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士人春秋 管仲的舞台

春秋时期，王室实力的衰退，为各诸侯国做大做强提供了机会。“血而优则仕”渐渐地被“学而优则仕”所冲击、取代，有才能的人，迅速脱颖而出、大展宏图。这让人想起了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春秋的争霸，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才观的变革，才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

“管仲射小白”是一个经典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前685年，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纠与姜小白抢夺王位时发生的事。为了阻止小白赶回齐都临淄，管仲带兵堵截，并趁众人不注意，突然射箭，命中小白胸部。当然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的带钩，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地，骗过众人，然后日夜赶路，抢先到达临淄。

津津乐道之余，人们往往不会注意这样一个细节。

我们说到管仲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的一定是一个气宇轩昂的文士形象，可是，他的箭法居然如此之好，一箭射去，竟能正中公子小白胸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一个敌人到他的宰相

我们来看看管仲的身世。

管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但到了管仲这一系，早已丧失了贵族身份，家道中落。等到管仲出生的时候，管家只是齐国一户贫困商人家庭。但管仲命好，生逢其时。恰遇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根本性转变的良机。

夏商周时代，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即向司徒之官学习。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于是便形成了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当官这样一种定规。所谓“血而优则仕”，也就是一种世袭制。

然而，公元前770年，新即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阳，即史书所说的“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为了谋生，只能私自教学，于是“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学生入学条件较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就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人”。

春秋以前，贵族子弟学习的课程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有大射、乡射，乐有军乐，射、御除田猎外，也都是作战技术，这四科皆为军事课目，只有书、数才为数学、文字、典章等民政知识。由于国家教育体制的推荐，全社会也崇尚六艺之学，管仲的出身有点类似八百多年后的刘备——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只能通过能力和努力来博取功名富贵，因此管仲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武艺高超也就不足为奇了。

齐桓公姜小白的“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小白的师傅鲍叔牙是最有竞争力的主政大臣人选。鲍叔牙不仅教育、拥立小白有功，而且能力出众，群臣对由他出任新政府的“总理”基本上没有意见。齐桓公在任命前例行征询鲍叔牙的意见，谁料到鲍叔牙固辞不受，反而极力建议国君将国家大权都托付给好友管仲。当年他们曾一块做生意，走南闯北，鲍叔牙对他十分了解，也十分欣赏。

齐桓公一听，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齐桓公对管仲的排斥，除了射向胸前的利箭和难以忘却的仇恨外，更是出于维护齐国政治传统和宗法制度的考虑。

管仲出生于商人家庭。在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风气还很浓的春秋早期，任命一个商人担任主政大臣匪夷所思，势必遭到巨大的人力和制度障碍。

此外，管仲的人品也有些问题。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听说从前管仲和你一起作战的时候，总是躲在阵后，或者抢先逃跑；管仲和你一起做生意的时候，出力少却总是拿得最多；管仲的仕途非常不顺，三次被国君排斥。你为什么向我推荐这样的人呢？”

鲍叔牙回答道：“君将治齐，则高傒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夷吾即管仲，鲍叔牙此番话的意思是，如果您只是想让齐国成为强国，那么任命我或者高傒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让齐国成为春秋霸国，那就非把国事托付给管仲不可。“管仲做生意时的确很在意钱财，那是因为他家境穷困，需要养家；管仲在战场上不敢冲锋在前，那是因为他家里有老母亲。”

鲍叔牙重本质轻小节的一番话，最终打动了齐桓公。不唯身份论英雄，管仲就这样鲤鱼跃龙门，从齐桓公的敌人，变成他的宰相。

非常之识，用非常手段

新官上任前，管仲和齐桓公有过一次长谈。

管仲微笑着对齐桓公说：“臣虽蒙受主公恩宠信任，但贱不能临贵，臣爵位卑下，恐难施政。”管仲这个要求，真有点匪夷所思。齐桓公转念一想，却是实情，既然国家要托付于他，他要实权就该给他。于是齐桓公答应了这第一个要求，封国相管仲为“执政之卿”，位在高、国二卿之上。

