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1914年——情势胶着

德国准备以有系统的扫掠，进军法国；任何意外都不能搅乱其原定时间表。德国的铁道系统早已在军事监督下完成发展。其原则之严谨，甚至到未经参谋总长允许，不得铺设任何窄轨路线的地步。结果，从1870年至1914年，铺设到西战线的双轨铁道，自9条增加到13条。当8月6日庞大兵力部署展开时，一天就有550列列车越过莱茵河各桥梁；到了12日，有7个军团的150万人已完成进攻准备。战争开始的最初两星期，科隆附近的霍亨索伦桥（Hohenzollern bridge）每10分钟就有一班火车通过。这样庞大的铁道运输计划，在组织管理上堪称伟大杰作。然而等到8月17日部署完成之后，部署即并入朝前推进的行动中。战事的阻力，迅速将德国军队与其管理上的缺陷展露无遗。

经过毛奇修改过的德军进攻计划，针对比利时的抗阻，派出一支可立即动用，并由埃米希将军（General von Emmich）指挥的分遣队。该分遣队目的在清出一条通道，以便主攻军团穿越默兹河进入阿登北方比利时平原之用。这些已奉命进攻的军团，目前集结在德国边界后方。虽然这段进攻通道上有列日的要塞圈（ring fortress）阻挡，但德军在8月5日最初受阻之后，即有一旅德军自要塞之间越过，并占领列日。这一切要归功该单位所属的一位参谋军官鲁登道夫（Ludendorff）；此人不久之后就举世闻名。列日要塞曾负隅顽抗，迫使德军的行动受阻，德军等到重榴弹炮到达之后才有所进展。这批重榴弹炮的破坏能力，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件收到战术性奇袭功效的武器。

比利时早期的抵抗行动非常成功。不但迟滞了德军主力部队的攻势，也误导了同盟国的情报。比利时野战军守在盖铁河（Gette）后方，以保护布鲁塞尔（Brussels）；其实在列日要塞陷落之前，德国第一、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已逼近这条防线。比利时由于受到错误的法国计划的影响，以及英国对法国的附和，而丧失支援。因此比利时军决定退守四处掘壕的安特卫普（Antwerp），来保存他们的实力。安特卫普在位置上，至少对德国交通线构成潜在的威胁。8月20日，德军已扫清最直接进入比利时的通道，于是进入了布鲁塞尔。德军并于同一天到达那慕尔前方附近。那慕尔是阻挡德军沿默兹河进入法国的最后要塞。德军尽管受到比利时军的抵抗，攻击进度大致按照时间表进行，但也可能超过进度四五天。然而，如果比军暂时撤向一侧的行动加速，比军终将阻碍德军的进展。这个动作，远较比利时军在战争中所作之任何牺牲有效。

同时，位于另一侧的法军，已于8月7日率先朝上阿尔萨斯（Upper Alsace）展开攻势。这个行动部分为了军事，部分则为了政治。军事上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真正的目标则是破坏德国巴塞尔（Basle）车站，以及莱茵河上的桥梁。不过不久攻势就停了下来。大批法军在波将军（General Pau）指挥下，于19日重新发起攻势，并抵达莱茵河。但是由于损失惨重，迫使法军放弃进一步攻击的念头。这些单位随即奉命朝西前进，担任其他部队的支援。同时，从8月14日开始，由法国第一军团（杜伯勒〔Dubail〕指挥）与第二军团（卡斯泰尔诺〔de Castelnau〕指挥）所部，共计有19个师的主力，开始进入洛林。不过到了8月20日，这些兵力在莫朗日—萨尔堡（Morhange-Sarrebourg）一役中被击溃；在此，法军终于发现物质是胜过精神的。他们在攻击的狂热中，无视现代化防御武器之存在，徒然蒙受严重的损失。然而，平心而论，法军这种失败的攻势，也间接影响了德国的进军计划。只是，此时的德军统帅部，若不是在犹豫不决的机会主义者毛奇手中，而由史里芬或鲁登道夫掌控，这种情形就很难发生了。

事实上与史里芬的计划相较，毛奇对于德军左翼几乎增加了一倍兵力。这表示，虽然德军尚欠缺击溃法军逆袭的必要优势，却已坚强到不必进行所谓“诱敌”式防御战。史里芬曾构思过能随环境应变的“诱敌”防御战。但是当毛奇知悉法军打算自边界要塞化的屏障中走出，发起对洛林⁽¹⁾的攻击时，一度使他拖延右翼的攻势，企图改朝洛林发动主力攻击。这股冲动，使他调动原本用于增强右翼的6个新暂编师至左翼。然而到了8月16日，他又将计划改回史里芬的“旋转门”式进军法。其实，到他放弃新计划为止，他一直未对新计划审慎评估过。

同时，他却以语意不明的口吻，要求左翼指挥官必须尽可能牵制法军。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Crown 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则说，如果要牵制，他唯有采取进攻一途。毛奇闻言竟叫他自行决定。我们可以猜想，大概是鲁普雷希特不愿见到德国王储（GermanCrown Prince）正在抢攻，自己却后撤而坐失漂亮一战的机会，但这些都比不上统帅部愚蠢暧昧的态度严重。鲁普雷希特曾扬言，除非有更明确的命令，否则拒绝自制。毛奇的副手斯坦因（Stein）即以电话通知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克拉夫特·冯·狄尔门辛根（Krafft von Delmensingen）：“不，我们不会禁止你们进攻。你们自己负责就好。照你们的良心作出决定。”良心对战略而言，似乎是一项令人称奇的原则。狄尔门辛根听了回嘴：“我们已经做好决定了，我们要进攻。”斯坦因则大嚷一句笨话：“我看还没有！攻吧，希望上帝与你们同在。”

于是，鲁普雷希特在17日下令他的第六军团停止后撤诱敌，准备迎战。鲁普雷希特这时发现法军攻势进展很慢，于是他抢先发动攻势。他于20日与位于他左方的第七军团（希林根〔Heeringen〕指挥）同时发动攻击。虽然法军的确受到奇袭，并从莫朗日—萨尔堡防线退却，但德军反击并不具备优势兵力（两军团合计只有25个师），或具有足以进行决定性攻势的战略位置。而且，穿越孚日山脉包围法军右翼的行动开始太晚，导致失败。因此，这次攻势的战略价值，仅将法军逼回一处要塞化屏障。在此，双方军队开始对自己的御敌兵力进行整补。之后，双方方能派出部队增援他们的西侧。这是一次兵力重新配置的做法，影响远及未来的马恩河决战。

且说位居关键性的德国第五军团，目前位于梅斯与蒂永维尔之间。其司令官德国王储也同样有不理会上级命令的情事。尽管他奉命滞留原地防守，却也径自发动攻势。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德国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欠缺福煦上校所谓的“理智性纪律”（intellectualdiscipline）。将领们的企图心与妒忌心，应为失败负大部分责任。

正当洛林拉锯战进行之际，西北方面发生了更重大的战事。由于德国攻打列日，使法军霞飞将军误以为德军进攻比利时，只是为了借道通过，而非在右翼进行决定性的包围战。而列日的顽强抵抗，使他更相信德军右翼企图从列日南方的默兹河与阿登之间通过。当然，法国的“十七号计划”老早料到这一着，并已准备了反击办法。但法军司令部却是再次像着魔似的，对这个办法兴起了狂热，将反击行动想像为对德军的“最终一击”（coup de grâce）。于是，法军第三军团（卢弗里〔Ruffey〕指挥）与后备第四军团（戴朗格勒〔de Langle de Cary〕指挥）向东北进军，穿过阿登，打击攻入比利时的德军后方，打乱德军的攻势。而位于左翼的第五军团在朗雷扎克（Lanrezac）指挥下，更朝西北推进到吉维特（Givet）与沙勒罗瓦（Charleroi）之间的一块由桑布尔河（Sambre）与默兹河所形成的夹角地带。就在这时，英国远征军已推进至其左方。朗雷扎克接着准备与默兹河以北的敌军作战，并企图结合穿过阿登的攻势，集中力量痛击假想中的德军主力。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联军即将以钳形攻势，夹击毫无警觉的德军！妙的是，德军也有相同的夹击想法，虽然角色颠倒，执行这个想法的理由则比法军更充分。

