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排满”风潮与重组分类

王汎森曾在其关于章太炎思想的专著中辟出一章，讨论章氏的民族思想，他认为当日反“排满”论者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大致有二：一是文化上满、汉实已混同，二是历史上满、汉同源。章氏对于这两种理论的回击也被王著总结为“两条路线”，分别是进化论影响下的“文”“野”观以及通过“历史民族”来剖清族源[2]。王汎森所指出的这两种反“排满”论说，或能大体归结为古为同种、今已同文[3]，其立论之根基主要着眼于满、汉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而且判定种族分合的依据，无论是教化、礼乐的同一，还是北方种族出自三皇五帝苗裔的佐证，基本并不溢出传统中国对于种族辨别的认识[4]。

然而，阅读时人著述，可以发现王氏之论并不全面，“排满”与反“排满”论者之间的争论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种族观念，其关于种族的知识储备也不再限于传统典籍所载。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曾将清末革命视作“学界中人”的“秀才造反”，其本意在于警戒革命者不要因为地位上可攀附封疆大吏而依赖督抚权力，但实际上也道出了清末“排满”革命派身上浓厚的文人学士色彩[5]。章氏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尝言及自己种族意识的生发：少时见《东华录》所载文字狱案而心生对于异族的愤恨，继而读郑思肖、王夫之书，逐渐发展出保卫汉种之民族思想，但直至甲午，看了东西各国的书籍之后方才明其学理[6]。从其夫子之道观之，无论《东华录》，郑、王书，还是东西各国书籍，大致不难体会出“排满”意识中现实感的缺位，而以上种族意识的来源，无疑非识字的“秀才”不能有所接触。更重要的是章太炎认为郑、王等人之书虽然倡言兴复汉族天下，却并不具备“学理”，只有甲午后所阅读的东西各国新书籍才为其提供了种族意识的“学理”。显然，章氏两篇演说辞中所提及的“学理”和“学界”自有其共通之处，所谓“学”者，完全可以落实为直接或借由日本传入的西方新知识、新学问[7]。

如果再将视野扩大，涉及“排满”种族论者的对手方，这一“学”的范畴仍然适用。反“排满”论者、保皇、立宪、维新派诸人也正是章氏口中的“秀才”和“学界中人”。他们在论辩中所利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也往往是西来的“学理”。正因为清末“排满”论者及其反对者皆为掌握新“学理”知识的“学界中人”，故而考察两派之间的争辩，或许不能仅仅注目于双方在诸如种族苗裔和夷夏进退等一些传统问题的纠缠上，还应该注意到西学新知对于“排满”论争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关于种族的概念已经上升到了全球人种区分的范畴。

正如章太炎所论，甲午之后，西学被大量引入中文世界，关于人种和种族的新知识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其中西来的人种分类说[8]以及相关的“黄种”“白种”等概念尤为人关注。清末，由于西方人种知识的传入而形成的关于世界认识的重要话题就是建立在人种分类说基础上的。亚洲人民多属于黄种一说在当时已经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中日马关议和的第一次会谈中，中方代表李鸿章就大谈时局，以黄、白人种之不同对日方晓以利害：“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借以与泰西抗衡，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对于日军，李鸿章也不吝称赞其表现足以证明欧洲模式的陆海军战略战术，“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9]。此话出自战败者一方未免有些长他人气焰[10]，但如果日方记录不误的话，起码能够说明马关谈判时的李鸿章已经自如地运用黄种、白种等词汇，用以显示同为黄种的中、日两国理当和睦停战。

马关约成，继之而出现的是各种瓜分中国之论、列强强租土地之行，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忧患意识与日俱增，中国人充分体会到了自己被“侪诸非洲之族类”[11]而有瓜分豆剖之祸的屈辱，这也反过来促使士大夫们有意去了解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不少国人刚刚放开视野，注目全球，就发现彼时之世界大局乃正是“环瀛莽莽，白人执利刃而麾之，藉以矱黑、芟红、锄棕，骎骎乎及我黄族”[12]。他们将这种局势，描绘成欧洲白种的胜利和红、黑、棕种的望风披靡。不仅如此，白人的积极东向也对中国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黄种中国人的命运堪忧，保种的呼声日益高涨，可以发现甲午之后种族知识的传播往往和保种的表述相伴出现。与此相应的是，作为保种之良方，西学得到重视且被广为宣扬。西方有关人种分类的知识，也为当时读书人所关注并广泛讨论。在新知习得以及民族危机感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开始使用人种知识作为工具，来分析列国强弱及中国前景。梁启超认识到“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藉通商以辟地”[13]，面对此咄咄逼人之势，“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任其强梁，形势日蹙，人口日稀，进而将不能自存其种族[14]。他翻阅地图，指出世界上的六块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即便是所剩下的亚细亚一洲，“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15]。

此外，西方关于种族分类的知识也增加了国内种族划分的新内容，满、汉之间的区别被科学化的民族判别加以确定，而其基础正是西来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比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详细描述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并将中国人大致区分为“五族”，除了汉人之外，其他四种分别是苗人、满族、蒙古族和藏族[16]。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引用了一种题为《世界地理》的著作，将中国人划分为七种：蒙古族；“住于满洲、库伦”的通古斯族；“住于库伦中部天山塔里木河流域喀什喀尔扬子江之上流”的土耳其族；西藏族；汉族；“住于高地之民族”；“住于喀什喀尔库伦塔里木河盆地下部及青海者”。此外，他还提到过同样来自“西人”判定的另一种分类法：

西人分中国人为五种，汉人之外，曰通古斯，曰蒙古，曰土默特，曰南蛮。通古斯者，昔之鲜卑、乌桓，唐、宋之契丹，及今东三省之人是也。余案通古盖即东胡之转音，斯特之类皆谓人也。土默特即古之西羌，今之藏卫及青海地。南蛮即苗、傜之属，西人以为真中国之土人也。此等分别，近时所译各书颇视为定论，且录入涉猎书以教童蒙。其实即沿中国古书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之说，稍加附会耳。于中国人种之学，实无所发明也。[17]

文廷式以转音来解说“通古斯”，并认为这样的区分不过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中原加上四裔而已。尽管对此不甚以为然，但是他也承认此法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不易之论，且成为孩童也要学习的一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