“谢主公恩赏。臣虽已贵为上卿，然贫不能使富。”原来是要钱，管仲还真是“贪得无厌”啊！

“临淄各市，有司所得税赋十分之三归国相所有，国相富可敌国了。”齐桓公说，然后得意地看着管仲。

“臣蒙主公赐以富、贵，然疏不能治亲。”管仲谢恩后又提出了第三个要求。

齐桓公一听，愣住了。齐国姜姓，高、国二氏及其他大夫，要么出自公族，要么有联姻之亲，虽齐国任人用政不像鲁国那般强调亲贵，但以管仲贫寒世族出身，族中又无近亲与权贵联姻——在宗法关系尚存的时代，起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来主管事务，周围这些沾亲带故的大臣们会怎么想？

齐桓公沉吟了一下，突然想到齐国开国之君太公姜尚的故事，当年太公为周文王师，后又辅佐武王，一个外姓人，后来被武王尊称为“尚父”，可依此例吧。“这样吧，寡人敢称国相为‘仲父’，寡人执晚辈子侄之礼，命国人不得称国相之名，皆称字，国相以为如何？”

霎时间，一股从心底最深处涌动的热血，在管仲胸膈之间开阖鼓荡，以致言语艰难：“昔日罪臣，辱蒙主公托付国事，逾格恩宠，粉身难报。”

当时间过去两百多年后，孔子如此评价这个历史片段：“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即便如管仲之贤，如果不能得到这三大权力，也不能使齐国面南称霸。

称霸是前无古人之事，当用非常手段。管仲这么想，可以理解。齐桓公能答应这三个“离谱”的要求，就很令人深思了。不仅是他个人性格使然，当时，天子式微，礼崩乐坏，宗法制度受到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齐桓公才敢于开先河，做前人从未做过之事。历史上，齐国曾是一个多灾的国度，齐襄公乱政更使齐国几近崩溃。当齐桓公登上了高高的君主宝座，照理讲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然而恰恰相反，直面齐襄公留下来的一片残山剩水，齐桓公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此，《管子·小匡》载齐桓公语曰：“昔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不听国政。……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赋予了齐桓公敢为天下先的气势。

多少政治人物梦想着拥有施展拳脚的权力和平台，管仲奇迹般地得到了。

朝秦暮楚，飞黄腾达

其实，不仅是管仲脱颖而出，当时无数有贤才的士人，在春秋争霸的土壤里，也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必非得是波斯猫。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这是管仲关于称霸的语录。按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做大做强，首先必须争夺人才。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举也开了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一批有志之士，纷纷成为王侯公卿竞相招揽的对象，他们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成为春秋时期各国谋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后来，养士甚至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战国时，养士之风愈演愈烈，达到高潮，只要是有实力的国君或权臣都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像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就是以养“士”众多而著称的“战国四公子”。

春秋时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飞黄腾达？我们还是从管仲身边说起吧。

主管齐国经济工作的甯戚被发现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传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详），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时期莱棠邑（今青岛平度）人，一说卫国（今河南境内）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六年（公元前680年）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

甯戚虽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还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过平民有了知识，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所以还未得志之时，已名声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来。

管仲的车队寻到了甯戚的安身之处——一处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亲自上前叩门，门开了。“请问贵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脑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问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时礼法尚严，甯戚在卫国是“庶民”，所以要自称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门，想与先生交个朋友。”

甯戚长揖作礼，管仲见其不卑不亢，举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命随从将饮食酒肴搬入，就在甯戚家中边吃边谈。屋内极狭窄，众随从只得在门外休息，惹来一众村夫围观。门外人声鼎沸，甯戚却充耳不闻，意态安详。

管仲有心而来，于是开门见山，问道：“正要请教先生，齐国百废待兴，应从哪一方面入手呢？”