法军计划的基本问题是，德军部署的兵力比法军情报所估计的超出一倍。且所进行的是比想像中更大的包围运动。法军的情报来源主要依赖10万骑兵。然而，“这样大量的骑兵，对敌人的进攻什么也没发现……法国陆军只是到处遭受奇袭”。无论如何，法国第三与第四军团共20个师盲目朝向阿登推进；并于8月22日，在大雾中对想像中布满军队的德军中心地带发起攻击。结果失算，法军在维尔通—讷沙托（Virton-Neufchâteau）附近的会战中大败。法军盲目上刺刀冲锋，却遭德军机枪狠扫。幸运的是，德军也在打糊涂战，而未善加利用情势。

不过，在西北边的法军第五军团（计10个师）与英军4个师则在霞飞命令下，几乎自投罗网。当时德军第一、第二军团的大批兵力正从北接近，第三军团则从东方掩至。总兵力达34个师。但法军方面，仅朗雷扎克独自担心德军的动作，必包藏未知的危机。他始终怀疑德军演习的广度以及正面进军的目的为何。于是在他坚持下，他的军团获准深入西北。不过还好由于：一、他迟疑未渡越桑布尔河；二、德军情报不知英军已在他左侧；三、德国第二军团提前攻击，致使联军能及时脱逃。

撤至马恩河

第一批英军4个师在莫伯日（Maubeuge）附近集结之后，于8月22日推进至蒙斯（Mons），准备担任联军左翼攻势的一部分，以便进入更远的比利时。然而，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刚到蒙斯，就听说朗雷扎克曾在21日被袭，而且不准备渡越桑布尔河了。于是他同意英军留在蒙斯，以便掩护朗雷扎克的左翼，虽然这时英军的位置，是在一个暴露的前进据点上。但等到第二天23日，朗雷扎克接到通知说，那慕尔情况也很危急，德国第三军团（豪森〔Hausen〕指挥）也已逼近他暴露的右侧翼，也就是默兹河岸的迪南（Dinant）附近。朗雷扎克见状只得下令当晚撤军。至于英军方面，他们在当天抵抗德军6个师的攻击后，于24日也配合联军一齐撤出。此时，德军第一军团的剩余兵力正进一步朝西推进，准备包围英军的左翼。依照这种情形来看，英军撤离的时机，其实并不快⁽²⁾⁽³⁾。

但虽然英军比其他盟友迟撤，但随后却加速撤退。英军这种不高明的做法，主要由于弗伦奇突然改变主意所致。弗伦奇曾急于完成基钦纳所赋予的指示。然而他为了某些耿耿于怀的心事而打消念头。问题其实与德军无关，而是出在法军朗雷扎克的态度。原来朗雷扎克正为霞飞轻率下令攻击情况未明的德军恼怒不已。就在这时，弗伦奇与随行的于盖（Huguet）到访，朗雷扎克遂调转矛头，将无法出在他上级身上的怨气，发泄在他们新到的友军身上。于盖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朗雷扎克的参谋长先对他说：“你们终于来了！时间不顶快嘛。如果我们吃败仗，账都要记在你们头上啰。”之后，当弗伦奇听到德军已出现在默兹河的于伊（Huy），就探询朗雷扎克德军下一步可能的动向。朗雷扎克躁急答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对了，到河里来钓鱼。”弗伦奇听到这段讽刺的话时，已经过翻译的修饰。即使弗伦奇不懂法语，也不会不懂朗雷扎克在双方讨论中，所表现的不耐烦与无礼。于是当弗伦奇发现法军已经后撤，让他落单，他很快怒从中来。他对法国人由愤怒转变为不安和厌恶。从此之后，他固执地认为，法国人是要他好看，于是他一心一意与他们划清界线。往后几天的经验，使他更坚决想独自撤至哈佛（Havre），打算在半岛上的哈佛建立一条现代版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Torres Vedras）⁽⁴⁾，以强化英军。由于他所萌生的意图伤害性很大。除威尔逊好言哄劝，基钦纳也介入此事。只是基钦纳劝阻他的态度急迫，不讲究方法。而且，随着情势的变化，基钦纳后来对弗伦奇事务的介入，就更多了。

法军左翼的急速后撤，至少使霞飞惊觉情势的真相。他发现十七号计划根本不可行。于是从残局中，准备拼凑出一个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为轴心，将中央与左翼兵力调回，同时撤出在亚尔萨斯的部队，然后在左翼成立一个全新的第六军团，以促使后撤兵力转退为进。

他的乐观想法很快就消失。只是这回起因是德国人出错，让他空欢喜一场。德军第一个错误是，毛奇舍弃史里芬原先动用后备与暂编部队的计划，而以7个师兵力投入莫伯日与吉维特等地的战斗，以及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更糟的是，毛奇复于8月25日决定派遣4个师，前往东普鲁士准备阻碍俄军的进攻。这些兵力也是从右翼抽调的⁽⁵⁾。事后他提出的理由却是，德军统帅部以为德军已赢得“决定性胜利”，所以才派遣这些部队出去。另一错误是，德国统帅部与前进部队失去联系⁽⁶⁾，使所有行动变成一片混乱。

此外，德军无法进行包围攻势尚有两个原因。一是，由史密靳-多林（Smith-Dorrien）所指挥的英国第二军违背了上级意愿，在勒卡陶与德军对阵起来；二是，位于吉斯（Guise）的朗雷扎克部队——也即遭弗伦奇禁止英军第一军协助的朗雷扎克部队，闻声也立即响应。而这两件事对后来形势的发展，具有很大的间接影响。由于德国第一军团司令克卢克（Kluck）认为歼灭勒卡陶的英军没有问题，加上第二军团司令比洛（Bülow）为了吉斯的情势向他请求支援，克卢克于是领军朝内回旋，意图卷死法军左翼。其实，攻下色当（Sedan）本是德国人的宿愿，现在这一来，使他们过早摘了果实。德军在未到达巴黎就提前大回转之举，表示德军已放弃史里芬计划，这样反而使德军右翼陷于反包围的局面。

在德军贸然行动的同时，毛奇另有一套以牺牲史里芬观念，在不同地区实现攻占色当模式的梦想。他下令德军中央与左翼，对凡尔登两侧作钳状靠拢；同时右翼朝外转向，面对巴黎，以作为钳形攻势的后盾。这突然的转向，与各军的角色对调，就如同笨司机干的要命事——在油腻的路上一面煞车，一面猛打方向盘。另外值得一提的，而且可能对德军最具影响的是，德军进攻过速，超越原定进度，使得德军补给无法跟上，以致士兵饥乏交迫⁽⁷⁾。于是等作战状况一出现，士兵战力即因体力不济而大减。这种情形尤其等到法军见德军退却而发动猛攻时益趋恶化。因此，简言之，德军的运作齿轮中，早存砂砾，稍有不顺，就足使机器停顿。德军这种问题稍后在马恩河之战中即暴露无余。

