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各方战争计划

依据史实，德国的作战计划必定恰如其分地比别人先行一步。它不仅像是时钟的发条，掌控了1914年战争发生的节奏，甚至可以说，它左右了此后战争进行的路径。从1914年秋天以来，这条路径在表面上，似乎显示了同盟国被围攻的情况，只是这现象与我们经常的说法并不相容。但是将日耳曼联盟视作为一个被围攻体，虽然从经济层面而言说得通，却也暗示日耳曼联盟丧失了主导权。这与日耳曼联盟的战略表现也是相矛盾的。虽然德国的最初计划执行失败，然而，即使失败，德国仍主导其后作战的大趋势。从战术上来说，绝大部分战斗类似包围战，但是长久以来错误的陆战战略，与其说是配合战术，不如说是忽视战术。

德国面对的问题是，它与奥地利相结合的力量，明确比不上法俄结合的力量。不过这种不利的条件，却被一些因素抵消。这包括，它们位于欧洲中央，以及对于俄国行动的预估。德奥认为，由于俄国动员较缓慢，俄国在最初几星期将无法全力应战。虽然这样的假设，似乎表示他们可以在俄国完成备战之前就予以重创，但俄国也可能在远离德国军力所及之处集结力量。而且，拿破仑的经验显示，别轻易深入俄国腹地。因为一来战地将远离德国，再者俄国本身道路交通状况较差。因此德国所采取的计划是，先以速战速决对付法国，同时牵制住俄国攻势，等法国被击垮之后，再对付俄国。但是这个计划也有问题，因法国边界上有专门对付入侵者的重大屏障，包括自然的与人工的。事实上，法德这段边界相当狭窄，仅150英里宽，不利于作战，容不下德国部署准备发动对敌攻击的大批部队。这条边界的东南端邻接瑞士，在名叫贝尔福隘口（Gap of Belfort）的平坦旷地作短暂伸展之后，就沿着孚日山脉（Vosges）迤逦70英里。在这条自然防线之后，就是一条以埃皮纳勒（Epinal）、图勒（Toul）、凡尔登（Verdun）为主的连续要塞体系。而在凡尔登之外20英里，不但是卢森堡与比利时边界，而且还有地形险要的阿登（Ardennes）地区。撇开在贝尔福与凡尔登所建立的坚强防御线之外，防线上可能的缺口，只有埃皮纳勒与图勒之间的沙尔姆隘口（Trouée de Charmes）。但在战略上，法军本来就将此处视为生擒德军，然后迎头反击的陷阱。

德军面临如此一道“有碍身心”的大障碍，合理的军事行动自然是绕道而行；也就是借道通过比利时，作较宽大正面的运动。从1890年至1905年，德国参谋总长史里芬（Graf Schlieffen）就构思发展这个计划。计划中，法国将会受困，而使德国达到速战速决之效。史里芬自1905年起就开始推动这个计划。为了达成目的，“史里芬计划”准备在面对法国边界的右翼上，集中大量兵力，作大车轮式回旋进攻，并冒险减少左翼兵力到最低限度。在以要塞区梅斯-蒂永维尔（Metz-Thionville）为主轴的大回旋运动中，德国准备动用53个师的兵力，并希望后备军与暂编军尽速支援。同时间，在左翼的另一支德军仅有8个师兵力。其实，这兵力薄弱的左翼，可能给主力攻势进一步的助力。因为一旦法军攻势逼迫左翼德军朝莱茵河撤回，就很难躲过比利时之德军右翼对其后方的攻击。这好像是一扇旋转的大门一样，若是法军重重地压迫这一面，那么另外一面就会倒转过来，打在他们的背上。这就是史里芬计划的妙处所在，并非仅仅地理上的绕道而已。

德军大编队的包夹式回旋运动，准备在通过比利时与法国北部之后，继续以大弧面绕向东边横扫。等其右翼尖端通过法国南部，穿越鲁昂（Rouen）附近的塞纳河（Seine）之后，即自法军背后朝摩泽尔河（Moselle）方向挤压法军。预计法军将被推挤到如铁砧般的洛林要塞区与瑞士边界上，接受德军狠狠锤击。

