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生缘》校补记

寅恪初疑陈云贞即陈端生，后来知其不然者，虽无积极之确据，但具强有力之反证。因陈文述嘉庆初年在北京题赠陈长生四律，其于端生、庆生、长生姊妹三人之身世遭遇，皆能详悉言之，真所谓“如数家珍”。至道光时作《西泠闺咏》咏陈端生诗，虽诗序中谓“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今据长生《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姊”七律二首之二“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一联，则云伯所言，由于传闻稍误，自应订正。但此点所关甚小，不足为意。唯云伯止言范菼“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而绝口不提及云贞寄外之书及诗以作材料，可知其始终不承认云贞与端生为一人也。

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况焦循“云贞行”谓其夫乃一“郎本武健儿”及“一发毙双狼”之武人，与端生《再生缘》中自述其夫之语，如“更欣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者，全无相似之处。至于里堂之“云贞行”及云伯之“云贞曲”中俱有“郎戍伊犁城，妾住仙游县”之句，盖由二人同用一材料，自然符会，不必出于抄袭。兹举最近之例言之。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若夫云贞寄外书及诗，颇与《再生缘》类似，论者遂取此为“合二而一”之证。殊不知同一时代之作品，受环境影响，其格调本易相近。且《再生缘》一书，当日已甚流行，好事之人故作狡狯，伪造新骨董，自极可能。至莲姐之诗，尤为伪中之伪。盖无聊文士，更欲使红娘、春香、袭人、晴雯之流，变作郑康成之诗婢，钱受之之柳如是，许公实之王修微，茅止生之杨宛叔，薛文起之香菱，以达其最高享受之理想。此真所谓游戏文章，断不可视为史鉴实录也。

又沈敦三垚《落帆楼文集》卷九《外集·三·简札摭存》中“与许海樵旦复”三十二通之十三云：

今春将甲午年积负一清，私心窃自喜，以为今后可归见江东故人。不意山妻复有纳妾之举，致再积百余金之债。此事孟浪已极，接信之后，不胜大骇。垚之亲戚目不睹史策，不知人情物理，以荡子不归拟垚，既视垚太浅，欲以区区村婢縻垚，而不知縻之适所以缓之。

同书卷首附汪刚木曰桢“沈子惇著述总录”略云：

沈垚字敦三，号子惇。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府学廩生，道光甲午优贡生。子惇生于嘉庆戊午，卒于道光庚子，四十三岁。

寅恪按，子惇为嘉道间人。其妻金氏，以夫久不归家，特买一婢，预作将来之妾侍。吾人今日观之，虽觉可怜可笑。但就此一端，足见当时浙江不得志文人，家庭风气之一斑。《妆楼摘艳》编选者会稽钱三锡，亦是子惇及其妻金氏之同时人。伪作之云贞寄外书及连姐寄外诗，皆受当时此社会阶层之习俗影响所致，殊不足怪也。

今检沈畏斋树德《慈寿堂文钞》卷五《范太学传》略云：

君姓范氏，讳菼，字惇哉。国学生，秀水少司空仲子也。少颖悟，能属文，出语杰特。司空公奇爱之。君天性孝友，伯兄，君痛伯无子，以长子嗣之。乾隆癸亥春，公开府河北，招余。余乃得与君交。君于诗文，每刻苦不作犹人语。越来春（指九年甲子）将赴秋闱，乃偕余治举子业。秋试，同赴武林。明春（指十年乙丑）余幸计偕入都，君奉太夫人后至。公入补府宪，仍馆余于邸。及君至，而余应桐城相国（张廷玉）招以去。洎公迁工部，余出贺公。是时君方得脾疾。余在园得讣，不禁悲哭失声。君生于康熙辛卯年（五十年）某月日，卒于乾隆乙丑年（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岁。配赵氏，子男三，培、阶、台，培嗣伯氏。