形势逆转

法军中，现在有人认为扭转乾坤的机会来了。此人倒不是霞飞。霞飞只一味下令继续撤退。此人是巴黎军区司令加列尼（Galliéni）。而新成立的第六军团已在掩蔽处集结。9月3日，加列尼看出克卢克将攻势调向朝内回转，遂指示第六军团（莫努里〔Maunoury〕指挥）准备攻击掩蔽不足的德军右侧翼，自己则向霞飞提出构想。翌日，经过一番工夫，终获霞飞许可。霞飞一旦被说服，就断然采取行动了。9月6日，法军左翼全体获令转向，回到总攻击态势。莫努里则早在5日就已起跑，对德军暴露的右翼展开攻击。克卢克则被迫自军团中，先抽调部分兵力，不久更以剩余兵力悉数支援他受威胁的侧翼。这时，就在克卢克与比洛两军团之间，出现一个30英里宽的缺口。这缺口区域目前只有一些骑兵掩护着。克卢克之所以敢这样冒险，是因为英军正以反方向，静静地快速撤离缺口区域。即使5日那天，当两侧翼的法军正转向之际，英军仍继续朝南行进了一天。不过，英军这种“失踪”，竟导致意外的胜利。英军于9月9日折返时，比洛即获报告，指出英军纵队正朝缺口前进。比洛闻讯即下令他的部队撤退。而克卢克的第一军团虽然表面上击败莫努里，却也因为过分暴露，使战果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也在同一天撤退。及至9月11日，全体德军有的受到毛奇命令，有的自行撤退，后撤行动延伸至西战线所有部队。

德军以凡尔登为轴心的部分包围攻势自此瓦解。由第六、第七军团所形成的螯钳，则因遭遇法国东部边界的防卫力量而断牙折齿。鲁普雷希特的第六军团，为掩护南锡（Nancy）而对大库罗讷（Grand Couronné）的攻击，损失更是惨重。我们很难理解，德军指挥阶层如何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既定计划。事实上，战前的冷静估算，即显示走这条路完全无成功可能。也因此使当时德军高层作出重大决定——以借道比利时进攻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

因此，简言之，马恩河之役决定于一个如瓶口般的区域，以及一道裂缝。瓶口是由莫努里对德军右侧翼攻势所形成，却因此造成德军全线最弱接合处的裂缝。而联军在突破此裂缝之后，也连带突破德军指挥阶层的精神裂缝。

这场战役对德军是战略性，而非战术性的失败。不过德军后来仍能够在埃纳河重新整顿，并固守埃纳河战线。联军之所以不能扩大战果，部分原因是法军莫努里的侧面攻势太弱；另一方面由于英军与法国第五军团（如今由弗朗谢·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指挥）无法快速穿越缺口。原因除了他们进军的方向必须经过许多河川纵横交错的区域外，更因部分部队指挥者欠缺冲劲，彼此都盼望邻军进攻，却害怕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部队指挥者的心境，被一首打油诗生动道破：

查汉爵士军刀飞舞，

只等理察爵士动手：

“我期盼进攻望眼欲穿，

我等您也等，等谁？”

“等查汉爵士。”

不过，如果联军稍加努力，并且照加列尼的要求做，获取更重大的战果不是不可能。加列尼主张攻击德军的后侧翼，而不作正面进攻。为达成此目的，必须将增援军调至巴黎的西北方作战。这样的看法有无成效，可从德军统帅部的紧张举动加以证明。德军统帅部曾接获联军将在比利时海岸登陆的报告。他们反应敏感。因为联军如果这样做，会威胁到德军的交通线。由这些报告所引发的警讯，甚至使德军统帅部在马恩河战役发生之前，就考虑将右翼后撤。当德军正为错觉疑心不已之际，实质问题更影响了他们骚动的军心。由于德军在比利时境内的战事胶着，因此害怕比利时军乘虚从安特卫普发动突击。此外，德军判断，英国远征军很可能一改从旁介入战争的姿态，而变成直接介入战争；英国对于战争的决定性，将从消极转为积极。这种情势的演变，其实很接近弗伦奇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试探性建议。

但事实上依照马恩河作战的大势来看，为对抗德军在关键性侧翼的13个师兵力，联军投入了27个师。这证明了第一，毛奇已将史里芬的意图忘得一干二净；第二，霞飞在沉重压力下，彻底整顿了他的军力；第三，联军应当有充分机会作出比实际范围更大的包围。

正面追逐战在埃纳河停顿之后，9月17日，霞飞看到莫努里攻击德军侧翼并无实效，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由卡斯泰尔诺指挥的军团。他并且下令这个军团迂回至德军侧翼，攻击其背面。这时候，德国各军团之间的结合力已恢复，德军统帅部也正预测法军攻势，并准备妥当，因为他们认为，这过程如今已是必然的。联军各指挥官即使行动谨慎，预测工作仍不够精准。批评家或许会说他们做法不够灵巧（ingenious），其实他们还真粗率（ingenuous）。威尔逊与贝特洛（Berthelot）这两位分别是弗伦奇与霞飞的首席军师，早在12日商量了他们要越过德国边界的时机。威尔逊谨慎估计时间应在四周之后，而自认为较悲观的贝特洛，却认为到达边界的时间应提早一星期。

变动与僵持

不幸，他们都失算了。在埃纳河，这失算再次强调了防御力胜过攻击力。与以后几年的战壕规模相比，这里的战壕防线是够原始的。然后，双方除了朝向对方西侧翼进行绵延不绝的攻击与包围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方式后来成为出名的“向海岸竞走”（race to the sea）⁽⁸⁾，尽管字意与实际不符。这种平淡无奇的构思，却产生一种新的重要战略性特色——以铁道将预备兵力从防线的一端，横向转运到另一端。但就在兵力调动出现合理结果，也即在他们调入合理的西侧面位置之前，新情况出现了。比利时野战军掌控下的安特卫普，对德军仍如芒刺在背。所以当9月14日法金汉（Falkenhayn）⁽⁹⁾接替毛奇职务之后，决定对比军加以攻击。同时，德军另以一支骑兵扫过比利时海岸，作为德军在法国境内包围边翼的延伸。其实，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最大失策之一是，联军全员撤退时，虽然毛奇拥有对海峡港口予取予求的优势，竟未占据。接着，英军撤至加来（Calais）、布洛涅（Boulogne），与远及哈佛的全部海岸线；甚至将基地转移至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圣纳泽尔（St.Nazaire）。这不但显示了英军的悲观，而且英军还命令增援的第六师延期到达。后来德军埃纳河防线转趋强固，英军行动也就愈见困难。此外，当联军撤退之际，德军枪骑兵（Uhlans）曾在法国西北部漫无目标的任意巡游；并像要永久留驻似地，在亚眠安顿下来。尽管如此，他们却不理会重要海峡港口。德军统帅对克劳塞维茨的教义——“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着迷之至。也即他们认为，在赢得“决定性战斗”之前，不得有攫取战利的动机。德军曾有机会在毋须付出代价之下，赢得胜利。但由于当时他们应赢而未赢，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必须为此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

及此，我们应稍停，以检视比利时野战军撤至安特卫普之后，比利时境内所发生与主要战事脉络不同的战况。8月24日，比军曾对德军右翼后方发动一次突击，试图减轻德军对英法军左翼的压力。然后在蒙斯及沿桑布尔河地区的初期作战中，与德军交锋。这趟出击到25日就中止。原因是有消息指称英法军已撤至法国境内。不过，比利时军团（6个师）的压力，曾迫使德军增兵以加强实力。德军除增援3个后备旅之外，另加派4个预备师，旨在阻挡比军的攻势。9月7日，比军司令部获悉，德军正准备将这批兵力的一部派赴法境前线。于是国王阿尔贝一世（Albert）于9月9日发动新攻势——这一天正好是马恩河战役的关键日子。比军这一仗，霞飞曾不请自来。很奇怪，霞飞对于自己直接战区之外的任何输赢一向少有兴趣，这次却肯破例。比军的出击，使德军取消原先调遣一个师兵力前往法境的计划，并将另两个师的赴法时间延后。但是比军不久即被击败。对于德军统帅部，尽管这样的好消息似乎有明显提振精神之效，但不巧这事与其第一、二军团从马恩河后撤同时发生。此外，由于安特卫普具有靠近德国交通线的威胁性，使德军决心攻占联军要塞，以及沿比利时海岸线的英军可能登陆地区。德军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破坏联军任何新的决战企图。

