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在我可以解释一下马、李、宁3人当初为什么要在香港事先成立一个叫“定志”的私人公司，为什么要把40万美元打入这个公司，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了。关于这个私人公司的成立，按老马的说法是为了将来沈阳市在香港运作股票上市做些资金准备。为了将来沈阳市政府在香港运作股票为什么要成立“私人公司”？这已经是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这一点没必要深究，我所感兴趣的关键是为什么要把40万美元打入这个公司，其目的究竟是什么？这里面会不会有更大的“漏洞”？

果然，据办案人员讲，那40万美元是马向东、宁先杰留给自己日后到香港赌博之用的“备用赌资”，因为老马到了1999年6月，赌资已吃紧，而此时他的赌瘾已经很大，所以必须想什么办法给自己留出一笔钱来在香港“备用”。老马对这种说法“不能苟同”，他不想给自己罪加一等，反正到案发时这笔“备用公款”也好，“备用赌资”也好，这笔钱都没来得及使用，马、李、宁于7月2日晚被统统“双规”，这笔钱就被冻结，很快就被退回到了沈阳。

老马好赌，他的东窗事发毁就毁在这个“赌”字上。

1999年初，有人举报几位内地高官多次出入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经查“几位内地高官”之一就有原来的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儿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一系列疑问都源于一个“赌”字。我是和他这样进入这个话题的——

问：“老马，关于你赌博的事，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能跟我说说吗？”

马：“第一次到境外赌博是1996年，去马来西亚，招商引资，对方的客户领着我到赌场去赌过。”

问：“你好赌吗？”

马：“应该说这个事我没有把握住自己，因为我后来的确是去澳门赌过，去玩了，当然我不能强调是别人领我去的，我还是自己没把握住自己。”

问：“你好不好赌？”

马：“我只是说我确实是参与过赌博，但开始我并没有好赌成性。”

问：“后来呢？”

马：“后来我是喜欢去了。”

没想到让老马承认他好赌，比让他承认他受贿还要难。如果不是面对记者，如果在他锒铛入狱之前，我想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听说过马向东的“赌性”，人们谈论他赌博时的状态，称他虽然算不上一身豪胆，却也有几分当仁不让之气。

俗话说“常赌必输”，老马赌博却是赢多输少，当然这是指开始的时候。

我问他：“开始去赌场的时候花的是谁的钱？”

马：“开始都是我自己的零花钱，几百、几千，自己玩的。”

问：“一般都赌多大？”

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问：“在哪儿赌？”

马：“澳门。我一般没去过葡京那种大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小的地方，因为我怕在葡京那种大赌场会碰到熟人。”

问：“什么时候开始玩得比较大了？”

马：“1998年下半年。”

问：“那时赌多大？”

马：“宁先杰开始给我5万元港币，后来赌得大了给10万元。”

问：“为什么每次都是宁先杰给你出钱？”

马：“因为赌博是他张罗，领我去的，讨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属。再一个，后来他从我们沈阳借了50万美元，我们就用这个钱做赌资。”

问：“你有没有问过宁先杰这50万美元是跟谁借的？”

马：“问过，他说是从一个私人集团老板那儿借的。”

问：“宁先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借50万美金就50万？”

马：“宁先杰在1997年为这个集团减免了1200万元的费用，是建委打的报告，当然我在报告上也签了字，请慕绥新市长酌定的。”

为了过赌瘾、搞赌资，权钱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被捕前马向东、宁先杰从官场到赌场沆瀣一气堪称“哥们儿”，事发以后，二人背对背，各执一词，一点都没有“攻守同盟”的意思。说到从沈阳借的那50万美元，按宁先杰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马向东先向借钱人打好了招呼，他宁先杰只不过是去跑跑腿儿，把钱取了回来；而且，一开始也不是50万美元，是100万美元，马向东最初是让他去借1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