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排满”根据之争

辛亥革命前，“排满”与反“排满”的论战愈演愈烈，而参与者又大多具有浓厚的“学界”的色彩，所以都希望通过学问驳倒对方，确立起自己主张在学理上的合法性。这一时期，经过西来人种分类新知的传播，要断然否认人类中有黄色一大人种者已无可能，故而除了满、汉文化认同和族源接近论之外，满、汉同属黄种论也成为反“排满”论者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于是双方的辩论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较为传统的，以国内的满、汉或者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为主要着眼点，从历史文化上来论证“排满”究竟是否合理。其次，在接受西方人种分类说的基础上，从世界格局和世界人种划分出发，在黄色人种的范畴内进行讨论。

第一个层面的论辩已为之前的研究者们所关注，如前引王汎森所论即是代表。可以发现，清末这一时段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原民族与各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攻守征伐史的追述[18]，其中尤以矛头直指满人的明清易代为重点。重新唤起晚明亡国亡天下的悲惨记忆，对于晚清的“排满”论来说是极为有力的一种手段。一时之间，各种以“排满”革命为目的的报纸杂志上，满目皆是“胡虏”“夷狄”乃至于“披毛戴角之族”等语汇。史可法、郑成功等明末抗清人物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大力讴歌。除此之外，对于素来讲究寻根溯源的中国士人来说，从历史上找到满、汉族源之间的异同亦为辩论双方所重视。康有为根据《史记》申发出了北方各族皆吾同种的观点。他认为满族“未始非出汉族”[19]。其弟子梁启超，当时基本还是主张在现有的制度和框架之下进行君主立宪改革，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满、汉血统不可谓无渊源之论[20]，并且专门论证满洲为明代之建州卫，乃中国臣民，明清鼎革“不可谓一国家踣一国家”，更应比作周之代殷，朱姓天下换成爱新觉罗，不过是建州卫人夺了安徽人的皇位，故而当定性为传统的皇朝更替[21]。对此，“排满”阵营则极力证明“本朝非中国血脉”[22]，与之争锋相对。汪精卫和刘师培纷纷起而与之辩难，表示满人完全是与明无关的外来种族[23]。值得注意的是，“排满”论阵营除了在传统典籍和明清之际的记载中寻找辩论证据之外，实际上也借助了西人对中国种族由来所发表的看法。比如刘师培等人当时就笃信法人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种西来之说[24]。以当时学者宣传人种西来说的情况看，其自然有类似“黄种、白种，中西本出一源”的考虑[25]，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汉人起自昆仑乃至更西，在种族发源上与“东夷”满洲毫无瓜葛的言下之意。

第二个层面的交锋涉及全球人种竞争的问题。在亚人多黄种而且面临着衮衮“白祸”的国际大背景之下，区分满、汉，以及“排满”革命论者所提倡的满、汉之间将殊死相斗是否明智与合适，成为时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康有为认为一旦革命军起，“中国黄种自斗，异种之人正可坐视之而取渔人之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发表公开信，对革命表示担忧，所据正是“欧人论人种，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26]。就连一般被认作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对处于“黄种方绌于白种”情势下的满、汉争斗表示了忧虑[27]。杨度东渡日本之后，与日人嘉纳治五郎面对面的谈话可以视作满、汉不平与黄、白种争这一对话题殊难平衡的直接体现[28]。在谈话中，明显可以体会到双方对于亚洲和黄种存亡以及白人逼促的深深忧虑。杨度将甲午之后，中日由仇转亲的关键解析为“白人之势力弥漫全球，我黄人不能不相提携、相结合，以与争竞而求自立之道”。在最后一日的面谈中，嘉纳氏提出中国教育有种族和学术两大问题，他认为以当时情况而论，继续维持满人为君主的做法最为稳妥，并引用英人之论来肯定满、汉主仆的局面。显然杨度也对种族问题更感兴趣，但他认为黄种内部各民族不能够平等相待，中国汉人（此处两人用“支那人”来表示）仍在满人统治下，奴役性不改的话，对抗白人也无从谈起。嘉纳治五郎最后只能以含混表示应当去除满人压制、汉人服从两种劣根性来结束关于此一话题的讨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