如果海峡港口真陷落了德军之手，对英国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英军高层也步德军后尘，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海军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Winston Churchill）在马恩河会战前，即指出应防德军冒险，英军高层对此却置若罔闻。于是当9月28日德军开始炮轰安特卫普时，英国方才大梦初醒，并对丘吉尔的战略灼见，作马后炮式认同。丘吉尔获准调派陆战队一旅，以及新成军的海军志愿军两旅，开赴安特卫普增援。同时，由罗林森（Rawlinson）指挥的正规第七师与骑兵第三师在奥斯坦德（Ostend）与泽布吕赫（Zeebrugge）登陆，越野行军，预备对包围安特卫普的敌军发起突围战。在英国本土，更有11个本土防卫师准备就绪。不过基钦纳的想法与德军的强势姿态相反，他认为这批防卫师的实力尚无法投入战场。因此，英国实力薄弱的增援，虽然拖延了安特卫普的战斗，但无可避免地，安特卫普仍于10月10日开城投降。罗林森的援军则过晚驰抵现场，仅能掩护比利时野战军撤往弗兰德斯（Flanders）海岸⁽¹⁰⁾。

然而，以历史展望前景，协约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西线动用英军的登陆行动，对于德军沿海岸而下的攻势，确实具有煞车作用。事实上，德军刚中止在西线二度夺取战争主导权的行动。英军的登陆，让英军主力部队获得较多时间从埃纳河转至联军战线的新左翼。此时，法比军曾沿着艾泽尔河（Yser）至海岸之间地区部署，以协助英军。不过，即使英军在法比军协助下，英勇在伊普尔（Ypres）组织人墙（human barrier），我们必须说，英国远征军攻打安特卫普的行动，才是这次险胜的因素。

然后，我们不禁要问，主战场是如何从法国转移至弗兰德斯的？在马恩河之战后的一个月，敌对双方都明显的有一连串击败对方西侧翼的企图。德军方面，刚开始打的是追逐战，不过很快代之以更精密的计划。令人好奇的是，法军坚持其率直的，与他们原来计划类似的老路子。9月24日，卡斯提劳的侧翼包围计划在索姆河（Somme）附近停顿。接着，新成军的第十军团在迪莫都伊（de Maudhuy）指挥下，于10月2日开始向北作些微推进。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不但无法绕过德军侧翼，而且为守住阿拉斯（Arras）而苦战不已。这时，英国远征军为了缩短与英国本土间的交通线，正从埃纳河向北转战；霞飞藉机决定，以此作为联军第三次侧面包围德军的一环。为了协调这次新行动，他指派福煦将军担任其掌管北边战事的副手。

福煦贯彻霞飞的意图，企图说服比利时参与这场兵力大转向行动。但是比利时阿尔贝国王不仅谨慎，而且明察现实。他认为向内陆进军是轻率之举，于是拒绝为此放弃海岸地区。事实也确实如此。10月14日，安特卫普失守之后四天，法金汉显见联军将再发动包围战而布下战略性陷阱。他下令两批部队行事。一个包含了从洛林调集来的兵力组成的军，他们任务是钳制预计中的联军攻势；另外一个军则负责扫荡比利时海岸线，以及击破联军攻势的侧翼。这个军团的组成，包含原先围攻安特卫普的部队，另加四个新成立的军。法金汉为了不过早惊动联军高层，甚至下令追击比军的部队停止前进。

同时，联军的新攻势正逐渐成形。他们先以火车将各“军”载运至南边卸下，然后向东回旋，形成一个兵力逐渐转向东方延伸的“大镰刀”态势。英国远征军中，现今拥有足额的三个军⁽¹¹⁾，依次在拉巴塞（La Bassée）与伊普尔之间展开部署，以便与罗林森的兵力接合。法国第八军团即将成军；比利时部队则继续沿艾泽尔河到海岸构筑防线。虽然英军位于右方，以及中央的“军”早已迟滞不前，弗伦奇却不认为英军欠缺实力，甚至低估情报单位所提供有关德军实力的讯息，命令他的左翼军（黑格指挥）从伊普尔向布鲁日（Bruges）发动攻势。这次行动后来遇上10月20日德军的攻势而无法遂愿。不过，一两天以后，虽然部队几已守不住阵脚，弗伦奇却坚持攻击。等他醒悟后，态度却作一百八十度转变。他焦急地指示要在布洛涅附近构筑一处巨型战壕式营地，“以便容下整支远征军”。然而，他再次出现的撤军想法，旋即被更强的意志力所压制。但他也可能受福煦影响，而始终处在自我妄想阴霾中。福煦凭其讨喜的谦恭态度，以及强烈的个性，现在对弗伦奇深具影响力。然后，福煦竟私下告诉弗伦奇，基钦纳已提议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接替他的职务。弗伦奇当然心中愈发不安。其实所谓私下，仅是他的一种想像。在这场战争中，有太多这种情形——前方士兵奋战，后方将领相争。

由于高层指挥官无法掌握情势，战事只好由海格与他的师长们挑大梁。由于缺乏预备队，他们除了从其他部队中搜括一些预备队，激励困乏不堪但坚不屈服的士兵守住阵脚，巩固破碎的防线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在基本上，伊普尔之役就如英克曼之战⁽¹²⁾，是一场“大兵之战”（a soldier's battle）⁽¹³⁾。自从18日以来，在艾泽尔河畔的比利时军已受到德军次第增加的压力。但到了月底，比军却演出一场“水攻法”——打开艾泽尔河水闸，使海岸区泛滥，消弭眼看将至的灾祸。在伊普尔，危机晚来了一些，德军重演同样的情形。尽管如此，31日与11月11日则是这场拼斗的转折点。联军的防线虽然遭到德军猛击，承受极大的压力，最后并未被突破。这全归功于英军顽强的抵抗与法军及时的增援⁽¹⁴⁾。

伊普尔的防御战对英国正规军而言极具意义。他们将士用生命展现无与伦比的高昂士气与出众的射击技术；两者都是长期训练的成果。然而，此地却也是他们的葬身之地。“他们用颤弱的手，举起火炬”，照亮了应国家之召唤而崛起的英国“新军”（New Armies）。以欧陆强权来说，将一般性军队合并为国民军（national armies），原是他们人人皆兵政策下的自然产物。但对英国，这样做不仅是改进，而且是革命。虽然基钦纳的想法，与英国政府以及参谋本部的想法相反，却在灵光闪现下，他领悟到这场战争大约需要长期抗战了。但比较有疑问的是，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抛弃英军传统的半超然运作方式。他以欧陆式思维，认为英国唯有整建庞大陆军，方能对情势有所决定性影响。英国人民响应他的号召而从军，民众大量拥入征兵站。到了这年年终，将近100万人征召入伍，而全大英帝国此时已拥有200万武装部队。

