里，自甘堕落。
实际上，由于西方没有相应的特性，我们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知足这个特殊能力的论述还没有说到紧要处。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使他们能够面对苦难忍耐到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中国人总是能够乐天达观，毫无怨言，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讲述清楚的种种原因，他们绝对不会用脑袋去撞击墙面，对于大多数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并且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对付不治之症的最好办法，就是忍耐。总之，中国人知道富裕与贫穷的状况，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在这两种境遇之下如何学着“知足”。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常乐”视为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紧密联系起来。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是喜出望外。但是，他们喜欢自得其乐，这与我们完全不一样。过分挑剔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特点。大多数中国人是模范客人，在哪儿吃饭都可以，吃什么都香。即便是那些缺衣少食的人，他们的心境也非常平和，这种场面简直令我们瞠目结舌。
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相比，中国人好交际，就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找人聊天是一大乐事，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这无关紧要。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大地减轻了中国人在逆境中的痛苦。很多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以此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这非常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使我们想到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拥有的东西不多，但物尽其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需要声明的是：他们经常对诸多的不便毫不在意，长时间地为他人做份外的事，不仅不抱怨，而且连潜意识里都没有抱怨过任何人，这真的非常难得。
假如中国的仆人，总是在哀叹自己的命不好，那么，他将时常遭到同伴的讥讽，有时还会成为笑柄和口头禅。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工作，然而这样的情况我们简直不能接受，午夜之后你还能听得见妇女们纺线的声音，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她们甚至摸黑工作，毫无怨言。她们完全已经习惯了没日没夜的干活。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我们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的分配不均匀，而且经常看到他们在休息时间还要拼命的工作，一顿粗茶淡饭就足以使他们喜形于色。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发现中国劳工的这一的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一书中谈到长江上游时说：“还得说一说纤夫们。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他们特别好动，一刻钟之内就能把饭吃好，脾气好的就像一头温顺的老水牛。”阿齐博尔德·利特尔先生的《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个纤夫，手抓纤绳，脚踏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步一步地拖着船只逆流而上。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拖两个月的船只能赚到两元钱，一天三顿吃得都是糙米饭，再加上一点洋白菜，也就是靠着这点营养，他们从黎明卖命干活，直到天黑，而且每天都是这样。”
我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沉重的车子，走一趟就是几个月。他每天都必须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着沉重的物件。长年累月，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为雇主准备食宿，打点好一切。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他的主人证明，在他受雇于他的这个几年里，车夫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据我所知，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除了细节有些不一样。
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即使是在身体虚弱而又极其痛苦的时候，他们也充满了快乐的希望。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贫困不堪、营养不良、背井离乡，甚至有时还被亲戚冷眼相待或者抛弃，未来完全陷入一片绝望之地，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假如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我们烦躁不安、没有耐心的特性一定会暴露无遗。
具有这种天性乐观的中国人并不罕见，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适者生存”的历史教导确实可信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