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问这个时候马向东赌瘾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宁先杰的回答带着一种明显的嗤之以鼻：“赌瘾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想方设法，无论公还是私，想方设法找理由。我们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到香港去办不可，这个李经芳都可以讲，在沈阳就可以办了，但是马向东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去澳门赌博。”

此时宁先杰对老马的“嗤之以鼻”不排除争取立功做戏的成分，他对马的声讨也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两个坏家伙是“狗咬狗一嘴毛”，因为宁本人也是一个赌徒。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在采访的时候，马向东没有在我面前更多地讲过宁先杰的什么“坏话”，宁先杰倒是把老马赌博时的“德行”抖搂了个底朝天：“没告诉你嘛，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一个金烟嘴儿，还戴什么护身符……”

对于老马的“赌态”，他生前的副秘书长泰明也有“精彩”描述：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戴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总是吆喝着……”

无论有没有遇见熟人，在赌场，身边人都一味地称马向东为“老板”。我问老马：“为什么你手下人都叫你‘老板’? ”

马：“我没让他们这么叫，是他们自己这么叫的。”

问：“那你听着心里舒服吗？”

马：“开始有点别扭，后来也就顺耳了。”

问：“你在赌场里更愿意让人叫你市长还是老板？”

马：“当然是老板。”

马向东在赌场十分中意手下人把他叫成“老板”、当作“老板”，也许只有在老马对我不无得意地说出“当然是老板”的时候，我才能想象当初他带着手下时常出没于澳门、香港赌船，那时候他的“风采”。

“马老板”当初是何等牛气冲天，他的“牛气”和外国大老板赌博时出手几十万、上百万的真正阔绰也许不能比，但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那些钱都不是他自己的，那些钱，除了有人不断“进贡”，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哪怕只有50万美元，试想，哪个外国大老板能有他这样的“气派”。况且那50万美元输光也就输光了，要不是老马被审查，那家“借”钱给老马的集团怎么会和老马计较，怎么会让他到时候还钱，这件“借钱赌博”的事又有谁能够知道呢？

马向东谈到自己受贿面无愧色，因为有“大老板”已经在前面这么做着，在前面这么领着，一旦有什么“不合适”，慕绥新首当其冲，一旦有什么“要追究”的，有一把手慕绥新在，怎么也不会、也不该拿他马向东开刀。

马向东在没有坐上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宝座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太多的批评，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录中，从青年到中年几乎都在积极进取，一路提升；1997年在他当上了市委常委、常委副市长的前后几年，他也不可能听到任何微词，包围着他的只有连绵不断的恭维逢迎；等到他仕途落马，“双规”受审，这个时候他再想听听人们对他起初的评价，已经没有机会，此时他所面对的不是纪委、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就是冰凉的监室。不知道这于他是幸，是憾？

沈阳老百姓看到城市里的某个大桥、公路没准还会偶尔感念那是老马在位时修建的，而我所采访的马在位时都是“马市长”“马老板”鞍前马后的一些人，随马翻车后却没有一人肯对他施舍半句好话。相形之下，老百姓的评价显得散漫而又盲目，对缔造和颠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起不到直接的作用，而这些身旁的“知情者”，特别是在预审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他人，争取立功”的咄咄目光下却能对准老马身上的痛处戳一刀是一刀。这也真是，群民众生哪里会懂得年年忙、月月忙，天天日理万机的市长大人究竟每天都在忙什么，怎么会知道他是怎样在忙中取乐，乐在何处？

马向东在回答我有关赌博的问题时还有些东躲西闪，而谈到他和妻子章亚非共同收受他人财物金额高达两千多万时却口无遮拦，总让人觉得他心里有一份“理直气壮”，他的“理”在哪里，“气”又在何处呢？

的确，马向东的心里确实有气，他“气”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大老板”慕绥新。和慕绥新相比，老马也许觉得他自己贪得还不够档次，手法还不够狠，甚至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