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进的冲动

精彩看点

影响移民的重要原因——年轻人被骗上远洋海轮——离境许可——中世纪晚期的公社——经济革命——神圣罗马帝国的移民限制——19世纪的移民潮——移民规模——移民潮的非官方性质——西进运动——美国西部的欧洲移民——移民潮的周期性特征——人口增长原因——重商主义政策——欧洲农民引进马铃薯——饥荒对移民运动的影响

1815年美英战争结束带来的和平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运动铺平了道路。当年，一位报纸评论员对欧洲农民满怀憧憬地坐上大篷车，兴高采烈地启程前往新大陆惊诧不已，声称“移民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迁徙将人与生活曾给予他的所有东西彻底分离开来，只剩下动物生存的基本需求”。每位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提到移民话题，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想要移民的人，不要草率做出决定，不要以已知换未知。在广袤的田野上，年轻人结伴劳作。公墓里安息的父辈和祖先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安全感，远处教区教堂的塔尖让人心安。在由家庭与朋友构成的社区里，到处是从小认识的人。大家同甘共苦，熟悉的人际关系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安全感。为了在遥远的北美洲有一幢更大的房子，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欧洲移民放弃了很多有利条件，这样做明智吗？

然而，感情并不是将移民与家乡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譬如，在一个村庄，村民们每年有两次到集镇赶集的机会，却不了解集镇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在集市上，村民们会看到一些新面孔，听陌生人讲不同的方言，跟与自己的风俗习惯、行为举止截然不同的人做买卖。只有回到熟悉的同乡中间，他们才倍感轻松。诚然，一些村民会离开家乡走南闯北。一个去过意大利的金匠和一个到过瑞士的造车工人向村民们讲述自己的漫游之旅，展示给村民们另一个惊奇的世界。在新世界，人们的着装、语言甚至宗教信仰完全不同。设想，在欧洲是这样一番情形，那么在美国——一个地处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彼岸的神秘国家，不应该更是如此吗？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留下来，创造繁荣”不仅是《圣经》中的一句箴言，还是人们通过丰富经验达成的共识。在一次次踯躅着踏上隔海相望的未知大陆后，这种共识愈加坚定。

除了对家乡的依恋和对未知大陆的恐惧，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也是影响移民的重要原因。铁路和蒸汽船成为移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后，也成了“承运移民”的专用词，总是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时光。当时，移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由于没有其他运输工具，移民只能背着行囊上路，在每个教区的边界都被视为可疑人。人们怀疑这些背着行囊的人动机不纯，只有经过仔细检查才让他们通行。无论在客栈还是在路边，总有人监视这些人，直到他们到达一个新教区，受到新一轮盘问。当移民进入城市，城门口站立的卫兵会检查他们的背包里有没有违禁品。此外，即使行囊简单，每经过一个边界，官吏都会向他们征收行李税。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这些人风餐露宿，向遇到的每一个水手询问有没有前往北美洲的船，恳求船长在船舱里给自己一席之地。有时，只要能上船，他们可以在船上免费做工。

移民在港口度过的每一天都提心吊胆。早在shanghai一词有“诱拐”的含义前，在船和水手聚集的地方，一些健壮的年轻人被骗上远洋海轮。在码头上徘徊的人是拥有海外资产的商人和贸易公司的招募对象，是其寻求财富之旅的雇佣兵。海外商人和贸易公司利用雇佣兵防御入侵者，并镇压当地人的反抗。如果收益可观，远航捕鲸不仅充满刺激，还可以让每个人获得不菲的报酬。但等待鲸鱼现身的过程非常漫长，并且困难重重，伴随着巨大风险。由于缺乏耐心，很多渴望在新大陆拥有一片种植园的年轻人最终只能成为南海上的一个小商贩，或者是刺着文身的普通水手。

很多移民难以获得合法离境的官方许可。没有办理正式手续的人一旦离开家乡，就成了逃犯，因为国家不仅要求他们服兵役，还要求他们留在家乡。人口是一种财富、一种投资。如果没有对等的回报，国家不会允许人们随意迁往其他国家。诚然，个人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国王或贵族的私有财产，但依然是国家的财产。国家可以将一个人交给另一个国家或将其流放。对个人而言，他没有移居国外的权利，即自由离开祖国前往另一个国家定居的权利。即使获准离开，世界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弥补国家损失，移民者需要拿出自己全部资产的一部分，为自由买单。