“治国纲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筹谋，甯戚不敢忝言，只从一些末技来谈吧。”甯戚本有统筹全局的宏论，却怕时间仓促，难以细谈，而且他要用一些时务实用之学，来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齐国，就听闻百姓交口称赞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夺农时，改公田为赋租，实在是安国富民之策，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区区数年，齐国将粟米满仓，民众繁衍。但粟虽为固国之本，但还不足以使民众安居乐业。”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说，“百年之前，农夫使用的农具是木、石所制的耒、耜之类。农夫一户只能耕种百亩（约合今三十亩），亩收四斛。后为铸铁发明，价廉物美，用于农具后，农夫一户可耕种两百亩（约合今六十亩），亩收十斛。人口繁殖后，自然又有了余力开垦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农夫不遗余力，外民迁入。可数十年后，齐国已无可开垦之地，民多地狭，岂非乱之源？仲父不可不虑。”

“哦？请先生畅言。”管仲仔细聆听着。

“此时应奖励农夫不离乡土，谋求副业。近海之滨的蓬莱一带，渔获丰盛，可使民入海捕鱼而向国库纳海租。而在营邱之带，夏秋高热少雨，可煮海为盐。故近海之男，可为鱼盐之业，内陆之处，应使之育养六畜。我观齐国六畜之种，不如关中、河北之带的肥壮，可遣商贾前往引入种群，逐步改良。”

原来甯戚的观点是在农业之外，另开辟副业生产。

管仲发现甯戚在经济方面很有见地，有心向齐桓公举荐，于是问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说：“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国破之后，人为藏获（即战俘奴隶），没入卫国野鄙，世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为小康，亲授圣王治道。后变卖家产，作为旅资，命甯戚行游各地，留意山川形势，民生风俗，期待日后为明主所用，光复家声。前年甯戚远游回家，方知先父已经贫困病逝，家徒四壁，栖遑孤独。后闻齐国礼贤下士，今日得见仲父，可见此言不虚。”

试问千百年来，天下多少君子贤才，有大智慧而无小机运，徒然埋没乡间，而身在高位，识见不能谋其政者，则误国误民。甯戚出身贫贱而志存高远，比照自己曾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体会个中滋味，于是修书一封，让他去找齐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旧穿着短褐单衣，驾着牛车，怀端管仲的荐书直入齐都临淄。他边走边想：自己出身低微，虽获管仲赏识，却不知齐桓公是个怎样之人，若以荐书入禀，即使能获官职，他日岂不被人讥讽攀援富贵？于是打定主意，直奔宫门外，放开嗓门唱道：“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生不逢尧与舜，短褐单衣才至骭。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歌词传到齐桓公耳中，他心想：奇怪啊，一个车夫也感叹怀才不遇，就将他召入。经过交谈，齐桓公确信自己淘到了一块真金，于是任命甯戚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当时的齐国虽地广、资源丰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又是极有潜力的领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数十年后，齐国农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为国家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管仲死后，甯戚接任相国。

这就是甯戚的才能，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诸侯大夫相比，他们可以一无所有，但他们只要有一条就足够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说代表了春秋时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点：有能力，没负担，有自由。当时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这决定了他们可以东奔西走，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齐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频繁流动。有才能的士人择主而事。谁赏识他们的才干，谁给的报酬待遇高，他们就为谁效力。合则留，不合则去。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为国死，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也并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于家庭出身、个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从春秋到战国，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崛起，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级的士，投身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兴旺发达；离开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内外交困。正所谓“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衅魏魏伤。”（《论衡·效力》）

一个有西周遗风的人

齐桓公执政集团的另一位重臣是鲍叔牙。鲍叔牙可以说是最富有西周遗风的士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道德至上的上古风格，也可以说是贵族气质。这也许同鲍叔牙出身较好，家境殷实有关吧。

鲍叔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人“抬杠”，以性情耿直，犯颜直谏著称。他对齐国的许多政策和人事提出了中肯、尖锐的批评。齐桓公在霸业已成后，常常显露骄矜之色，甚至觉得自己功勋可比尧舜。齐桓公曾经计划铸造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知道后，主动去和齐桓公谈大钟铭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述说齐桓公的过错，结果说得齐桓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铸造大钟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