光绪修《归安县志》卷三二《选举门·贡生栏》“乾隆六年辛酉”条载：

沈树德，拔贡，字申培，是科副榜，甲子举人。

寅恪按，取沈氏此传，与陆燿撰《范璨神道碑》相比较，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疑窦百端。兹先举其可疑之点，后作假定之解释。陆氏为范璨之姻亲，又为同里后学。沈氏亦范璨同里，又曾为其幕客，与菼交好。两氏之文，何以互异如是？此可疑者一也。陆氏文云：“孙三人，墀、城、垲，墀又姻也。”沈氏文云：“子男三，培、阶、台，培嗣伯氏。”璨孙三人，虽两文皆从土旁，但何以尽不相同？其改名之由，究因何故？即令前后有所改易，亦不致三人全改。且“培”与“城”，“阶”与“墀”，“台”与“垲”，意义近似，实无更改之必要。又陆文“墀”为长，沈文“培”为长。嗣伯氏。“墀”与“阶”同义，应作“阶”为长。夫长子通例不出继，何以长子出继仪薰。且墀既为陆燿之婿，又为请陆氏作其祖神道碑之人，故陆文所列三人次序，必无差误。沈文列培为三人之首，此可疑者二也。陆文云：“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而沈文题作“范太学”。陆文既称菼为贡生，则菼死时之资格为优贡或拔贡无疑。国子监生又无追赠贡生之理。沈氏为菼作传，不称“文学”而称“太学”，此可疑者三也。兹试作解释如下：

（一）以通常事理言之，陆、沈两文作成之先后，虽颇难考知，但欲解脱范璨与科场案之范菼有关，则同一用心。既欲解脱与科场案之关系，止言菼先璨死，尚嫌不足，故必须别有一人为菼作一详悉之传，以证明其非犯罪之范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数，自不可信。端生适范菼时，年二十三，菼年当已四十余矣，故寅恪疑端生为继室。沈文言“配赵氏”，当为菼之元配，培、阶当为赵氏所出。台即端生子蓉洲欤？《再生缘》中端生自言“强抚双儿志自坚”，恐是指赵氏之次子及己身之子言，而赵氏所生，出继伯氏之子及己身之女不计在内也。至沈文谓菼卒于乾隆十年者，恐因欲洗刷菼曾居乐志堂之痕迹，遂改其卒年为乾隆十年，即乐志堂尚未建筑之时。盖其后有关乐志堂之记载，如范来庚《南浔志》“乐志堂”条及下引董襄于嘉庆七年所作之诗等，可免与惇哉有所关涉也。

（二）菼子三人改名之由，虽不能确言，恐因科举制度，改名可免发生枝节问题耶？其以长子出继伯氏，或者亦与科举有关，并可借此为陆燿开脱与菼之关系也。至三人名次之异，当为沈氏误记耳。

（三）据乾隆四十五年刑部提本陈七供词中，菼为“宛平县监生”，故沈文据此称之为“太学”。颇疑端生之夫范菼，在浙江已取得贡生资格，故陆文称之为贡生。但因应顺天乡试，遂入宛平县籍，纳粟为国子监生。陆、沈二氏撰文互有差异，遂遣此漏隙也。

又沈文盛称范菼之颖悟，擅长诗文。此与端生述其夫“刻烛催诗笑语联”之言符合，益可证下论陈七供词中范菼倩人作诗文之说为诬枉矣。

复次，周庆云纂《南浔志》卷九《宅第门》一“乐志堂”条，后附董襄“人日集范野苹乐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韵”（题下自注“壬戌”），其“酒垒分兄弟”句下原注云：

座上惟范氏昆仲及余兄弟三人。

同书卷二七《选举门·举人》栏载：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董一经，字宝传，号韦庄，一号韦斋，嵊县训导。

