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种自然

1887年，尼采在写《快乐的科学》第五卷时，对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两个基本观点是“自然选择”和“为生存而斗争”[20]。尼采认为达尔文思想的实质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它体现了英国人口过剩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感以及小市民处世维艰的生存状态。如果说某位自然科学家习惯于用一种充满危机感的眼光来审视自然，那么极有可能是因为他或者他的祖辈出身低贱，不得不时刻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权衡和盘算。然而大自然是没有贫困的，有的只是“极度的丰盛与豪奢”[21]。

在这里尼采区分了两种自然。一种是野蛮的令人充满危机感的自然；另一种则是奢靡的极度丰裕的自然。与这两种自然相对应的是人类的两种存在状态，即为生存而斗争的普遍竞争状态和富裕豪奢的竞相挥霍状态。尼采认为，生存斗争毕竟只是人们在“生存意志受限”时的“一种例外状况”[22]，将这样的“一种例外状况”提升到普遍的层面，只会在社会中激发起一种全民的竞争意识，将人们求权力的意志无限地扩张和放大。因此，竞争的结果往往并不会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优胜劣汰，恰恰相反，弱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不高尚的手段淘汰掉强者。在历史上，“弱者总是一而再地凌驾于强者之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弱者往往“是大多数”，他们善于抱团，而且“也更为精明”[23]。

尼采认为人类的生命就整体而言不是“贫困和饥饿”，而是“富足，奢靡和甚至于荒唐的无节制挥霍”[24]。真正有天赋的人“必定是一位挥霍者”,“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浪费”，人们错以为他是不关心自我利益的英雄，然而，他只是出于自然的需要“向外喷发着，溢出着，不爱惜自己的消耗着”[25]。

挥霍者与为生存而斗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消耗和自我浪费中才能够保全他自己。在尼采的笔下，挥霍者也是自私的，但是他的自私不是一种基于贫困之上的自我保全，而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豪奢与“赠予”[26]。挥霍者渴望让“自己成为祭品和礼物”，他们“迫使所有的东西都朝向自己，进入自己”，以便这些东西能够成为“爱的赠礼”，从自己这个源头再次“奔流回去”[27]。这也就是说挥霍者获取某件东西，并不是为了将之占为己有，而是为了让这件东西侵染上自己的爱，变成一件可以赠予出去的礼物。由于挥霍者的爱是一种自爱，那么当某件东西被挥霍者获取之后，它就打上了挥霍者的烙印，变成了挥霍者自己的东西。是挥霍者的爱让这件东西提升为他自己的东西，并进而提升为礼物的。只有礼物被送出，挥霍者的爱才能够得以最终的实现和完成。因此，当挥霍者的赠予和援助跟他人“有了交叉重叠”，或者竟然“被他人抢先一步”时，他的自爱的实现和完成就受到了妨碍，于是他就会妒忌万分，艳羡不已[28]。基于以上分析，尼采认为，挥霍者的自私是“神圣的和完满无损的”，而贫困者的自私则是“贪婪的”和“病态的”，久病不愈的贫困者总是会感到饥肠辘辘，因此他们总是会惦念着要去偷窃点什么，将之据为己有[29]。

在此基础之上，尼采又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受难的人。即因为生命力过于丰裕而受难的人和因为生命力过于匮乏而受难的人[30]。之所以说这些人是受难的，是因为他们有着或向外给予，或向外祈求的内在需要，并且这种内在需要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

在生命力丰裕的人那里，一切可怕的破坏和否定都是被允许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破坏和否定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生产和复建力量的过剩”，而这种生产和复建力量“足以把每一片荒凉的沙漠变成肥沃的良田”[31]；相反，对于生命力匮乏的人来说，因为他们自己无力对抗生存的困境，因而某种温暖的，能够慰藉人的东西就成了必需，这种温暖的，能够慰藉人的东西可以是上帝，可以是理念，当然也可以是人道主义[32]。

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力丰裕的人之所以接受破坏和否定，是因为其自身生产和复建的力量过剩，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和复建力量过剩的条件下，破坏和否定才是合理的和可接收的。对于生命力丰裕的人来说，破坏和否定首先是向内的，因为他只有先否定掉自身的个体性和有限性，否定掉建立在个体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才能够将自己提升为一个不求回报的挥霍者和给予者。因此，接受破坏和否定，是人成为挥霍者的前提。

在尼采之前，像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这样的哲学家，大都是从贫困的自然或者质朴的自然出发来构建自己的道德哲学的。然而这样的一种做法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放到自然的对立面，造成一种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要么反对人类的文明，认为人类文明是坏的，堕落的和有待被拯救的；要么反对自然，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野蛮的、纷争不断的和有待被超越的。

尼采在1872年写《荷马的竞赛》一文时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属性与自然的属性“是不可分割地生长在一起的”，而“人，就其至高等、至尊贵的威势而言，是彻底的自然”[33]。但如果自然是贫瘠的，那么人以及人的自我保全的行为就必定是反自然的。因为可获得的生存资源有限，自然人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优势，必定会在寻求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爆发出“大大小小的斗争”[34]，而这些斗争恰好就体现了人类反对自然贫瘠的渴望。同时，由于在生存斗争阶段，权力意志体现为攫取某种权力和获得某种利益的生命意志[35]，那么也就意味着权力意志本身就是反自然的。然而矛盾的是，权力意志作为自然人的生存意志又必定具备自然性。那么，自然的东西又是如何能够反对自然本身呢？

为了避开这一思想难题，尼采尝试从过度丰裕的自然出发来构想他的哲学。如果自然是过度奢靡，过度丰裕的，那么人类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扩张就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的外在需要。因为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发展与扩张都不过是一种自我耗散。同时权力意志作为求权力、求扩张的意志，它就不仅仅是人的意志，也是一种自然意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自我耗散，自我挥霍的意志。

但是在这里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如果自然是过度丰裕的，那么人类的自私行为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也就是说，倘若人类当初是生存在资源过剩的自然界中，那么他们就完全没有自我保全的私利需要，而如果没有了这种私利需要，那么人超越动物，并继续寻求超越人的动力又会在哪里呢？

显然，尼采提出奢靡的、丰裕的自然，并不是说要否定人的自私和自爱。否则他也不会安排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去教导人们如何“爱自己”了[36]。尼采承认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生死攸关的生存危机[37]，但是他认为这种生存危机只是人类自己的危机，如果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话，有生之物的消亡不过是自然过度丰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罢了。过度丰裕的自然具有一种自我挥霍和自我消耗的权力意志。在这种求挥霍、求消耗的意志的支配之下，自然人陷入到了否定和废除自我生命的危机当中[38]。因此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人就必须得从自然里区分出他自己。这种从自然里区分出自我的行为，就是自私。自私（Selbstsucht），德语的字面意思是自我寻求，自我着迷。尼采认为，正是人类的这种自我寻求和自我着迷，让人一举超越了动物，变成为人。然而，人类的这种自我寻求和着迷，就其本质而言，是与自然求挥霍、求消耗的意志相矛盾的。因此，人就必须得再次提升自己，将权力意志逐步从追求某种权力和某种利益的生存意志，提升到追求自我消耗和自我挥霍的自然意志。

由于在尼采的眼中，道德的起源与人类的自我保全行为，即自私行为有关。那么很显然，道德所代表的就是人对于自然的一种背叛和疏离。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尼采也曾经说过，“与自由放纵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都是一种对于‘自然’的暴政”[39]。如果说道德真是反自然的暴政，那么，尼采又为什么会提出道德自然主义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矛盾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