还有一次，齐桓公和管仲、甯戚、鲍叔牙四人同饮。酒酣耳热的时候，齐桓公责问鲍叔牙：“大家都向我祝酒了，为什么就你坐着不动呢？”鲍叔牙捧杯起身说：“那我也来向国君祝酒，希望国君不要忘记当年流亡莒国的贫困担忧，希望管仲牢记曾在鲁国的囚徒生活，希望甯戚记得夜里车下喂牛的时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感叹不已。齐桓公离席，向鲍叔牙郑重行礼说：“我和两位大夫若不忘你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管鲍之交”，意为至交的朋友关系，这一成语便出自鲍叔牙的知人和自知。

管仲病重后，齐桓公考虑他将不久于人世，便问，可否让鲍叔牙接替他为相？管仲说，鲍叔牙善恶过于分明，以善待善尚可，以恶对恶谁能忍受得了？“他是位君子，但不可以委以国政。”有人将管仲这些话告诉了奸臣易牙，易牙以为这正是离间管仲与鲍叔牙的好机会，遂到鲍叔牙面前挑拨离间。没想到鲍叔牙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道：“这正是我推荐仲父为相的原因。仲父忠于国家，没有私心。若让我为相，我岂能容忍你们这些小人？”

从鲍叔牙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春秋时期士人思想上的变化和冲突，那就是“道”和“德”的交锋。周武王、周公等用“以德配天”“天以德择主”来解释夏、商、周的历史之变，“德”一直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标准价值观，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德”是第一位的。鲍叔牙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有西周贵族的气质。与此同时，鲍叔牙应该也认识到了所谓“道高于君”的“道”，作为一个出现于西周初期的政治概念，“道”在春秋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也成为后来百家争鸣的核心思想。这和春秋的社会剧变是分不开的，人们认识到单纯以德治国是行不通的，而“道”正符合了这样的需求，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把利剑。

“道高于君”，这恐怕也是鲍叔牙举荐管仲而管仲并不举荐鲍叔牙的根本原因。在管仲的思想里，“法”是“道”的体现，是人类的“公”，因此要尚公崇法，依法治国。这样的思想，深深体现在管仲的治国措施中，首先就是人才选拔的“公”。

为一位农夫点燃一百根火烛

管仲知道，齐国霸业绝非一木之材可以撑起的，头一项要务，必是要广求贤达而用。已经有齐桓公的首肯，新上任的宰相虽然人事不广，但施行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快，八十位辩才无碍、聪慧敏捷的游士离开临淄城，满载财帛，向各国奔去。带着齐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负有暗中打探各国情报的秘密任务，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批“外交情报人员”。由于管、鲍二人早已在各国交通要隘，设立了秘密情报点，或混迹于酒肆旅馆，或托身于商行作坊。这么多年过去，早对各国政局了如指掌，这些又为八十位游士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想而知，此后从各个地方涌来齐国的，不仅是人才，还有许许多多情报资料。

另一项求贤的政令，便是选荐“秀民”。以往各国施行的多是世官制，如齐国的上卿高、国二氏，便世代承袭、主持国政。当然同时也有任官制并行其中，比如原来鲍叔牙等人被国君任命为少傅便是例子。但被任命之人仅限于“国人”中的“士”，近十倍于“国人”的“野人”（即野鄙农夫），却因血缘出身而永远被阻挡在仕途和从军之路以外。

管仲开始撕开这张网，虽然“秀民”的人数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开始。这就是管仲心目中与世官制背道而驰的“贤人政治”，这开启了战国以后任人唯贤的滥觞，恐怕也是以后两千年来科举取士的源头吧。

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个不易之举，贵族就首先反对。但由于高、国二氏在之前的改革中，已获得巨大的利益。遂投桃报李，给予支持。领袖世族的二氏，赞成选荐人数区区的“秀民”，于是这项政策才得以实施。为了显示这个政策的威严，管仲选择在太庙举行朝会，要求五属大夫及其僚属，“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这也要托先王旧制的“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集合各方老人，比较民众中有道的人，树立典范作为百姓的纲纪。有了这堂堂之言，地方官员便开始积极为齐桓公的霸业搜罗各种人才。