然而，获得离境许可是从农村公社罗网中解脱出来的最简单的方式。个人不仅是政治集体的一员，也是经济集体的一员。对普通民众来说，政治生活离他们很遥远，但经济生活与他们息息相关。19世纪的移民潮主要出现在欧洲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和乡村工匠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当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后，个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这便是移民潮形成的基础。

然而，奴隶制的废除并没有赋予农民自由，农民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仍然是公社的一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活。政府官员决定农民耕种的时间及土地归属权的划分、牧场和森林公共用地的使用权，以及每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任何一个工匠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开工，交易的价格及方式也由当地法规决定，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当权者可以制定法规并享有解释权。未经允许，年轻人不得结婚。同样，公社将其对各地区应当承担的义务一律分配给农民。最终，公社内部的专制独裁成为移民的首要原因，也成为移民的一大障碍。

这就是中世纪晚期的公社。公社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后来，公社的一些特权因政府改革取消，另一些特权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淘汰，公社的管理也逐渐缓和。在西欧国家，几乎没有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国家法和地方法对有关个人身份的法规进行了改良，规范了公民拥有的土地范围及邻居。欧洲的每个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几乎每个地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政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整个北欧和西欧，人们的迁移率稳步上升。人员流动最频繁的地方，往往最先出现大量移民。

在英格兰王国,16世纪爆发的经济革命瓦解了历史悠久的乡村结构。英格兰王国摧毁了爱尔兰的宗族统治，掌控了爱尔兰人的命运。当时，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发现，自己可以自由前往皇家领地内的任何地方。不过，《伊丽莎白济贫法》阻碍了移民的脚步，该部法令禁止人们迁往其他国家定居。为了获得移民利力，生活在苏格兰高地的人经历了漫长等待。当时，苏格兰高地由宗族和贵族当权，直到18世纪爆发起义，贵族统治才被推翻。荷兰很早就废除了所有移民限制。作为一个商业国家，荷兰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发展经济。因此，荷兰废除了教区和地方自制的法律。只要资金允许，荷兰人就可以前往自己喜欢的地方务农和经商。

然而，英格兰王国的一些邻国发展缓慢，当地人没有那么早获得移民权利。法兰西王国连年征战，人力珍贵，不可能制定来去自由的移民政策。甚至对派往新法兰西的殖民者，法兰西政府也施加了很多限制，阻碍了移民进程。为了留住稀少的居民，法兰西政府规定，对擅自离开本土的人判处死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兰西人自由选择移民的权利才被视为天赋人权。但即使得到政府认可，也有一条不变的规定，即一旦战争爆发，法兰西移民需要回国效力。

中世纪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个邦国和公国都制定了有关移民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的东迁运动加快了人口流动，限制移民进出的严格规定跟不上形势发展了。允许人们迁徙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神圣罗马帝国的移民限制注定会被历史淘汰。但在18世纪，重商主义认为，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才是最富裕发达的国家。这种观念引发了强烈反响。神圣罗马帝国政府不再允许拓荒者带领一群移民前往东部开垦荒野和森林，只允许一种形式的东徙，即传教。传教士可以获准离开国家。北欧其他国家的法律与神圣罗马帝国类似。由于北欧的大多数国家临海，很多人有机会当水手，从而为渴望前去远方探险的人开辟了一条道路。直到19世纪，德意志人才普遍享有了自由移民权。

在很大程度上，源源不断的欧洲人迁往北美洲促进了美国十三个殖民地的发展与繁荣。然而，1815年到1914年，对美国外来人口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段时期。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移民潮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成群结队的人向西横跨大西洋，涌入北美洲。欧洲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每条街，都积极投入了移民潮。此次移民潮始于爱尔兰和莱茵河河谷地区，向东北延伸到英格兰中部地区、北欧国家及德意志北部，向南穿过波罗的海、波兰和奥地利，最后延伸到意大利。此外，移民潮消退前，由于难民太多，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地区饱受移民潮折磨。对美国来说，只有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受移民影响。显然，造成此次人口大迁徙的原因不只是种族或民族问题，也不只涉及法律或政治领域。移民潮不仅是一代人的狂热，也不是一种仅流行了十年或二十年的观点，其中缘由和迁徙活动本身一样具有普遍性。

