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形势分析

为了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锡良督川期间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原因和意义，有必要先对这一时期川边康区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及相关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首先，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窥伺我国西南边疆，加剧了川藏地区的紧张局势。咸丰八年（1858）订立的中英《天津条约》和光绪二年（1876）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为西方列强入侵我国西藏、川边康区打开了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传教士首先进入川边康区，先后在康定、巴塘、盐井、道孚、炉霍等地建立教堂。随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也来到川边康区，在康定、巴塘等地建立教堂。据档案资料记载，在盐井地区，法国教堂设立50多年来，“诱置民间之地甚多”，仅在噶打、宗格、宗格中、清隆、立本、格拉6个村庄，就掠夺了可以播种6石2斗5升种子的土地114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沙俄派遣科兹洛夫等三人，带领随从二十余人行抵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8站琐图的地方，“竟枪毙百姓男女二十一名，受伤十九名，烧毁房屋，抢去马匹。其余琐图百姓逃亡殆尽。”与此同时，美国在巴塘的教会也掠夺了近200亩的土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传教士在巴塘又以年租170藏洋和39年的期限抢夺土地55亩。鉴于上述形势，一些四川封疆大吏多次上疏，主张筹边援藏，以固边圉。光绪十一年（1885），四川总督丁宝桢上疏称：“英夷窥伺藏地，居心叵测”，主张加强军事训练，“以期有备无患”。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再次上疏称：“西藏地方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近年英、俄交相窥伺，情形岌岌可危”。主张收复瞻对，驻重兵于打箭炉（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以便“一旦西藏有事，四川尚有门户可守”[2]。

其次，西藏地方势力在川边康区的扩张，与清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西藏地方势力进入川边，始于清初于打箭炉、理塘（旧时又写作里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设卡收税。雍正八年（1730），七世达赖移驻惠远寺，清廷拨80户农奴为其供养。继之，又将上、中、下瞻对（今四川省新龙县）“赏给第七世达赖喇嘛，作为香火地，西藏设置营官管理各土司事宜”，致使川藏间矛盾日趋扩大[3]。咸丰年间（1851—1861），中瞻对茹色长官司洛布七力及其子工布朗结企图统一瞻对各部，攻掠川边金沙江东西两岸土司，酿成大乱。同治二年（1863）工布朗结又攻城略地，适逢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入川，兵力空虚，川督请达赖出兵会剿。事后因西藏出兵有功，清廷允赏银三十万两，以理塘、章谷金矿作抵，并允藏官仍踞瞻对十年。从此，藏官在川边气焰日炽。光绪二十一年（1895），藏军袭扰川边明正宣慰司地界，与当地土司武装在松林口、纳真两地激战。光绪二十二年（1896），藏军又助霍尔朱倭安抚司攻击霍尔章谷安抚司，插手章谷安抚司土职承袭事宜。川督鹿传霖应章谷土司之请，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命张继率兵攻占瞻对，将藏官逐出金沙江以东。后又由于德格宣慰司次子降白仁青与长子多吉僧格争袭土司之位而勾结藏官，鹿传霖遂上疏“瞻对距藏甚远，插入内属土司之中……值此事艰，设西藏有事，瞻对之地不问而即属他人，川省若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不能不及早图维，预筹布置，以弥后患。”他建议先将瞻对改流，后乘势取德格、章谷、麻书等地[4]。对此，清廷举棋不定，听信驻藏帮办大臣文海“德格改流大有后患”之佞言，遂以鹿传霖上疏未与成都将军恭寿“互商妥善”，“事关边务，岂可掉以轻心，独断专行”为由，免去鹿传霖川督职务，张继也因之发配新疆[5]。西藏地方势力得知清廷如此处置，遂在川边康区大肆扩张势力。

再次，土司制度弊端丛生，急待改革。清承明制，川藏地区仍沿用土司制度。乾隆年间金川土司因承继构衅，酿成大案。道光末年，章谷安抚司之子，招霍尔麻书安抚司之子汪钦瞻对为婿，承继土职。麻书土司有二子，老土司及汪钦瞻对死后，两安抚司土职暂由扎喜旺甲执掌。事呈打箭炉厅，判令扎喜旺甲以原配（朱倭安抚司之女）为正，以章谷安抚司之女为庶。待两女生子之后，各承土职。光绪十九年（1893），扎喜旺甲正妻将章谷安抚司印信号纸携归朱倭娘家，扎喜旺甲以为打箭炉厅断其妻承继章谷安抚司土职，即兴师问罪。朱倭安抚司袒护其女，与瞻对藏官勾结，攻掠章谷。光绪二十三年乱平，光绪二十五年（1899）扎喜旺甲死后无嗣，经打箭炉同知报案，清廷于光绪三十年（1904）下令仿懋功五屯之制，以章谷安抚司地设炉霍屯，归打箭炉直隶厅管辖；朱倭仍袭其职，麻书由孔撒安抚司代管，了却多年纷争[6]。这种围绕土职继承问题而展开的争斗，在清代设置土司至改土归流这两百多年间，可以说层出不穷，从未间断。

第四，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有清一代，四川以其地缘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财力，逐渐成为清廷经营西藏的根本。然而自打箭炉以西的广阔的土司地带却是清政府统治力量最为薄弱的地区。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廷在川边康区全部，共驻文武弁员二千余名，其主要任务，在保持驻藏大臣入藏驿道及廓尔喀贡道；次要任务，则在防匪劫粮，镇摄地方，侦探边情，有时受理汉人诉讼及夷汉纠纷。按雍正七年（1729）定制，川藏分界以宁静山为界，该山以东，归四川总督管辖；以西，由驻藏大臣节制。同时又在泸定设巡检一员，在打箭炉设阜和协和泰宁营。其中阜和协设副将1员、都司2员、千总4员、把总7员、外委9员，马站守兵共970名，马80匹。泰宁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1员、外委2员，马站守兵共411名，马52匹。自打箭炉至巴塘又设置多处台站（驿站、粮站），平均各驿站台塘卒铺兵10名至20名，另士兵2至4名。“然以南北三千余里，东西四千余里之幅员，如此仅布点线，实属极其单薄，不足以驾驭控制，开发拓殖，更遑足论。”[7]因此，川边康区不时发生抢劫来往官商案件及土司争斗事件，大令清廷头痛；其中尤以瞻对土司为害最大。有清一代，清廷前后曾八次大规模用兵瞻对，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