在这样庞大的兵力扩展计划下，基钦纳选择建立全新的国防架构，而不使用既有的“本土防卫”基础。客观而言，本土防卫队原为保卫乡土而设，其成员愿意接受更广泛任务与否，则出自志愿。但如果重复兵力的培训与机构的建立，自然会导致行动延误与事倍功半的情形。基钦纳另外受到的谴责是，有人指他不愿在原先架构下，以征兵制直接替换志愿制。这种批评其实忽视英国兵役制度中，志愿制原是根深蒂固的事实。彻底铲除原先制度将缓不济急。与其认为基钦纳的改革方法是他本人性格的表现，不如说这是英国人的性格表现。即使基钦纳的方法不讲章法，却预计能深深打动英国民心，使英国人知晓，旧式“格斗型”（gladiatorial war）战争与现今即将进行的全民战争是迥然不同的。但以驻法英军总部来举例，说动英国军方则花费更长时间。像亨利·威尔逊就写道，基钦纳所提“荒谬不堪的25个‘军’计划，是在欧洲的每一士兵心中的笑柄……这些乌合之众，在两年之内决不可能训练成可用之兵。那么这些人又有何用呢？”以威尔逊的计算，英国现有军队两年之后几乎已经打到柏林了。

伊普尔之战不但是英军心理上的里程碑，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指标意义。在击退德军突破防线的企图之后，起自瑞士边境，终于欧陆海岸边的联军战壕防线得以巩固。现代化的防御力已战胜来犯的攻击力。于是僵局上演了。往后四年的法英结盟军事史，其实就是一部企图突破这种胶着状态的故事——一篇强攻这条障碍或夺路绕过这条屏障的战史。

然而在东战场上，由于敌我地理距离较宽阔，各国军队武器装备差异较大，于是产生了西战场少见的流动性。在东战场，战壕防线不是不能形成，只是像无际水面上的一层薄冰。要破冰并非难事。战壕防线一旦突破，老式的，可以任意驰骋的机动战即成为可能。这种自由行动是西战场冀求不到的，但由于德国位于欧洲中央位置，它有机会这样做。于是从1914年11月开始，法金汉虽然满心不愿意，却也不得不在法国采取守势，准备击溃俄国了。

俄国前线

在东战场开头的遭遇战中，各方胜败互见，机会明显转变快速，却未见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奥地利司令部曾抽调部分兵力袭击塞尔维亚，但未成功。奥军原本准备发动攻势，切断如舌头般突出于德奥之间的俄属波兰地区，也因助攻的德军“螯钳”未发生作用而失败。事实上，取代这对德国螯钳，而对同盟军产生威胁的却是俄军螯钳。因为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不等部队集结完成，就已命令第一、二军团进攻东普鲁士，藉以纾解法国盟友所遭受的压力。由于俄国军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两个军团的夹击力具有在任何情形下，击溃德军的能力。8月17日，芮南坎普（Rennenkampf）的第一军团（有6个半师与5个骑兵师）越过东普鲁士边界；8月19至20日间在弓宾仑（Gumbinnen）遇上并击退由德国普里特维兹（Prittwitz）所率领的第八军团（有7个师与1个骑兵师）。8月21日，普里特维兹听说俄国第二军团（有10个师与3个骑兵师）在萨姆索诺夫（Samsonov）指挥下，已越过东普鲁士的南方边境，此时他自己背后却仅有3个师的兵力。于是在惊慌之下，他立即以电话通知所部撤至维斯瓦河；毛奇闻讯除派遣一名已退休的将军兴登堡（Hindenburg）接替他的职务外，另派攻击列日的英雄鲁登道夫担任兴登堡的参谋长。

鲁登道夫接获命令后，拟订并执行一套计划。其实，这项计划先前在第八军团军情紧急时，参谋霍夫曼上校已经执行。鲁登道夫集中约6个师的兵力准备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左翼。由于攻击的力量不足，再加上发现芮南坎普仍旧停留在弓宾仑附近。于是鲁登道夫决定除了担任掩护的骑兵部队外，冒险将其余部队从前线撤出，然后转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这一大胆行动，更因为俄军指挥官在无线电中，使用明码下达指令，使内容被德军听得一清二楚。这对俄军情况自然是雪上加霜。

萨姆索诺夫的侧翼在饱受德军集中攻击之后溃败。他的中央部分被围，整个军团几近歼灭。对德军而言，即使机会是送上门来，而非自己创造的，这次短暂的会战，与其后续动作——坦能堡会战（battle of Tannenberg），是运用军事技术上称为“内线作战”（interiorlines），或说得更简单，运用“中央位置”战术的绝佳例子。

然后，德军司令官等到从法国前线调来的两个军到达后，即缓慢向芮南坎普的部队进攻，并将之逐出东普鲁士。这些会战的结果是，俄国丧失了25万人，以及俄国迄今仍嫌不足的无数战争物资。然而，由于俄国进军东普鲁士，至少导致德军自西线抽调两个军的兵力，前往东线支援；这等于协助法军收复了马恩河地区。更讽刺的是，这两个军太晚到达坦能堡而未派上用场。

但是坦能堡的效应，却因同盟国部队在南边的加利西亚前线失利而减退。奥地利第一、四军团在进入波兰的行动中，起先颇有进展。但是当戍守奥军右侧翼的奥国第二、三军团遭受俄国第三、八军团猛攻之后，波兰行动也就变得一无是处。这些奥国军团在8月26日至30日之间遭到严重挫败后，经过伦贝格（Lemberg）被驱赶回奥境。俄军左翼的进攻因此威胁到先前获胜的奥军左翼。康拉德也曾试图迂回部分左翼，以图袭击俄军侧翼，却被俄军避开。此时由于奥军失序，因此再次被俄军右翼重新发起的攻势击败。到9月11日，康拉德只好以总撤退来使自己抽身。但是到9月底，奥军几乎一路溃败到克拉科夫（Cracow）。奥军的惨况，迫使德国派兵支援。德军将东普鲁士境内的庞大军力整编为第九军团之后，从南转入波兰西南角。从此处，第九军团结合奥军重新发起的攻势，进军华沙（Warsaw）。然而，此时俄军几乎已具全面机动力；部队经重新整顿后，随即发起反攻，击退德奥军的攻势，并且接着就进军西里西亚。

俄国尼古拉大公将其部队编组成含7个军团的巨型方阵，3个军团在前，两个保护两边侧翼。另外第十军团则已入侵东普鲁士的东侧角落，并正与兵力薄弱的德军交锋。联军在得悉久闻楼梯响的俄国“压路机”——60个师的庞大兵力终于发起沉重的攻击后，军心大振。德国为了抗拒这个攻势，下令东战线由兴登堡统一指挥。鲁登道夫与霍夫曼并献绝计一着，他们建议，作战应利用在德国边界内侧通过的铁路系统，以及应尽量模糊己方状况。由于连续监听俄军参谋本部所拍发的无线电讯，使德军指挥官对于“敌军如何看待情势，以及他想干什么，都了然于心”。这证明信息优势可以抵销劣势兵力，并且是大胆行动的无价保证。

在俄军进击下撤退的德国第九军团，以有系统破坏波兰境内稀少的铁路交通网而迟滞了俄军的攻势。第九军团从容不迫抵达自己边境之后，先转北开往波森—托伦（Posen-Thorn）地区；然后在11月11日，朝东南进发。这时，第九军团的左侧翼已到达维斯瓦河，藉以攻击维护俄军右侧翼的两个俄军军团的接缝处。

至此，这两个俄国军团的接缝处，像是被鲁登道夫的锤子敲入楔子一般一劈为二。德军除迫使俄国第一军团回到华沙，并在罗兹（Lodz）几使俄国第二军团陷入另一个坦能堡式的围困。结果使俄军方阵前方的第五军团回头过来驰援，过程中，竟使部分德军反被包围；不过稍后他们设法突围并重返其原部队。即使德军在东战场并未获得决定性战果，这次军事行动却是利用机动性，击中了敌军的致命点，堪称以小搏大的典范。于是俄国“压路机”失灵，并且自此之后，再未威胁过德国领土。