嘉庆六年辛酉，董应椿，一经子，字冠英，号云帆。

嘉庆十二年丁卯，董襄，一经子，应椿弟，宛平籍，顺天中式，字念乔，号苕庵。

同书卷二五《列女门·二》“张氏”条云：

举人董襄妾，道光癸未襄卒。

寅恪按，“乐志堂”条最可注意者，为诗题下自注之“壬戌”二字。检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嘉庆七年亦岁次壬戌。董诗题下之壬戌，必非乾隆七年，而是嘉庆七年，盖乾隆七年尚无乐志堂故也。既是嘉庆七年，则此乐志堂主人野苹，果为何人？但其人既姓范，“野苹”之称，自是出于《诗经·小雅·鹿鸣》篇“食野之苹”句。“野苹”二字，与其人本名之关系，颇难揣测。或是范璨之孙，即陆燿之婿范墀。但墀为长孙，必无“澹人”之亲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则“城”“垲”二字，不能与“野苹”相关联，则其人舍范菼莫属。嘉庆七年壬戌，菼当尚在人间也。

又据《毛诗正义》卷三之二《硕人》篇“葭菼揭揭”句略云：

葭芦菼薍，释草文。李巡曰，分别苇类之异名。郭璞曰，芦，苇也。薍似苇而小。大车传曰，菼，鵻也，芦之初生也。则毛意以葭菼为一草也。陆机（玑）云，薍就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

同书卷四之一《大车》篇“毳衣如菼”句云：

郭璞曰，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间。

同书卷八之一《七月》篇“八月萑苇”句云：

二草，初生者为菼，长大为薍，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小大之异名，故云，薍为萑，葭为苇。此对文耳，散则通矣。

同书卷九之二《鹿鸣》篇“食野之苹”句云：

笺：苹，蔌萧。正义曰，释草文。郭璞曰，今蔌蒿也，初生亦可食。陆机（玑）疏云，叶青白色，茎似箸而轻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传者，尔雅云，苹，蓱，其大者为苹，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苹云，于以采苹，南涧之滨者也。非鹿所食，故不从之（寅恪按，读者苟取通行本百二十回《石头记》第九回“训劣子李贵承申饬”所载随宝玉上学之李贵答贾政云，“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之语相参阅，当亦与荣国府清客相公及贾政同为之喷饭也）。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一二《隰草类》“牛尾蒿”条略曰：

诗经“取萧祭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萧荻，今人所谓荻蒿者，是也。按尔雅萧荻，郭注即蒿。李时珍《本草纲目》以陆疏苹为牛尾蒿，与今本不同。

同书卷一四同类“芦”条云：

《梦溪笔谈》以为芦苇是一物。药中宜用芦，无用荻理。然今江南之荻，通呼为芦，俗方殆无别也。

此条下附毛晋《诗疏广要》云：

雩娄农曰，强脆而心实者为荻，柔纤而中虚者为苇。泽国妇孺，了如菽麦。

则范菼所以不用其原来“惇哉”之字，而改称“野苹”者，盖以“苹”与“菼”有类似之处，遂取此称，借资掩饰欤？但斯乃昔人取义于经典训诂而改易其称谓。吾人今日自不必就植物分类之科学之讨论此问题也。至董氏所言其兄“澹人”，或是《乌程县志》《范璨传》所谓“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之兄弟所出者。今俱难考知，姑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今得见嘉庆二十二年丁丑重刊《织云楼合刻》中陈长生《绘声阁续集》有“喜蓉洲甥至京，有怀亡姊感赋”一题（此集流传甚少，陈文述当亦未得见，否则其咏绘影阁诗，自不致有“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之误也），则端生之子字“蓉洲”无疑。据《西泠闺咏·绘声阁咏家秋谷》七律中“香车桂岭青山暮，画舫蓬庄碧浪遥”一联，“桂岭”自指桂林，“莲庄”与“画舫”“碧浪”连文，则是指湖州府归安县之莲花庄。考乾隆修《湖州府志》卷八《古迹门》“归安县莲花庄”条云：

莲花庄在府治东南，县学南。县志：元赵子昂别业。四面陂水环绕，水中多莲，绝为幽胜。

此条下引明释宗泐诗云：

洲渚绿萦回，芙蓉面面开。

及朱长春诗云：

城傍秋水古横塘，四面莲花学士庄。

寅恪按，赵松雪之莲花庄建筑于陂水环绕之地，其地必是高出陂水，即所谓洲渚者（“莲花”与“芙蓉”同义。古之所谓芙蓉，即荷花。郑善果所谓“六郎面似莲花”与白香山《长恨歌》“芙蓉如面”等语，皆可为证，而非《石头记》“芙蓉女儿诔”之木芙蓉也）。然则“蓉洲”之称，殆由于此，所以表示仰慕乡里先贤之意也。