史里芬计划希望在击溃法军的同时，以10个师兵力钳制俄军。他清晰的眼光即使不算远大，后来仍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算计到英国会介入，并说英国的远征军将有10万人，并“与法国并肩作战”。此外，他计划动用后备军与暂编军积极参战，融合国家资源投入军中。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假如战争不可避免，不要忘记增强右翼！”

但对德国而言，史里芬的继承者毛奇虽然与史里芬一样忽视国际伦理，却缺乏史里芬的道德勇气。毛奇维持史里芬的计划，但放弃了基本理念。1905年至1914年之间，德国军队另外新成立了9个师，毛奇却将其中8个师分配到左翼，仅留1个师给右翼。后来，虽然他曾自俄国前线抽调一些部队增援右翼，却为这样微不足道的兵力，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因为俄国陆军自1914年以来，威胁力已远比史里芬计划开始实施时可怕。情况到后来演变成，德国在8月会战危机期间，为加强东战场实力，只得从法国战区抽调两个军前往东战场支援。所以，史里芬的临终遗言，其实继承者并未遵守。

毛奇同时大幅改变了史里芬计划中的政治涵意。史里芬打算右翼不仅经过比利时，而且应经过荷兰边界，北边应远至克列菲德（Crefeld）。在荷兰境内穿越以“马斯特里盲肠”（Maastricht Appendix）闻名的狭长地带之后，史里芬认为德军应绕过列日（Liége）要塞的侧翼——这一部分正好阻碍位于阿登以北，通往狭窄的比利时入口的通道。他希望德国或许能够运用外交手段使荷兰同意借道。其实，如果他有办法另觅途径，避开道德谴责，他并不想侵犯比荷两国的领土。他打的算盘是，部分兵力在此大张旗鼓部署后，自然会引起法国严重警觉，诱使法军跨越比利时边界，占领那慕尔（Namur）以南，默兹河谷（Meuse valley）的天然防御位置。如果法军这样做，就等于给他进入中立国地域的藉口。史里芬估计，即使这个巧计失败，他仍有办法准时拿下列日，以免妨碍主力攻势。他并且愿意削减宝贵时间，以配合德国对外政策，避开被人扣上侵略他国的罪名。

如此富有想像力的手法，是超出毛奇能力所及的。毛奇则决定列日必须在战争爆发后，立即以突击的方式占领。但他唯恐军事目的不成功，于是另加一段奇想式办法。他一面故意去招惹中立国，激起比利时的反抗，一面拖英国下水来反对他的军事行动。毛奇“诱敌”的方式正好与史里芬的相反。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制造危机的实例，只要允许军事战略操控国家政策，这种侵略他国的危险事情就会不断发生。

如果德国最后计划的缺点是欠缺勇气，法国的计划就是勇气过头了。法国方面也一样，就在战争发生前几年，一种令人困惑的思想逐渐侵入领导阶层。法军在1870年战争挫败之后，统帅部以边界要塞为主，拟妥一套先防御，后猛烈反击的计划。为了达成目的，法国创建了惊人的要塞系统。他们将有些地方如沙尔姆隘口腾空，以便让入侵部队长驱直入，然后准备瓮中捉鳖，加以反击。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间，法国出现一个新的军事学派。他们主张，攻击才符合法国的个性与传统，并且认为已拥有的高机动性、能快射的七五毫米野战炮，即可在战术上实现这种想法。此外在战略上与英俄结盟，也可使这种理念成真。由于他们忘了1870年战争的教训，他们想像勇气可使部队刀枪不入。拿破仑有一句话经常被人引述，“精神与肉体之比是三比一”，这句话即可解释这种想法的由来。它导致士兵认为精神与肉体虽然相互依存，但两者有别。武器若欠缺勇气则无效；这句话也可以变成，有勇气的军队，毋须拥有充分的武装来保护他们的身体与士气。当士兵对武器失去信心时，勇气就会很快展现。