德国在一星期之内，从西线调遣到东线的有四个军之多。在西线，德军的伊普尔攻势已在失败中落幕。虽然，以德军企图重新抓住丢失的决胜机会来说，这四个军的兵力到达东线嫌太晚，12月15日，鲁登道夫仍利用这批兵力将俄军驱回华沙前面的布楚拉—拉夫卡河（Bzura-Ravka）防线上。俄军这一挫败，加上弹药耗尽，使尼古拉大公决心打破在克拉考附近仍进行中的拉锯战僵局。他将部队撤回到延着尼达河（Nida）与杜那耶茨河（Dunajec）的避寒战壕防线，将波兰“舌头”（Polish ‘tongue’）尖端拱手让给了敌人。因此，现在东战场一如西战场，变成了战壕僵局。然而战壕不能保护一切。几经交手，俄军耗费的军需弹药，已使他们这个欠缺工业化的国家穷于应付。

海上与海外霸权

虽然我们将海上作战放在最后讨论，但以时间顺序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各种冲突中，海战实际上发生得最早。放在第三顺位讨论的理由是，海上武力是在最初陆战计划失败之后，方被用来主导战争，而且结果还真是如此。其实，军事将领所期盼的速战速决如能提早出现，我们怀疑海上武力是否真能影响大局。德国究竟以多少些微差距失去决胜机会，和他们难以想像的失策是如何结合的，根据史实现在都已真相大白。虽然英国可能在无奥援的情形下，能够也愿意打这场仗，我们必须回顾1914年8月。当时态势是，英国要打一场民众支持的专业性战争（a professional war），而非真正的全民战争（a truly national war）。当时英国介入欧战，与其说为自身生死存亡而战，不如说是仗义救援被敌侵犯的比利时与法国。当朋友陷入虎口时，如果有任何机会可以将老虎引开，就应设法引开老虎。如果只在虎口下抢人，非朋友之道。

幸运的是，1914年的时候，老虎曾被困住。英国在喘息之间，获得运用它传统武器——海上武力的机会。这种做法对战争的影响，不像是突然间以闪电击倒对手，而像是慢慢以持续稳定的热流，鼓舞那些受惠者，消耗敌人的资源。

但如果这种效应得以扩充与蓄积，其好处是可以立即展现的；其作用几乎像是打开电源开关一般。这样简单的，但也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动作，曾发生于战争实际爆发前一刻。1914年7月29日早上7时，不列颠大舰队（British Grand Fleet）从波特兰（Portland）驶向位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作战位置⁽¹⁵⁾。少有人见到其航行，更少人知道它的目的地，是在如此北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es）。此处控制着英国北部与挪威之间的水道。然而从这一刻开始，德国对外交通大动脉就受到这无形压力的支配。并且直到1918年11月21日为止，也就是德国舰队驶入同一水域，将自己移交给英国舰队监管之前，这股压力从未解除过。其实，在过去四年半摸不着边的争战中，德国舰队对于这支英国舰队只浮光掠影般看过几眼。

这种前所未见的冲突形式，基本成因在于新近发展的武器——水雷与潜艇。它们使海战重现了陆战成功的主要关键，也即防御力支配了攻击力。其近因则是德国海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战略，部分出自对英国战略的误判。德国察觉到，面对战备充分的英国舰队，本身实力既比不上，又不可能发动奇袭，而且明知敌人笃信寻找决战的纳尔逊式传统。于是德国海军以“费边战略”来对付英国海军。德国海军准备先不与敌人正面接战。他们认为，等到布雷艇与潜艇削弱英国海军的实力，密集封锁的压力开始对这支优势舰队奏效之后，也许就会出现奇袭的机会；然后，等英国的陆上盟友被击败，英国舰队处境就更岌岌可危矣。

这项计划至少具有正确的地理基础。德国海岸的自然地貌与轮廓适合这种战略。距离不长的德国北海海岸线弯曲若锯，外海的岛屿更可作为海湾附近蛛网般河道的最佳屏障。海岸线上有德国的威廉敏娜港（Wilhelmshaven）、不来梅港（Bremerhaven），以及库克斯港（Cuxhaven）海军基地。而外海的海利哥兰岛，正是这些海军基地坚强的堡垒化屏障。在这种海岸地形中，最佳者莫过于基尔运河。它是德国从易北河（Elbe）河口的海湾，进入波罗的海（BalticSea）的后门。基尔运河可使北海作业的德国舰艇取得快速增援；当敌人攻击兵力进入这处被陆地封闭的海面时，不仅受阻于这片中立国领域的入口处，同时，在穿越丹麦群岛间狭窄的水道时，将遭德国潜艇与驱逐舰的袭击。德国海疆前线所拥有的天然防御资源，几乎使外来攻击成为不可能；相反，它却为德国对外发动突击提供一处绝佳基地。相比缺陷十足的大不列颠海岸线，后者简直像一条漫长的防波堤，可供海军执行外海任务的出口不多。

德国“费边战略”下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它迫使德国即刻放弃对外贸易，减少对英国与盟国海上运输可能的干预。此外，德国原本对英采渐进消耗战的盘算，也遭英国海军部的战略破坏。英国海军部放弃原有的积极求战训令，代之以攻击“眼前敌舰”（the fleet in being）的消极作战教条。但当英国海军部了解德国如何将布雷、潜艇战术与其天然海湾地形等有利条件结合为一体后，即冒险对德实施密集封锁。英国海军部采取一种远距离监视策略，一面使战斗舰队（battlefleet）始终维持在控制北海的位置上，对于敌舰可能的出现，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一面则使用轻型船舰进行较近，但非近距离的观察。这种战略对于批评大众而言，并非如想像中是一种被动策略；事实上，英国民意这时正殷切期待另一回特拉法加会战的到来。但英国民众了解，英国的制海权将是联军致胜的关键；如果因冒进而使海军出现无法弥补的损失，将与掌握制海权的原则相违背。因此，英国海军部在策划作战与备战的同时，已悄悄将海军主要任务置于保障海路安全上，处理少数海路威胁事件，以及确保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的安全通道等作业上。

至于利用海权形成经济压力，此时仍属萌芽。直到战争后期，这种策略方才正式成形。所谓“封锁”，此时方有一种新而较广泛的定义。由于攻击敌人海运贸易的想法，原本植根于英国海军的传统中。因此，当英国海军将这种攻击传统，转变为另一种间接攻击，也即攻击敌人维生物资，包括食物与原料时，过程几乎无人察觉。英国人民并不知道，也无法体会其中的过程。所以当英国自己感受到这种崭新战争形式与新武器——潜艇所造成的压力时，英国舆论就发出谴责，说这是一种恐怖行径。这样谴责虽不理性，但在人情上说得通。这是因为当时英国有许多人仍陶醉于克劳塞维茨学派的口号——“战斗到底”（fight to the finish）——一种意义不很明确的骑士精神符号。因此当英国从国与国之间的政府政策之战（a war of government policies）转变为全民战争时（a war of peoples），思想保守者并不容易理解，这种只谈“战斗到底”而不谈其他的观念，必须被松绑的全民求生存的原始本能所掩藏。但是时值1914年，这种“真正”（absolute）战争，仍旧是一种理论，它对战争肇始时的海军作战，发生不了什么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冲突史，必须从1914年7月26日说起。当时英国海军部有鉴于国际间战云密布，下令舰队在波特兰集结接受检阅，并且事后不予解散。如果说，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检阅，利用这次检阅，却是这次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行动与最明智的判断之一。虽然英国海军此举未受任何陆军动员的刺激，却使英国自动对相关海域进行监控。海军部接着于7月29日，下令舰队在不知不觉中航向北海作战位置。并发电海外所有舰队，警告情势的发展。对于研究战争与政治的学者而言，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道理存在。一支专业性军队不论其他的能耐如何，它应具有非挑衅性的备战力。这一点，全民性军队是必然欠缺的。“动员”即是一种威胁，它会创造一种气氛，让人感觉和平处理争议的方式已告罄。和平协商与军事动员是两回事；而动员与战争之间的差距则几乎无法察觉；任何欠缺责任感的人，很容易将国家从动员拖向战争。