据上文所论，知垲为菼之少子。“垲”字之训，依《左传·昭公三年》“初，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条“请更诸爽垲者”句，杜预注云：

爽，明。垲，燥。

孔颖达正义云：

垲，高地，故为燥。

由是言之，赵松雪之莲花庄，建筑于陂水中，高出于陂水之洲渚上。端生之子既字蓉洲，与其名为垲，实相关联。若鄙说不误，益可证科场案中之范菼，即范璨之子也。兹更有可言者，范璨之年龄虽高于陈兆仑，但陈氏称范氏为“前辈”，乃就登科先后次第而言，非世俗口语所谓“前辈”“晚辈”之义。若真为世俗口语之“前辈”，则在近代文言应称为“父执行”，或“某丈”。试举最近人称谓之一例，如文廷式《云起轩词》中称李盛铎为“前辈”，因李氏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第一甲第二名进士，而文氏为光绪十六年庚寅科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可证“前辈”之称乃登科次第，非年龄高下也。忆昔清宣统间，王闿运以举人赐翰林院检讨，同时名医徐景明博士亦赐牙科进士。湘绮戏作七律解嘲，其一联云：

已无齿录称前辈，赖有牙科步后尘。

盖清室已于光绪季年停止科举，更无同年录之刊刻，故湘绮有“已无齿录”之言也。

又端生虽屡次由湖州归宁其父于杭州，但其临逝之前，得闻范菼将由伊犁赦还，必与其子蓉洲在湖州家中坐待，自不留滞杭州，以俟其夫之至。盖范菼既有房宅在南浔，归后当有祭扫父墓之事。且范菼赦回时，玉敦已死，菼绝不先返杭州与端生会见无疑。至于玉敦妾施氏可能成为继室一点，则既无文献可征，且“扶正”之事，虽偶有之，然以紫竹山房理法谨严之家庭，应遵奉齐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为妻”之条文可知也（见《谷梁传·僖公九年》及《孟子·告子章·下》）。

《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姊”二首之一“捧到乡书意转惊”句与同书“喜蓉洲甥至京，有怀亡姊感赋”诗“话到乡关倍黯然”句之“乡”及“乡关”，究何确指？今据《绘声阁初稿》“寄怀春田家姊”七律云：

白莲桥畔西风冷，红蓼滩前夕照多。

《慈寿堂文钞》卷四《竹墩村记》略云：

去郡城定胜门三十里弱，有村曰竹墩者，吾沈氏家焉。记水道曰白莲池，南港东流之所蓄也。记桥曰双小桥，一在白莲池西，一在白莲池东，皆木。

光绪修《归安县志》卷八《古迹门》“红蓼汀”条引《康熙县志》云：

在白苹洲对岸。宋汪藻有调小重山词咏红蓼汀。

等材料，可知端生夫家范氏与长生夫家叶氏，同在湖州。夫浙江一省，同时竟有两范菼，岂不与旧戏剧中五花洞碧波仙子等，同一神话欤？然则此一奇案，恐包龙图再生，亦难解决矣。鄙意就吾国昔日士大夫阶级之婚姻条件言之，端生与秋塘两家，既非孔李交游之旧，林薛姑姨之亲；又无彩楼抛球之缘，元夕观灯之遇。今论者竟为之强牵红丝，使成嘉耦，以效法乔太守之乱点鸳鸯谱，岂不异哉！岂不异哉！

关于范菼科场获罪一案，尚有可疑者。观乾隆四十五年东阁大学士兼刑部事务英廉等所上刑部题本略云：

嗣陈七复见孙三、王五，各给银七两五钱，言定在场内传递文字。陈七又恐孙三、王五与范菼等素未熟识，恐场中传递错误，当令范菼等于衣襟上各挂小红包为记，令孙三、王五暗中认识，记明伊等所坐号舍，以便传递。入场后，华振声所作各卷，系王五潜往接收，转交孙三怀藏，于初九日夜四更时，正在找寻范葵等号口交递，当被查获。查陈七因身充誊录，冀图重谢，辄包揽多人，雇替作文，转辗说合，接受过付共银一百二十余两。复敢有心将雇倩在场三人，隐匿不吐，欲令出场逸逃，实属目无法纪。陈七应情实。