其结果自然很悲惨。这个新学派奉格朗迈松上校（Colonel de Grandmaison）为先知。他们发现，1912年被任命为参谋总长的霞飞将军（General Joffre）堪为这种理论的推动者。于是在霞飞的权威掩护下，所谓“攻到极限”（offensive à outrance）的倡议者，掌控了法国军事结构。他们抛弃旧教条，订定现今已出了名，但却是恶名昭著的“十七号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基本出自对于历史经验与常识的否定，以及双重错误的计算。双重错误是指兵力与地点。他们对后者的失算，其严重性尚大过对前者。由于他们接受在战争爆发之初，德国可能利用后备军力的说法，他们认为德国在西线的兵力，最高约68个步兵师。德国事实上包括后备军与暂编军在内，部署了相当于83个师的兵力。然而，法国始终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以致敌军集结兵力朝法国推进的关键时刻，法国情报单位估计敌军兵力仅为45个现役师。这等于少实际兵力一半。即使当时法军攻击计划拟定时，此一失算不曾那么离谱，人们在认知上仍不会饶恕这种过错，因为这凸显了法军基本观念之谬误。所谓认知就是，攻击者放弃了本身任何优势，并且在敌人以其边防要塞区作为后盾下，企图发动攻击，其攻击自然无法成功。法军所拟的攻击计划，自然经不起历史考验。

第二个失算是错估地点。虽然法国认为德军可能通过比利时，但全未料及德军扫掠范围如此之广。法国竟以为，德军因为害怕法军打击其交通线，将会悄然沿着阿登地区的困难地形路线而行。法军拟订的攻击计划，基本以直接总攻击为理念。计划中，由第一与第二军团经萨尔河（Saar）方向进入洛林。在他们的左方，分别是面对梅斯与阿登的第三军团与第五军团。在此，这两军团可以从梅斯到蒂永维尔之间发起攻击，或者，如果德军经过卢森堡与比利时，他们也可以朝向东北方向攻击德军侧翼。第四军团则在中央地带附近当作战略性预备队。其中预备师的两个群配置在两个军团侧翼的后方。法军将预备兵力置于如此消极地位，显示法军对于预备部队实力的看法。

英国远征军在这份计划中所承担的分量，少于英国军事机构在十多年以前推行“欧陆化”计划的估算。由于受到这欧陆化政策的影响，英国在不知不觉中，默默接受了担任法军左翼辅助角色的建议。英国远征军摆脱了具有历史性的，由其海权所赋予的机动性运用。8月5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中，即将指挥远征军作战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即提出对于这种“预设立场式计划”（the prearranged plan）的疑虑。他另提一案，建议远征军应迅速开往比利时。他认为这样才可以强化比利时的抵抗力，并对正在进行迂回运动的德军部队侧翼产生威胁。黑格似乎持相同的看法。但是计划已无从改变，因为英国参谋本部在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领导下，实际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证与法国直接合作。原来两国参谋本部自1905年以来即做过一些非正式磋商，为废除英国具有数世纪历史的战争政策预先铺路。这是任何英国人从未想到过的。

陆军大臣基钦纳爵士此时在情势紧急下刚上任。他对德国的计划具有非凡的正确直觉感。他为避免英国远征军遭遇危险，提议远征军应集中在比较隐蔽的亚眠（Amiens）附近地区。无奈弗伦奇现在与威尔逊已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威尔逊全力支持法国计划的做法，使基钦纳放弃说服弗伦奇。事后基钦纳叹息自己的同意是一项错误。然而，基钦纳为减轻英军危机，当时给弗伦奇的指示曾招致争议，并被认为不但使危机复杂化，甚至增加了危机。原来弗伦奇所得到的任务指示是“支援，并与法国陆军合作”，但这个任务又受限于另一段含意混淆的指示：“参与作战时，应对部队集结地点作最慎重考虑……你的兵力很可能过度暴露……”弗伦奇进一步获得这样指示：“在任何情形下，绝不能听命于任何盟军将领”。