新任不列颠大舰队司令官杰利科（Jellicoe）海军上将上任后，部队有一问题亟待他克服。他在斯卡帕的基地无法抵御鱼雷的攻击，而在罗赛斯（Rosyth）新修建的，设有防御工事的基地又尚未完成。过去英国海上武力的集结地，一向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这里的港口都具有最佳备战与防御力的条件。然而，英国政府现在并未因舰队集结地区的改变，而加速拨款建设北海附近的基地。

不列颠大舰队在远征军赴法期间，曾南下远至福斯湾（Forth）。当时，大舰队由一批海峡舰队中，较旧型的战斗舰直接护卫着。另外，在北海南方海域则实施了层层的巡逻任务。尽管如此，斯卡帕附近无法抵御鱼雷攻击的危险状况，迫使杰利科上将将他的舰队移至奥克尼群岛的西侧。海军为远征军建立的安全运输通道，是战争中第一件直接的成就。下一桩事则发生在8月29日。当时有比提（Beatty）所指挥的战斗巡洋舰队与台惠特（Tywhitt）的驱逐舰分队突袭黑尔戈兰湾（Bight of Heligoland），击沉几艘德国轻巡洋舰，并证实德国正在实施严格的防御战略，这是一项很成功的间接战果。但德国实施防御战略并非纯粹好事，因为这使得德国海军集中力量发展潜艇攻击战术。除了这次接敌之外，1914年在北海所发生的冲突，都是一些不起眼的记录，包括英国实施连续不断的警戒，或德国进行少量潜艇与布雷，各有胜败的记录。

地中海地区的战事，是在一项误会中拉开序幕的。其结果对于政治影响深远。当时在该地区的两艘德国最快速军舰——战斗巡洋舰“哥本”号（Goeben）与轻巡洋舰“布勒斯劳”号（Breslau）在柏林命令下，驶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英国舰队曾对它们加以追踪，企图将它们一分为二，却被它们脱逃。德舰之所以能脱逃，部分原因是因为英舰在执行英国海军部的指示时不够灵活，造成对命令的误会。

大洋追逐战延宕多日。德国此刻已来不及自本身周边的海域，派遣军商两用驱逐舰（commerce-destroyers）出战。但有几个月时间，德国在海外的少量巡洋舰对英国海军造成了威胁。事实上，英国海军并不容易将北海集结的动作，与巡逻及保护漫长的补给海路任务结合在一起。所谓补给海路，是指从印度以及其他大英帝国自治领（Dominions）载运物资与军队输往母国的运输海路。及至1914年11月9日，英国海军击沉德国军舰“恩登”号（Emden）后，印度洋始得平静。但这次成功的出击，却被另一件发生在太平洋的事件所抵消。在太平洋，英国克拉多克将军（Admiral Cradock）的巡洋舰队被德国施佩将军（Admiral von Spee）所指挥的重装甲巡洋舰“香霍斯特”号（Scharnhorst）与“格耐森瑙”号（Gneisenau）击溃。然而这一挫折很快的就被英国海军部扳回。海军部在事件后，立即命令斯特迪将军（Admiral Sturdee）率领两艘战斗巡洋舰“坚决”号（Inflexible）与“无敌”号（Invincible），快速进击南大西洋，同时，另外一艘战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Australia）则从斐济（Fiji）出发，准备夹击施佩舰队的后方。施佩的舰队终于在12月8日，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es）附近被精心策划的英国突击行动所击沉。与施佩将军一齐沉入海底的，竟是德国海军武力中的最后王牌。

从此，英国与盟邦的海上交通畅行无阻。贸易、补给与运兵皆无安全之虞。然而，与所有海路一样，总有终点（陆地），船舰总会被潜艇遇上。潜艇的发展，似乎在斯特迪将军的胜利过后，一夕之间就使海路不安全起来。

海战的性质，到1915年初，整个为之一变。在战争第一阶段，英国曾忙于清除海路，维持海路安全，非常关注如何利用制海权作为打击德国经济的武器。但是无论如何，英国海军武力受到1909年伦敦宣言中，所谓“封锁设限”的虚伪意涵的掣肘。对于此一宣言，英国政府曾以罕见的无知，在战争爆发前夕宣称英国将遵守宣言，以作为处理海事的基础。不久，此一自我设限的后果，即因德国的行动而愈加严重。

1914年11月2日，一支德国战斗巡洋舰队突击英国诺福克（Norfolk）海岸，以刺探英国海军防卫力。到12月16日，德国海军另外发动对约克郡（Yorkshire）、斯卡伯勒（Scarborough）、惠特比（Whitby）以及哈特尔浦（Hartlepools）海岸的炮击。每一次炮击过后，德国军舰都安全逃脱。但到了第三次，也即1915年1月24日，英国战斗巡洋舰在比提指挥下，将德国军舰围困于多格浅滩（Dogger Bank），击沉“蒲留歇”号（Blücher），严重毁损“戴福林格”号（Derrfflinger）与“席德里兹”号（Seydlitz）。德国海军在这几次攻击中，虽几获全胜，却使德国人相信，他们的消耗战略是徒劳的。于是，他们更换了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司令官，由波尔（Pohl）接替英格诺尔（Ingenohl）。波尔上任后，即向法金汉建议攻击性潜艇作战计划。为了成功，他认为潜艇必须无限制使用。

结果，德国在1915年2月18日宣布环绕英伦诸岛的水域为战区，所有敌国与中立国船舰，碰见即予击沉。这一招倒使英国摆脱了伦敦宣言的牵制。英国也回应声称，他们将拦截任何可疑的、载运物资输往德国的船只，并且要将船只带回英国港口检视。英国扭紧封锁尺度，却严重为难了中立国，特别是美国。然后，德国竟在1915年5月7日，以鱼雷将大型客轮“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击沉。这事件倒解决了英国与中立国之间的纠纷。在随船溺死的1100人当中，有一些是美国人。而德国击沉商船的野蛮行为，着实震撼了世上人们的良知；与比利时遭受德国入侵事件相比，这事件尤其吸引了美国舆情的关注。德国在此之后，尚发生其他类似事件。于是德国等于为美国进入战争铺路，虽然美国的参战，并非在悲剧过后立即付诸行动。

英国在稍早掌握制海权时，曾有机会占据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所受抗阻则极轻微。这些战果很有价值，因为这使协约国在遇到不利于己的战争议题时，握有重要的谈判筹码。1914年8月底，一支新西兰远征军攻占了萨摩亚（Samoa）， 9月，澳大利亚远征军攻克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澳大利亚海军同时清除了太平洋岛屿的几处重要德国无线电站。与英国站在一边参战的日本，派出一个师团与一支舰队的兵力，围攻中国海岸青岛的德国要塞。9月2日首次进行登陆。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则于23日抵达。不过德国的防御工事建筑得很现代化，接近路线又狭窄，所以实际围城要到10月31日才开始。先进行七天的炮击，然后猛攻。经过一番微弱的抵抗，要塞守军投降。