此次移民潮的周期性十分显著，呈波浪式增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周期结束后，会有一个间歇期。其间，移民潮会有停滞或反弹现象。但间歇期过后，紧接着是一股更高的浪潮。了解移民潮的潜在因素后，我们会发现，移民潮的“退潮”和“涨潮”同样重要。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让人们困惑不已。不过，每一次移民潮“涨退”的原因都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19世纪见证了移民潮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内容，始于1830年，持续到1860年，在1847年到1854年达到高潮。由于人口大量外迁，“凯尔特”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凯尔特移民来自爱尔兰、苏格兰高地及威尔士山区，语言主要是凯尔特语，身体里流淌着凯尔特人的血。凯尔特移民的土地制度直接承袭早期部落的耕种习俗，并且由此发展而来。尽管一些移民来自莱茵河上游和邻近地区，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移民依然被视为凯尔特人，因为第一批在莱茵河上游凿山开河的人就是凯尔特人。此外，德意志人通过征战占领了凯尔特人的村庄和田园，重新分配土地并继承了历史悠久、具有凯尔特农业特色的习俗。与其他地方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凯尔特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型后的农村经济模式与爱尔兰盛行的土地制度相似，与纯粹的德意志人聚居地不太相同。迁徙到北美洲的比利时农民和荷兰农民也沿用了凯尔特人流传下来的经济组织模式。当时，挪威的拓荒者也来到凯尔特人被驱逐出欧洲大陆后长期居住的沿海地区。

移民潮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1860年到1890年。在数量上，英格兰移民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自耕农及其后代和农民工。有史以来，北欧最大的移民潮发生在1860年到1890年。其间，德意志移民以普鲁士人和萨克森人为代表，奥地利移民以波希米亚人为代表。和以前一样，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移民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土地所有制度。这项土地所有制度起源于日耳曼人，因为移民都来自早期的日耳曼部落。他们有一套固定的习俗，用以管理农业活动和土地继承。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耳曼人的分布地区：从英国泰晤士河北部地区一直到苏格兰高地，德意志易北河东部，奥地利山脊西面，丹麦和瑞典南部地区的平原，以及挪威内陆的山谷。这些外流人口都有日耳曼人的血统，有与日耳曼人一样的组织体系及语言基础。因此，所有迁往北美洲的移民都属于日耳曼人。

第三个移民阶段是1890年到1914年。其间，来自地中海的移民和斯拉夫人进入北美洲。斯拉夫人有着与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一样的土地制度。然而，大多数芬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卡累利阿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有着相同的土地继承制度。地中海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远比斯拉夫人复杂，并且无法简化。在地中海地区，一波又一波文明和文化繁荣、衰败，大量人口死于战争和瘟疫。意大利、希腊和近东一些国家曾经的土地制度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但商业和政治制度一直联系紧密。

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移民潮共涉及三千五百万移民。顶峰时期，移民的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在移民潮的第一个阶段，1847年到1854年，有一半移民迁往了美国。在移民潮的第二个阶段，1880年到1890年，移民所占比重与第一阶段差不多。在移民潮的第三个阶段，1909年到1914年，移民所占比重与前两个阶段相同。短短二十五年，有一千七百万人漂洋过海迁往异乡。惊人的移民数量是其他和平年代或战争时期的人口迁移不可比的。与此次移民运动相比，罗马帝国晚期的野蛮入侵和世界大战中美军的输入显得不值一提。

然而，我们不仅要注意移民潮的规模，还应该了解移民潮的非官方性质。此次移民潮是很多人自发的运动。此前，人类也有过类似的迁徙，如征战其他部落、组织有序的游牧定居及商业公司驻外等。但在这些移民活动中，个人是社会体制中的一员，发挥的作用无足轻重。作为成熟社会的一分子，一个人如果脱离社会环境，就会被赶到荒野或陌生地区，或者不友善的人居住的地方。探险家们早已习惯这种组织体系，并且他们当中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人，不管新环境多么陌生，其唯一的职责就是维护和发展这种组织体系。

然而，1815年到1914年，欧洲人迁往新大陆定居通常是个人性质的移民。一个人如同一粒原子，从旧社会中挣脱出来，再依附到新社会中。在陌生的环境中，这个人没有任何使命感，不愿意复制以前的生活，除了保持自己熟悉的个人生活习惯。没有爱国情怀促使一些人移民到美国，不管其祖国文化是闭塞保守还是广为流传，都与他无关。诚然，这样的人身上依然带有建立组织体系的细胞，即集体组织的向心力，以及崇敬和喜欢自己早已习惯的东西。这往往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来到美国的时候，遇到了提前移民过来的同乡，并且周围的环境还算友好，那么他会与同乡一起，在异乡重新建起与家乡相似的家园，即建立一块殖民地。但移民者很快就会对殖民地感到厌倦，对旧大陆的依恋之情也会逐渐消失。