又观雍正修《大清会典》卷七二《礼部》一六《贡举》一《科举通例》云：

诸士领卷寻号时，有在号外停立者，登时扶送监临诘问。坐定出题，帘外员役不许私入号房，传送茶汤。

然则范菼似一不善作四书义及试帖诗之人，与上引陈端生于《再生缘》中自述其夫之语，殊为不合。鄙意陈七狡猾多谋，既“敢有心将雇倩在场三人，隐匿不吐，欲令出场逸逃”，或者孙三、王五被查获时，适在范菼号口，因随意诬指其“雇替作文”（寅恪前以为菼因代人作文得罪，今见陈七口供，自应更正），借以搪塞拷问者之刑逼，并为另一雇替之人开脱。果尔，范菼乃替死鬼，即陈文述所谓“为人牵累”者欤？

复次，陈七在此案中为主犯，仅以行第称，而不直书其名。盖此人真名若暴露，则与当朝显要、主事及考官等牵连，故特为隐讳（此点可参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一〇《简札摭存》下《与吴半峰汝雯》所云：“北闱中式者，多半是关节。十八名以钞袭成文被革，其实取中亦是关节。主司本属房老改，不改，而后被御史纠也。此时风气，无势力者，竟可不必应试。本年顺天科场之弊，发觉者特百分之一二，且其尤小小者耳。以有宰相子不入场而中式之事，故发觉者概从轻比。蒙蔽二字，至斯为极，无势力者，尚求进取耶？”沈氏作此书时，为道光二十年庚子，距乾隆四十五年科场案，适为甲子一周，可见顺天乡试积弊并未稍减。及至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严惩主事官柏葰等之后，其弊始革矣），即此一端，亦可以推知此案口供，必非完全真实也。至范菼善作诗，而不善作八股文之说，则殊不然。检嘉庆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五《礼部门》“乾隆二十二年”条云：

本年钦奉谕旨，会试二场表文，改用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剔厘科场旧习，务收实效。至将来各省士子，甫登贤书，即应会试。中式后，例应朝考。若非预先于乡试时，一体用诗，垂为定制，恐诸士子会试中式后，仍未能遽合程式。应自乾隆己卯科乡试为始，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

同书同卷“乾隆四十七年”条云：

又议定二场排律一首，移置头场试艺后。其性理论一道，移置二场经文后。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八股文与试帖诗同一重要，故应试之举子，无不殚竭心力，专攻此二体之诗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头记》，为乾隆嘉庆间人所糅合而成者。书中试帖体之诗颇多，盖由于此。总之，即使范菼善于作诗，而不精通举子业，如沈氏“范太学传”所言者，亦恐不至于冒大危险，倩人代作也。

兹有可附论者，乾隆四十七年，议定将二场排律诗移置头场试艺后，故《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于第三十五回“安公子占桂苑先声”中，述安龙媒以备卷得代，错用官韵之马篑山中式第六名举人。此事实暗指同治三年甲子顺天乡试，而非雍正年间科场规则也。

复次，今得见《绘声阁初稿》“与序堂弟泛舟西湖”“将归吴兴，呈春田家姊并留赠汪嗣徽夫人”“寄怀春田家姊”及《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姊”等题，始知范菼实以嘉庆元年授受大典恩赦获归。前所论范菼获归之年有二，而以乾隆五十五年获归为较可能。既得此新证，自应更正。