在非洲，多哥兰（Togoland）于8月被英法联军占领。但英国为了攻击德属喀麦隆地区（Cameroons），就必须通过一片赤道森林，这片森林却是一道极严酷的障碍。所以直到1916年初，英法联军经过一番延宕，以及场面不算大的作战，方使喀麦隆地区的德国军队降服。曾经以武力攻击英国的南非总理博塔将军（Botha），如今则与英国站在一线上。他组织一支兵力攻克了德属西南非（German South West Africa）。几乎同时，博塔为英国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敉平波尔人不满分子的叛乱。这使大英帝国在艰苦的4年大战中，未遇重大叛乱。唯一的抗争事件只有1916年复活节的爱尔兰人暴动。

德属东非（German East Africa）如今成为德国仅剩的殖民地。也是德国所有殖民地中最大最富庶的一块。它之所以未被英国征服，一方面是英国目前困难重重，另外则是德军司令官莱托-福贝克将军（General von Lettow-Vorbeck）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以致该地一直到1917年尾，方才完全被英国占领。1914年11月，英国先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该地，支援当地的英国东非军团作战，却在坦噶（Tanga）遭致败绩。稍后，德军司令官福贝克将军有感自己兵力不足，转向当地非洲人寻求结盟，并组成一支联合军⁽¹⁶⁾。这支联合军在福贝克巧妙的战术运用下，曾造成英军印度军团的恐慌。这样一直到1915年底，英国政府在为攻占东非费尽时间与气力之后，方才出现一些成绩⁽¹⁷⁾。

1915年是战争展现新页的一年。人们彻底了解军队战争（the war of armies）已演变为全民战争（the war of peoples）的新事实。从1月份以来，齐柏林飞船开始对英国海岸展开空袭。到1916年夏末，飞船空袭达到高潮。接着就是飞机的空袭。由于从空中不易分辨军事与平民目标，为此，几经争论，演变出一种新的战争观念。初时无人愿意实说，到后来不得不坦承，本国若要在战争中存活，作战目标不仅在于敌国军队的肉体，真正目标则是敌国总体意志力。虽然齐柏林飞船从1915年起，持续空袭到1916年，由于方向失了准头，对英国仅造成少数物资的破坏，总共伤亡人数不到2000人。所以估计，由于齐柏林飞船效果不彰，使英国“正常军品生产约损失六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第一个心理征兆，似乎如同许多战争一样，使人们大大舒了一口气，感到宽慰不已。是否欧洲人坐在安全阀门上太久了？今日的厌战心态，已无法重现当时的激动与焦急——多年来，似有似无的和平，使人们心生期待与不安，进而化为压力与紧张。这种心态或可解释为：一、人们对日常事物的单调与琐碎已厌烦不堪；二、当过去战争记忆渐褪之后的一种完整心理循环；三、或是正在为人类原始“狩猎”本能的重现与复苏而铺路。

这种第一阶段的战争狂热过后，出现的是激情。一种受到暴民心理强化的战争凶残本质；这种暴民心理，事实上来自“全民武装”政策。在这方面，英国陆军由于原具有专业本质，所以未被沾染这种气息。然而德国陆军就不同了。德国陆军绝大部分由平民组成，这种激情就因“参谋本部论”（the general staff theory of war）的冷血逻辑而发扬光大。随着秋季的降临，第三阶段的心理征兆趋于明显，特别是在战斗人员身上。这是一种暂时相互容忍的情绪；主要以圣诞节期间，敌我因节庆所出现的友好为其表征。但过后，当重新感受到战争的压力，以及为生存奋战的现实感，深深地影响作战双方时，这种心理现象即再次消逝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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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德军进攻方向而言，洛林位在左翼。

(2)　所幸，从8月20日至25日，德军为了攻下那慕尔，动用了6个师与500门炮，直到最后一批要塞被攻陷为止。这支德军分遣兵力，加上先前已抽调准备围攻安特卫普的部队，严重削弱了德军在关键时刻的右翼兵力。所谓关键时刻，就是指德军准备在沙勒罗瓦与蒙斯作战中，一举击溃联军左翼的关键性几天。不过德军的进攻，由于那慕尔的防卫设施陈旧，防务怠忽，仅受些微耽搁。这耽搁使同样疏于防务的莫伯日法军要塞增加了抵挡力量；此处一直到9月7日方才失守，并且吸引了德军在马恩河战场的两个半师的兵力。比较不幸的是，这支德军分遣兵力后来准时到达埃纳河以北的贵妇之路〔Chemin des Dames ridges〕，以填补克卢克与比洛部队之间的缺口。时间是9月12日，正当英军攻击兵力抵达前几小时。

(3)　克卢克与比洛分别指德军第一、二军团司令。

(4)　威灵顿公爵于1810年在里斯本城外所建堡垒式防线，使当时法军围城失败。

(5)　实际是围攻那慕尔的兵力。

(6)　这个影响重大的失误，基本上起因于德军高层指挥官不了解战场通讯必须畅通的重要性。有关统帅部的位置，中层指挥官甚至从未征询过战地电讯指挥官。德军也无意利用曾在德国民用电报与电话单位中服务，许多训练有素的电讯员。德国官史对此有一段记载。当德军进攻时，“对于卢森堡与右翼部队之间不足的通讯，从未设法及时延伸，或以各种辅助设施如无线电，电线，汽车，飞机等通讯工具加以改善”。此外，领导进击的骑兵都目中无物，“毫不经意摧毁了通讯线与机具”。

(7)　在一份常见的德军的团级单位史料中，提到德军为了加速行进，竟将野战炊具弃置，乃使士兵四天无面包可食。于是部队必须自行在无粮的荒野打食。当时每人在48小时“只吃一片面包，或一杯汤，或一杯咖啡，或生果生萝卜”。在这种情形下，等抵达马恩河时，人困马乏并不足为奇。

(8)　看谁先赶到欧陆西侧的海岸。

(9)　曾任前清陆军教练，参加过八国联军。

(10)　弗兰德斯地区，包括现今比利时西北部的东西法兰德斯两省，与法国北部面临北海的一部分，是一次大战重要战区。

(11)　此时，英军的一个军包括有两个师。但到后来一个军拥有三个，甚至四个师的兵力。

(12)　Inkerman，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役。

(13)　也可解释为“勇敢与军技的较劲”，相对于“战略与战术之较量”〔general's battle〕。

(14)　高夫将军在这次作战之后不久，曾与弗伦奇有过一段对话。根据高夫所记，我们了解弗伦奇易于妄想的原因。弗伦奇此时理应因经验而更认清事实。——“弗伦奇想像战争应会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德国不可能再担负得起压力……这似乎显示，弗伦奇的想法起于一种期盼，而非如所有伟人常见的，基于实际状况的深思熟虑。这种情形以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显示他欠缺精力。他简直不想干了。不论智慧与毅力，他不想再出力。他只希望战事因俄国出兵而近尾声，虽然此时我军仍在西线呈被动状态。于是，他的期待变成了他的想法。”其实，弗伦奇精神不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已62岁，刚发过严重心脏病，并且在医师指示下，正小心翼翼过活。他的参谋长默里在早先蒙斯撤退中，即在勒卡陶的节骨眼病倒。原第二军军长格里尔森更在赴法途中突然去世。这些事实，皆表示英军升迁制度的问题；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当晋升到高层的时候，年龄已很可观。

(15)　几从英国最南驶向最北。

(16)　当时攻击德属东非的英军，以及其殖民地部队总共达25万人；而德军与土著的联合军则计1.2万人，其中德军仅4000人。

(17)　事实上到1916年，英国曾结合南非与葡萄牙三国军力，联合对付福贝克的杂牌联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