为了政策的持之以恒，管仲规定每年正月，五属大夫及乡长在述职时，要向国君报告举荐贤人的成效。如发现有而不报，将定为“蔽明”“蔽贤”之罪，属五刑重罪了。

以上两项都要假手于人，但庭燎取士之举，却是由管仲和齐桓公亲自执行的。

齐桓公专门设立了一个招揽人才的机构，起名“庭燎”。西周时，重视等级礼仪，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

本来庭燎的数量按爵位高低是有所规定的：天子为一百，公侯为五十或三十不等。为招徕人才，齐桓公便僭用了天子的庭燎一百之数。但出乎意料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八十游士和地方臣工都陆续报来佳绩，但自己这一边，却连一点动静都没有。齐桓公实在想不明白，终于有一天，卫士报告有一个自称“贤才”的人求见。

齐桓公心中一喜，两月余不见动静，今番终于有戏了。“举庭燎迎接，不可怠慢，另外派人请仲父来商议。”

卫士遵令而行，燃起一百把庭燎大烛，烟火冲天。可是到了一看，是一个村野农夫。齐桓公很失望，但人都来了也不能立刻叫人走，只好敷衍地问：“你有什么本事啊？”农夫回答说：“我只会九九术算。”齐桓公一听急了：“什么，你只会九九术算？那你求见寡人，所为何来？”

只见那农夫恭恭敬敬地行过礼，慢慢地说道：“小人也不觉得会九九术算是什么本事，但却想为主公排解一件大烦恼。”

“什么大烦恼？”

“主公可曾想过，为何设如此隆重的庭燎之礼，以待贤才，却无人应召？”

此话正中齐桓公所想：“你说，这是为何？”

农夫憨憨一笑，道：“贤才之所以不来，是因为齐国是名闻天下的大国，主公又是声名远播的国君，四方之士自认为比不上主公，所以才不敢来。九九术算，本就是微不足道之技，而小人又是一个村野之夫，然主公却以庭燎之礼，厚待于我，那些真正的人才，还会担心自己不受重用吗？”

齐桓公听罢，连声赞叹：“说得好，说得好。”

管仲赶来后，一听经过，对齐桓公能从善如流大加赞扬：“泰山不拒壤石，才能成就其高；江海不拒细流，才能成就其大。主公此事处置明哲，天下贤士定会鱼贯而入。”

果然，齐桓公厚待一个只会区区九九术算的农夫的故事，如插上翅膀，传遍远近。四方前来投靠的能人贤士，纷至沓来。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短短四五年工夫，齐国就兵强马壮，蓄势待发。首都临淄城的人口超过了四万户，有二十多万人口。在这样规模宏大的城市中，屹立着巨大的宫殿，里巷纵横，屋宇鳞次栉比，肆市林立，男女熙熙攘攘，商贾游人往来其间，是当时我国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

管仲确立的广求贤达的制度，效果如此之好，以至被后世的齐国政府牢牢继承。《史记》载：“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一个人，一套制度，就保住了齐国的大国地位。若这项制度与用人理念被时代所接受会怎样呢？这套制度奠定了春秋战国改革的基础。在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列国集权程度加强了，官僚政治确立了，地主封建制形成了，小生产发展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并孕育出了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服务的系统理论。中国由分权割据走向集权统一的历史条件已日趋成熟。

扩展思考：君臣相得

1.管仲和齐桓公相互信任，共同成就了春秋首霸。他们这样的关系，史称“君臣相得”。你还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君臣相得、创造辉煌成绩的例子？给个小提示：诸葛亮和刘备。

2.管仲算是知识分子。古代知识分子总是主动向公权力靠拢，“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像管仲那样演绎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实现个人价值。试问，除了从政，古代读书人还有其他“职业选择”吗？如有，其他职业能像当官那样实现读书人的抱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