至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刑部题本所云：

陈七又因曾与镶黄旗满洲笔帖式恒泰、春泰弟兄抄写书籍，彼此熟识。

又略云：

不能禁约子弟之翰林院侍讲勒善革职。

等语，似此勒善与《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三二《将帅门》所载清国史馆本传初名勒善之勒福，非为一人。但此传乾隆五十八年以前之事迹，全不记载。又于道光十五年引见时，更名勒福，并中华书局印《清史列传》中，不见《勒福传》诸端，恐有所避忌，不能无疑。姑识于此，以待更考。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四二郎署四储大文撰《汪森墓志铭附钱载撰〈汪孟墓志铭〉》略云：

考上堉，历官大理府知府。妣祝氏。大理四子，君其长也，雍正乙卯为娶妇。盖大理惟及为冢子娶妇，其诸子女皆君于父没后为弟昏，而嫁其妹者也。乾隆元年丙辰君午十六，侍母从父官盛京，入官京师。辛酉母没，君扶柩携弟归里，卜壤葬母于海盐山茶花漾之原。乙丑大理出守，遣家归。丙寅大理卒于官，君奔迎柩归，合葬于新阡。

寅恪按，汪上堉虽其本缺为云南省大理府知府，然亦有调署云南省首府云南府之可能。如乾隆三十五年陆燿原任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山东省首府济南府知府，即是其例。依此言之，《云南省志·职官门·云南府知府》栏，列汪上堉之名，并非伪传，亦未可知也。

又端生之母汪氏，是否嫡出，抑或庶出，未能考知。假使为庶出，则汪氏有随其生母侍其父汪上堉往云南之可能，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沭皇恩特受河工令”略云：

老爷开口先向着太太说道：“太太，如今咱们要作外任了。”又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主意打算暂且不带家眷。到了明秋，我再打发人来接家眷不迟。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乡试，玉格务必教他去观观场。”太太说：“老爷才说的一个人儿先去的话，还得商量商量。万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门，老爷难道天天在家不成。别的慢讲，这颗印是个要紧的。衙门里要不分出个内外来，断乎使不得。”老爷说：“何尝不是呢？我也不是没想到这里，但是玉格此番乡试，是断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么法儿呢？”公子便说道：“请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里。”老爷明决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便向太太道：“譬如咱们早在外任，如今从外打发他进京乡试，难道我合太太还能跟着他不成？”太太听了，便向老爷说道：“老爷主见自然不错，就这样定规了罢。”

寅恪按，清国子监题名碑乾隆十三年戊辰科会试，则其前一年，即乾隆十二年丁卯有乡试。汪上堉不令其子孟于乾隆十年，随己身同赴云南，而遣家归秀水，盖欲孟留居故里，预备应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乡试，此点与安老爷不令安公子随己身赴淮安，而令其留京应顺天乡试者相同。又安老爷此时不过一候补河工令，尚未得实缺，或署事。但安太太必欲分出个内外，以保管官印。据《国朝耆献类征》卷二三二沈大成代撰《汪上堉墓志铭》略云：

配祝氏，封宜人，前卒。子孟鋗、仲鈖、季铿。其簉所生则彝铭也。

《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显考皋亭府君行述》略云：

府君终于乾隆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寅时。孙六人。长玉万，聘吴氏，云州知州，现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次玉敦，聘汪氏，现任刑部河南司郎中起岩公次女。

同书同卷《显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先慈终于乾隆戊辰年（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巳时。孙男六人。玉万太学生，娶吴氏，原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玉敦钱塘学附生，聘汪氏，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云南大理府知府起岩公女。

同书同卷《冢妇吴氏行略》略云：

庚午秋，玉万暨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则是端生母汪氏，乃上堉次女。嫡配或簉室所生，固难决定，但例以安老爷以候补河工令之资格往淮安，安太太因安老爷无侧室，故须亲身随往，以分内外。何况上堉乃实缺知府，当时由北京赴云南，较由北京赴淮安，交通更困难。上堉嫡配祝氏，虽已前卒，往大理前，又遣孟归里，似仍须携带少数眷属同行。苟欲携眷属同行，则此眷属必是彝铭之母。端生之母汪氏，既是上堉次女，颇有为彝铭同母姊之可能。依上引材料综合推计，端生之母汪氏，果随父母往云南，其时年龄当在十岁以上。以十岁以上之女子，自然熟悉滇省之地理风俗状况，故后来可以转告《再生缘》之作者。所可笑者，沈大成代撰之《汪上堉墓志铭》，绝不提及上堉有二女。若非陈句山尚有男女平等之观念，其著作关于妇女方面，亦详载记，否则此一代才女之母，竟成《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由石卵迸裂而出之孙悟空矣。呵呵！