面对人口大量外迁的情况，政府往往很少采取应对措施，甚至听之任之。不过，19世纪早期，一些欧洲国家通过立法，为一直寻求低价运输方式的旅客减轻了负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欧洲国家做了这个尝试，但仅仅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人们何时愿意去往何处不受政府限制。直到19世纪末，欧洲国家才采取了移民出境政策。或者说，当时，美国采取了移民入境政策。但这项政策实施得太迟，已经无法改变移民潮的性质。虽然人口大量外流改变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但没有一个国家给移民以导向，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

此次人类大迁徙并不是单方面的，反而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存在联系。移民潮不仅促进了农业发展，还彻底改变了欧洲乡村的生活方式，并且促使乡村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使欧洲人口在三代人的时间内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此次移民为人们提供了商船，船上装载着质量上乘的商品，促进了大西洋两岸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开启了大西洋海上贸易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移民对美国西进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看，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是向外移民。正如前文所述，此次移民潮与每个移民输出国的农村经济重组有关。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移民潮现象仅指移民入境，并且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成千上万的异乡人要怎样融入美国人的生活及其经济体系呢？当时，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美国所有边界地区和大量国土都是“自由的”。大片空地等着人们开垦，因此可以接纳很多移民。但这个简单的设想忽视了移民作家及地产商都讳莫如深的一个事实，即开拓土地其实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早期美国移民经过两个世纪开疆扩土得出的经验表明，只有经过上百次实践才能获得成功。

西进运动并不像史册上记载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迁徙过程。很多史料主要讲述了一个刚毅不屈、足智多谋且锲而不舍的人，单枪匹马在荒野中求生的故事，或者前线士兵在战壕里徒手格斗的故事，但历史学家必须谨记阵地形势的错综复杂，每次战斗都或多或少会将战线向前推进。前线附近地区、公路、运河和铁路编织成一个网络，为拓荒者提供了支持。移民带来了资金。移民者的黄金为移民活动提供了巨大动力。为了将黄金变成服务工具，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一些沉不住气的拓荒者一旦离开，新开垦的土地就需要劳动力填补空缺。

欧洲移民不是拓荒者。他们没有拓荒经验，也没有能力征服森林或草原，他们不会使用危险的工具，如美式斧头，更不会搭建小木屋或草皮房。此外，一些移民由于染上疟疾，丧失了劳动力，另一些移民夏天容易中暑，并且一年四季都会受到蚊虫叮咬。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在肥沃的北美洲，欧洲农业体系到处碰壁。在看不到人烟的荒原上，欧洲移民独自忍受着孤独。之前，他们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认为自己能独自忍受单调的生活。但现在，他们的内心已经乌云密布。日复一日，不管欧洲移民多么努力，丛林都会越长越密，需要开垦的平原依然渺无边际。逃离欧洲贫民窟或劳工营的移民绝望地承认，自己被击垮了。在北美洲荒野上，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成功。很多渴望在大自然中建立新家园的欧洲移民放弃了之前的浪漫计划，听取了聪明人的建议。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西部的欧洲移民不断繁衍生息。他们不需要邻居，甚至将邻居视为对手。一年中，一些移民会去几次贸易站。贸易站可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最初的欧洲移民有着传说中游牧民族的天性。远方的一缕青烟意味着有人出现在那里。于是，他们扑灭篝火，吹哨唤狗，搬迁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然后，他们扛着斧头、枪支和锄头，前往新的定居点生活。

然而，传说往往与事实不符。毋庸置疑，这种移民确实存在，却不能代表大部分住在边远地区的欧洲移民。大多数移民在森林里开辟了小径，建了第一个居住地，清理了附近的小溪，将周围几亩地打扫干净，并且围上了栅栏。这些移民像依赖耕地的收成一样，依赖荒野里的野生资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心满意足。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往新的地方呢？原因很简单。远处升起的缕缕青烟不仅意味着新邻居的到来，还预示着竞争者的出现。竞争者会对这个地区造成破坏，导致森林里的大量野禽迅速消失。因此，一些移民选择收拾好行李，前往另一座山谷。在新的定居点，他们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并且在离开前，他们会将改良后的农场卖给另一个住户。