如果在德军的短视上再添上一笔，那就是，英国远征军是在顺利与秘密情形下进入法国的（主要部分在8月12日至17日之间进入）。这可以证明英国的运输与反间谍工作做得好。德国情报单位不仅搜集英国远征军的消息失败——直到后来实际遭遇时方知，而且高层指挥官也不在意英军的动向。当毛奇被问到是否希望动用海军阻挠英军的运输，他却表现得漫不经心。他说，“如果西线陆军在与其他敌人作战时，可以摆平16万英国部队的话，就很好”。德国参谋本部与海军参谋本部都迂腐地拘泥于集结兵力的原则，却忽略分头作战，分散敌人注意力的重要性。彼此都封闭在自己的斗室内，对他人的动向则漠不关心，也不想提出自己的意图与对方沟通。

德国参谋本部一心一意只求一场决战，从未思考过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会有什么状况；所派出的分遣舰队的成效甚差，目的仅在保护自己军队的进军，而非打击敌军。德国海军参谋本部的主要想法是将舰队集结在北海，目的为应付临时状况，却不关心如何影响大局。他们的积极作为仅限于派遣少数潜艇而已。德国海军似乎从未想过在英国海岸登陆，甚至进行一次牵制行动，尽管不太可能迟滞英军的主力。德国参谋本部也从未以羞辱英国为目的，制定过煽动英国人民骚乱的长程计划。德国参谋本部对于解决他们所有“外侮”的办法是，在主战场上迅速击败主要敌国陆军，他们难以被指望能够以较宽广的角度去思考战争。

德国在俄国前线的作战计划，虽然与西战线计划一样，如万花筒般地变幻无常。然而，变动性虽更大，发展上却较不够精密也少费心思。可算计的条件只有地理上的；主要不可测知的，则是俄国兵力集结的速度。俄属波兰（Russian Poland）的领域，像一大块“舌头”自俄国本土突出。领域中，有三面与德国或奥国领土接壤。其中北面邻接东普鲁士，隔着东普鲁士就是波罗的海。南面与奥国的加利西亚（Galicia）为邻，加利西亚的南方为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它镇守着通往匈牙利平原的通道。西面则为德国的西里西亚。在德国边界省份已具备战略性铁道网的同时，波兰以及俄国本身仅有粗略的交通系统。所以日耳曼联盟在抗拒俄国进军上，享有极大的兵力快速集结优势。但德国陆军如果采取攻势，愈深入波兰或俄国领土，就愈失去交通上的优势。因此，德国的最佳战略是引诱俄军进入有利于德军反击的位置，而非寻求有利于发动攻势的位置。然而德军这种战略的缺点，犹如迦太基战略（Punic strategy）。它充分给予俄国军队集结兵力的时间，以启动其累赘无能的战争机器。

就从这一点，德国与奥国在见解上出现了最初的分歧。双方同意在战争最初的6个星期中必须先稳住俄军，让德军有时间击溃法国。然后德军调头东进与奥军会合后，挥师俄国作决定性一击。歧见在于方法。由于德国决心打垮法国，故只希望在东战场上保留最低限度的兵力；尤其德国是因为基于政治原因，不愿见到国土暴露于俄国入侵军手中，方才未完全从东普鲁士撤出，而据守于维斯瓦河（Vistula）战线。然而，奥军在其参谋总长康拉德影响下，急于立即发动一次攻势，以图一举击溃俄军。由于这个行动可以在牵制俄国全部军力的同时，进行法国会战，所以毛奇赞同这个战略。