或有执《石头记》述贾政放学差及任江西粮道，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皆不随往以相难。鄙意《石头记》中，不合事理者颇多，如晴雯所补之孔雀毛裘，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若更证以才女戴苹南随其翁赵老学究赴江西学政之任，旋没于任所一事，尤为实例实据。足见《儿女英雄传》所言，非凭虚臆造者也。

戴苹南《织素图次韵》三首之一“绝胜崔徽传里人”句中之“崔徽”，宋元人诗词用此典者颇多，兹举数例于下，以见一斑。

《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一五《和赵郎中见戏》二首之一“空唱崔徽上白楼”句下王注云：

尧卿（夔）曰，裴钦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者累月，钦中使罢，徽不能从，情怀怨抑。后数月，东川幕白知退（行简）将自河中归，徽乃托人写真，因捧书谓知退曰，为妾谓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遂疾，发狂。元稹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

又施武子宿注云：

张君房《丽情集》元微之崔徽传云，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见动情，不能忍。敬中使回，徽以不能从为恨，久之成疾，写真以寄裴。世有伊州曲，盖采其歌成之也。

同书卷二八《章质夫寄惠崔徽真》题下施注云：

元微之作崔徽歌，世有伊州曲，盖采其歌成之也。

杨廉夫《维桢铁厓三种》之一《铁厓逸编注》卷八《续敛集》二十首之七《照画》云：

画得崔徽卷里人，菱花秋水脱真真。只今颜色浑非旧，烧药幧头过一春。

史邦卿达祖《梅溪词》卷三《姝媚》云：

记取崔徽模样，归来暗写。

许（彦周）顗《彦周诗话》云：

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为娼妇。

寅恪按，铁厓“画得崔徽卷里人”句，出自“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之语，戴苹南“绝胜崔徽传里人”句，亦与铁厓同用一典。故句中之“传”字，似当作“卷”，而非用苏诗施注所引之《丽情集》“崔徽传”之“传”，不过苹南更承用铁厓此句耳。盖苹南学问实由其父璐处得来，至若其八股名家之阿翁赵佑，必不许子妇阅读此类杂书也。

又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传，一人以歌行咏其事。如陈鸿作《长恨歌传》，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作《莺莺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简作《崔徽传》，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说体例之原则也（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其言元微之作《崔徽传》者，当是行文偶误，不足为据。至若韩愈作“石鼎联句”（见《全唐诗》第十一函联句卷四韩愈），则以散文与歌诗不能分割，故一人兼为之。此乃变例，不可执以概全部唐人小说之体裁也。

兹别有可注意者，许彦周谓元微之“髻鬟峨峨高一尺”句，乃写当时妇女头发之形态，可供研究唐代社会史者之参考。然则当日所谓时髦妇女之发型，有类今日所谓原子爆炸式，或无常式耶？寅恪曾游历海外东西洋诸国，所见当时所诧为奇异者，数十年后，亦已认为通常，不足为怪矣。斯则关于风气之转变，特举以告读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述“服妖”诸条之君子。

又三益堂《再生缘》原本刻于道光元年，是“元”字非“九”字之误，应据以改正。但“花甲”即六十岁，五十一岁可言“开六秩”，而梁德绳以“近花甲”为言，未免有语病。若易“嗟我年将近花甲”为“嗟我今年开六秩”，则更妥适，不至令人疑惑耳（此点可参《白氏文集》卷三七《喜老自嘲》诗末二句“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原注“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之语）。

又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诗“苦将夏簟冬釭怨”句，乃用《文选》卷一六江文通《别赋》中“夏箪清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之典，与此诗第二句“别绪年年怅女牛”相应。今刻本“釭”误作“缸”，不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