在这一阶段，出现在北美洲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农场买主通常是北方人或纽约人，他们一般来自德意志、英国或挪威。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种移民方式，一种标准化的移民进程。新来的移民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频繁更换工作，直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份工作或满足移民的兴趣爱好，或能提供资源，或仅仅出于必需。美国内战爆发前，这种移民方式发展到鼎盛时期，很多欧洲人成为独立自主、拥有土地的美国农民。通常来说，欧洲移民成为美国农民有两种途径。

在移民前，如果欧洲移民有足够的资金，一定会一路顺畅。欧洲移民揣着几百美元，买下半改良的农场维持生计，在适应了新型农业生活方式后，逐渐扩大自己的耕地面积，直到能满足所有需求为止。

但大多数移民横跨大西洋到达北美洲海岸时，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只能为有钱人做工。他们分散在各个社区，这些社区正需要熟练且健壮的工人。于是，北美洲腹地吸收了大批欧洲劳动力。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成了工厂的技师或工人，泥瓦匠和木匠在繁荣的村庄倍受欢迎。但大多数移民扛着镐和铁锨，凿运河、修铁路。他们虽然看不起这些工作，但这些工作能让他们顺利前往美国西部，前往最终的家园。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历程，死亡率很高。坚持到最后的人，只有经过两三个季度的努力，才能攒到足够的钱，买到梦寐以求的土地。

攒钱过程充满变数。很多新来的移民会在比较富裕的农场做雇工。一家人如果都移民过来，常常会分开做工，妻子和孩子也会出去“揽活”，直到一家人有了一定收入后才能团聚。随着居住范围不断扩大，移民们会招揽更多同乡来到北美洲，并且给予同乡一定帮助，过一段时间后将这些人打发到偏僻一点的地方生活。早期移民参与了所有公共建设和乡村建设，为后来美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经验，成为美国发展的主力军。

大西洋移民潮有显著的周期性，呈现出波浪式的动态特征。在这个浪潮中，人们横穿欧洲大陆，到达太平洋。欧洲移民运动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如移民运动往往在美国工业活动蓬勃发展时期达到高潮。然而，这一规律也有其局限性。譬如，在工业萧条时期，西进运动迅猛推进。如果将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讨论，就能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发达的商业贸易需要劳动力，而欧洲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过，如果修建运河、铁路、工厂和货栈的成本超过了利润，那么工程就会停滞，工人就会被解雇。于是，被解雇的工人们携带积蓄，继续西行，前往西部地区，然后从西部移民手中购买土地。欧洲人的这种波浪式迁移及其后来在美国各州的分布情况，构成了美国移民史的主要篇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人迁往美国是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口增长和扩散的一个方面。19世纪，人口数量空前增长直接导致了欧洲人口外迁。我们还必须考虑此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前几个世纪的发展。自外族入侵以后，罗马帝国的和平与繁荣遭到破坏，社会混乱不堪，居民人数约减少了一半。直到13世纪，商业贸易的萌芽和趋于稳定的政权使西欧国家逐渐恢复了早前的繁荣景象，社会很可能发展到新高度。然而，随之而来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战乱与瘟疫，国家人口数量再次减半。1500年，西欧人口数量和一千年前差不多。接下来的百年间，在大自然的恩泽下，黑死病退去。17世纪初，欧洲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此后，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人口数量得到进一步增长，但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国家因“三十年战争”再次遭受重创，意大利半岛的经济状况因地中海商业贸易的衰退停滞不前。尽管如此，很多欧洲国家复苏后，经济力量比以前更强大。18世纪初，除了因疟疾肆虐沿海平原而受难的意大利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18世纪初，由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进行过官方人口普查，当时的人口增长幅度只能依靠推测。但我们可以说，整个18世纪，欧洲的人口数量至少增长了一倍。这一现象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与刺激人口增长的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起了重要作用。18世纪，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了给之前的人口增长推测提供数据资料，每隔一段时间，欧洲各国会在本国疆域内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且采用统一的分类体系。18世纪60年代，欧洲的人口普查已经很普遍，统计出的人口增长率证实了之前的推测，当地教堂的零星记录及贸易统计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人口增长的原因不足为奇。一千多年来，人类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欧洲人口多次有希望达到饱和。然而，疾病和战争打破了人口增长状态。幸运的是，18世纪没有爆发严重的瘟疫。18世纪的最后十年，军队中出现了瘟疫，很多士兵选择远离祖国。医学不再是神术，逐渐发展成科学的治疗方法。大多数婴儿和儿童染上疾病后，不再消极地等待死亡。人们不再认为，小病小痛是神灵的显现，治疗疾病是反抗神灵，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因此，疫苗接种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从前，天花每年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但现在，通过疫苗接种，天花病毒的传播范围大大缩小，毒性也得到了控制。因此，死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欧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现在，我们很难证实人口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重商主义政策。在刺激人口增长方面，有关重商主义的观点简单明了。人民就是财富，一个国家想要繁荣富强，就必须积极鼓励人口增长，吸引其他国家的农民和工匠前来定居，同时阻止本国人口外流。普鲁士政治家约翰内斯·冯·尤斯蒂倡导重商主义，曾在声明中夸张地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嫌国民太多。”因此，为了增加人口，欧洲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婚姻的法律对有能力挣钱养家的人放宽了政策。服兵役的政策也放宽了，因为人们批评军队像中世纪的修道院，吸收了太多本来可以生儿育女的男性。一位爱国牧师提出将多配偶制度合法化，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类似的法律法规表明了欧洲各国增加人口的强烈欲望。