康拉德的计划是，以两个军团兵力向北攻入波兰。这两个军团在计划中，将受到位于右方靠近更东边的两个军团的保护。并且，采取主攻的两个军团在进入波兰之后就向东转；待与其他两军团会合后，联手朝黑海方向驱退俄军。按照原始设计，在东普鲁士的德军将朝东南方向出击，以作为这个计划的补强。两国军队并将会师，斩断留置在波兰“舌头”中的俄国攻击部队后路。但问题是，毛奇无法为这样的攻势提供充分的兵力。

不过，康拉德本身的攻势，因经常改变主意而削弱。其主因是部队行动缺乏弹性。奥国军队区分为三部分：“A梯队”（Echelon A，含28个师）部署于俄国前线，“小巴尔干”（Minimum Balkan，含8个师）部署于塞尔维亚前线，以及“B梯队”（Echelon B，含12个师）将依据实际状况动用。从纸上作业来看，奥军比其他国家部队更具弹性。然而，康拉德手头的军队并不能配合他的目的。康拉德为了打败塞尔维亚，不顾俄国介入的可能，决心调遣B梯队前往塞尔维亚边界。到了7月31日，他却改变主意，决定不这么做了。但是，“野战铁道军司令告诉他，如果要避免状况全面混乱，他必须让B梯队先开赴多瑙河边界预定地点，然后从那里，B梯队才有可能运往加利西亚”。结果，B梯队撤出多瑙河，不但削弱了对塞尔维亚的攻势，也无助于对俄军的攻击，因为B梯队太晚抵达前线。奥军指挥阶层目标不明确所引发的相互抵触现象，后来加深了奥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敌对阵营，盟邦之间也同样有一方的作战意图严重影响另一盟邦战略的情形。俄国的指挥阶层不论在军事或种族动机上，都希望集中兵力，先向尚无后援的奥国下手。至于德国，俄国则准备等全部陆军动员后再来收拾。但是法国为了急于解除德国的军事压力，要求俄国与它同时发动对德攻势。俄国此时虽然兵力数量与组织未臻完备，却在法国的游说下，发动额外攻势。在西南战线，俄国有两组各含两个军团的兵力，准备集中对付在加利西亚的奥军；而西北战线上则另有两个军团，准备集中对付在东普鲁士的德军。以缓慢与粗糙闻名的俄国军事大本营，对于战略指令的下达，一向小心而慎重。现在则准备突破传统，作一次赌博，一次只有高机动性与组织精密的陆军才敢期望的豪赌。

然而，当所有指挥官的计划接受实地考验时，才发现计划都不可行。表面上，这些错误似乎起于领导阶层的目的分歧。也就是，由于无法守住教条般的“兵力集中”原则，以致出错。我们很容易指出为何他们犯下这样错误——许多军事专家的著作已都指出过。只不过这样的看法太学术化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交战各方都会犯，倒是比较深入的解释。其实，领导阶层都是“兵力集中论”的衷心拥护者。麻烦在于他们将这个理论应用到现实状况时，就出问题了。所谓现实，是指战略运作中的政治与战术层面。他们之所以无法依据实际情形调适计划，原因或可溯及平时训练所形成的心态。特别是在军事演习上，由于作战是演习的重心，于是习惯上都过于唯军事独尊，有关价值也都太纯数字化。他们常以集结优势数量，来解释“兵力集中”；至于另外两个关键因素——如何分散敌人注意力与避开外界干预，则通常被忽视了。

和平时期训练所教导的解决办法，都倾向理想而不重实际。所谓战争，其实一如政治，其过程是一连串的折衷与妥协。因此，计划与实际状况配合与否，必须在战前准备阶段中厘清，调整计划的能力也必须事前培养。这些洞悉力与能力，是不容易在1914年战争中，从接受过指参训练的军事领导者身上发现的。他们都是在一些“原则”的菜色，配以历史残渣佐料，烹煮成适合流行的口味下培育出来；他们从未研读过真实历史中的经验。因为如果要达到这一步，第一要件必须具有穷究事理的心态；但是，19世纪军事传统并不欢迎这种能力，虽然18世纪许多伟大军事领袖都明显具备这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