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可能没有直接产生巨大影响，但重商主义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变化，促进了耕地面积的扩大，从而增加了穷人的食品供应。政府部门划分公用土地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以前只放养几头牛羊的大片荒地，现在变成了耕地。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粉碎了恶性的农业共产，使雇工转变成自耕农。为了自身利益，自耕农采取了更合理的耕种方法。国王和贵族以管理着示范性耕地而骄傲，因为示范性耕地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让原来的荒地充满生机。

18世纪，一种不起眼的根茎类植物——马铃薯备受欧洲人欢迎，但给欧洲人带来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对西欧穷人来说，马铃薯的重要性相当于大米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当欧洲农民第一次见到马铃薯时，都以为马铃薯没有用，或有其他用途。为了帮助欧洲农民，教区牧师引进了马铃薯。一开始，欧洲农民半信半疑，勉强接受了牧师的帮助。后来，引进马铃薯的举措赢得了欧洲所有人的称赞。很快，马铃薯的优点显露了出来。只要在田里种下少量种薯，就能获得丰收。栽培马铃薯的工作十分轻松，女人和小孩扛起锄头就能轻松种植。与其他农作物相比，马铃薯很少受到病虫害影响，冬天储存工序也不繁杂。即使是厨艺不精的家庭主妇，也能用马铃薯做出令人满意的菜肴。于是，村舍附近小块土地上种植的马铃薯，让欧洲人摆脱了一直以来对饥饿的恐惧。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格兰王国征服了爱尔兰，残酷的殖民掠夺导致了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然而，如果没有马铃薯，1800年的欧洲人口数量就不会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

欧洲人口增长几乎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18世纪下半叶是欧洲人最繁忙的时期。杂草丛生的荒地得到开垦。现在，一些地区的耕地已经扩展到了山腰上，陡峭的山坡变成了梯田，蜿蜒的河流变成了狭窄的河床，富饶的低洼地变成了犁田。在欧洲北部平原地区，所有荒地已经被清理干净，沼泽地的水已经被排干。北部临海地区建设的水利堤防从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入海口。在瑞典和挪威，这段时期被称为“连根拔起”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给山林造成了巨大破坏。从北欧到南欧，村庄逐渐变成了集镇，集镇逐渐变成了城市，因为越来越多的居民涌进社区做生意，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便捷。很多老城区开始发展家纺业。由于新城区的人们既没有纺织技术，也缺少纺织设备，老城区为新城区提供了亚麻制品和羊毛制品。因此，旧城区的家纺业发展迅猛。

通过上述方式，欧洲容纳了日益新增的人口。在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过程中，区域间的迁徙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活在莱茵河流域的人们常常穿过易北河，前往德意志“东部殖民地”寻找土地，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来自低地国家的人，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常常召集起来共同迁往欧洲北部的沼泽地区，改善当地的环境。当时，由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长期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并且成效显著，普鲁士王国逐渐向东扩张，人口遍布德意志东部地区。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允许瑞士人和德意志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平原地区定居。西班牙帝国也推行了重商主义，试图确立德意志农民和工匠在绵羊牧场中的地位，恢复曾经的繁荣景象。这些举措常常伴随着民众的埋怨。一些人选择离开，返回自己的家乡。尽管如此，移民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视野因此变得更加开阔，甚至不再将大西洋视为一道屏障。后文将对早期的跨大西洋移民运动进行更全面的讨论。

如果仔细观察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人口增长，会发现人口增长呈现出累积性特点，以及人口以相同速率持续增长的趋势。通过人口统计表衡量国民财富的人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按照这种趋势，实现数世同堂指日可待。但另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其考量主要基于人口产生社会影响的第一手资料。各国官员对客观数据展现出的事实感到欣喜。不过，普通百姓看到自己的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焦虑感油然而生。18世纪下半叶，一些乡村牧师出身的欧洲作家开始质疑人们鼓励无节制生育的行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将几何和算术运用到了人口学领域，从而在经济学领域脱颖而出。然而，他之前的经济学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综合成数学公式。每个研究者都讲述了自己的体验和观察，但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自发地对人口问题发出了警告，表明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无关紧要。在《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法兰西经济学家米拉博侯爵维克托·德·里奎蒂描述了他所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在德意志北部乡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贾斯特斯·默泽尔讽刺不切实际的政治家们的“爱国主义幻想”，认为这些人应该为人口剧增超出土地承载力负责。基督教教义是鼓励生育。丹麦牧师奥托·利特肯深谙民间疾苦，一直致力于调和教义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虽然情况越来越糟，但无所不能的自然会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进行干预。17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一项研究颁发了奖项。该研究旨在探讨年轻人在其他国家商船上工作的原因，并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就这一议题，安德斯·奇德纽斯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大胆提出了瑞典人口过多的问题，认为国家不能任由人口增长。

其他人，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政府官员，与安德斯·奇德纽斯牧师持相同观点。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各国官员对管理范围内行政事务所持的保守态度中推断出。如果可能，他们会恢复限制婚姻自由的政策。欧洲各国政府实施了有关移民的新法规，表明政府密切关注贫民及扶贫责任。1770年，席卷欧洲大多数地区的饥荒进一步推动了移民法规的施行。由于小麦和黑麦一直歉收，农民粮食严重短缺。这场空前的饥荒灾难为上一两代人丰衣足食的生活画上了句号。然而，马铃薯给欧洲农民带来了希望，减小了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从那时起，欧洲所有农民开始在园地里种植马铃薯，并且将马铃薯做成丰盛菜肴摆上餐桌。一些政府部门高瞻远瞩，意识到人们对马铃薯的依赖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因此，政府部门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恢复实施旧条例，强制要求各地仓库里装满谷物。旧条例实施后，农民的未来有了更多保障。

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公国最先采取了预防措施。英格兰王国的人口发展与工业发展和领土扩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农业方面的考量对英格兰王国立法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法兰西王国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很多方面，法国大革命瓦解了民不聊生的旧经济体制。阿瑟·扬的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在呈送中央政府的文件中，阿瑟·扬重申：“如果我们的土地和工业都被当地豪强霸占或垄断，我们应该怎样向子孙后代交代？”法兰西国民公会中的一些成员认为，对国家来说，战争也许不是坏事。这种观点决定了19世纪移民潮产生的基本条件。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眼前的忧心事让人们无暇顾及前面提到的忧虑。所有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国家都急需大量人力和食物补给军队。每一位爱国者都为祖国拥有众多年轻劳动力而感到欣慰，为每一亩开耕的土地都获得了丰收而心怀感激。这一空前繁荣的景象使苛刻的观察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纪元拉开了序幕。欧洲各国鼓励人们自给自足。在清除人为障碍后的城市中，新兴的手工制造商云集。人们开始在以前的荒地上种植庄稼。

对大不列颠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欧洲北部的中立国来说，战争除了毁灭生命，还是新家庭组成的基础，并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法兰西的情形大不相同。法兰西政府接连不断地在乡村地区征兵，将很多法兰西人派到战争前线。在战场上，法军损失惨重。法兰西农民几乎断了血脉。在最后一场拿破仑战争中，很多十六岁的法兰西男孩接替了在战争中死去的父亲，加入军队。很长一段时间内，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一直没有恢复。因此，在19世纪，法兰西统治者不用担心人口过剩问题，也不会看到大批法兰西人自愿流放到国外的情景。然而，在法兰西的一些邻国，人口问题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国家却无计可施。幸运的是，这些国家和平安定。一个新的世界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