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身化”：理查德·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研究
- 王亚芹
- 22142字
- 2021-02-08 14:25:21
导言
一直以来，“身体”总是处于一种无处不在但又难以真正把握的局面中，究竟何为“身体”，我们到底该如何研究它，似乎都毫无共识可言。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出于整合传统身体资源的初衷，怀着“羞怯而忐忑”的心态提出了建构一门“身体美学”学科的设想，随即在美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身体话语的思想风暴，舒氏本人也因此卷入了备受争议的美学旋涡之中，并由此声名大振。毫无疑问，“身体美学”命题应该是舒氏美学思想中最令人耳目一新且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它的提出，体现了舒斯特曼对当下社会文化趋向和美学学科发展历史的敏锐把握和恰当回应。但是，“身体美学”并不能代表舒氏美学思想的全部，面对枝蔓丛生的舒氏美学研究图景，究竟该如何把握才能参透其真谛？
诚然，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离不开当下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然而其个人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更是一种无形的基础性存在，因为任何脱离时代背景和个体经验的理论都是苍白而空洞的。
一 舒斯特曼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
实际上，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他的哲学观。在他看来，哲学理论不是纯粹的对客观实在的揭示，而是深深植根于个体自身的特殊背景之中。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舒斯特曼甚至倡导用自传体叙述的方式对其理论著作进行包装。相比于抽象的理性知识，舒氏思想更多地来源于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和人生经历，他的美学思想实际上就是其生活现实的形式显现。因此，伴随着对舒氏思想与生命历程的精彩呈现，我们相信，隐含于其丰富美学体系背后的一以贯之的特征必将慢慢呈现出来。
作为一名身份特殊的美籍犹太人，舒斯特曼自出生就感受到了“国际公民”的待遇，他的人生经历了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辗转往复的过程。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于1949年12月3日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舒斯特曼在中心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读书之际迎来了他人生的“叛逆期”，当时深受美国“嬉皮士文化”的熏染，他与同龄人一样嚣张叛逆、行为乖戾。美国文化的多元化、自由化的特征对他一生的影响已在此留下烙印。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65年，因家庭的原因舒斯特曼被送到了以色列接受教育，当时年仅16岁的他进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学习哲学和英语，并在那里分别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学士学位以及哲学的硕士学位，由此才把他从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氛围中渐渐拉回来。1973—1976年，舒斯特曼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并担任文职中尉。之后他又到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当时分析哲学占据西方哲学的主流，因此这一时期舒斯特曼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其间所发表的《阐释的逻辑》一文，[1]开启了他学术研究的新篇章。1979年舒斯特曼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所做的博士论文为《文学批评的客体》（The O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2]该论文经修改整理后于1984年出版成书，2009年该书的修订稿被翻译成法语。由于当时深受基础主义分析批评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学与哲学的纯粹理论分析方面。在此之后，舒斯特曼曾先后在内盖夫本古里大学哲学和比较文学系（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in Philosoph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耶路撒冷比撒列艺术学院（Bezalel Academy of Art, Jerusalem）、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等学校担任讲师，并将主要兴趣放在对分析哲学的研究上。
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舒斯特曼即以分析美学家的身份跻身学界。1987年，舒斯特曼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新从以色列返回到美国，担任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哲学系的教授，其间编辑出版了《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一书，奠定了他分析美学家的地位。[3]但是，此时的分析美学发展高潮已经渐行渐远，衰微之势不断呈现。分析美学的衰退，除了受外在各种思潮（如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排挤之外，主要由于其内在理论之间的自相矛盾。分析美学家们起初执着于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排斥形而上学的认知性，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进行区分。这种精细化的基础主义追求非但没有触及审美的本质与意义，没有给出明确的理论界定，反而使分析美学自身陷入了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论证之中。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传统分析美学习惯于简单的还原式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局部而忽视乃至遗忘整体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舒斯特曼的说法，当时的分析美学研究，“已经缺少了那种可以与黑格尔以来的大陆哲学传统相抗衡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方法”。[4]正因如此，舒氏所编辑的《分析美学》其实是关于分析美学家们后期对自身理论进行回望与反思的集合。在此，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分析美学内在的悖论，并试图努力改变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其他美学思想流派的态度，开始采取“折中主义”的调和立场，对各种观点兼收并蓄。尽管如此，舒斯特曼并没有失望，他对分析美学的未来发展仍然保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甚至认为，当时分析美学所面临的危机正意味着其新的发展机遇。慢慢地，舒斯特曼在对分析美学全面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分析美学在简单还原法之外所具有的另一种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澄清法”，这种方法可以“澄清某些对话领域中所使用的模糊的、有问题的概念，区分这种概念的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即使没有能够产生一个精确而单一的、有关它的本质条件的定义”。[5]由此，更坚定了舒斯特曼对分析美学从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转向更为切实的实践主义的发展前景。随着对分析美学问题的逐一揭示，舒斯特曼的思想和兴趣正在悄悄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这点在他的第二本专著《T.S．艾略特和批评的哲学》（T.S.Eliot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6]中已经有所体现，对此我们将在本文第二章进行翔实的论述。
舒氏前期的分析美学与后来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把握舒氏美学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其实，自1991年起，舒斯特曼被天普大学聘为全职教授，并成为哲学院的负责人。在美国文化无所不在的熏陶与滋养之下，他开始从分析美学向实用主义转变，他所崇拜的学术偶像也从阿多诺、丹托逐渐变成了约翰·杜威。对于杜威的美学，舒斯特曼最初基本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这一系统化的杜威主义阐释与整理为舒氏向实用主义美学的转向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199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Pragmatist Aesthetics）[7]为舒斯特曼赢得了更广泛的学术知名度，也代表着他从分析美学向实用主义美学的思想转向。在继承和扬弃经典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的思想，反思和批判当代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的思想的基础上，舒斯特曼在分析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包容性析解立场”（Inclusively Disjunctive Stance）,[8]将哲学和美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来实践。自此，舒斯特曼成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哲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继续并深化着其实用主义思想，并有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问世。[9]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实用主义美学研究的深入，舒斯特曼隐隐地发现身体意识和身体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它们在人类审美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1997年舒斯特曼在《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一书中，最早提到了建立一门“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学科的设想，认为通过具体的“身体美学”实践，“我们可以从事对自我知识和自我创造的追求，从事对美貌、力量和欢乐的追求，从事将直接经验重构为改善生命的追求”。[10]自此以后，“身体美学”命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诚如作者坦言，当初他创造“somaesthetics”这个术语时，并没奢望其他人也会使用。目前，“身体美学”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舒斯特曼也因此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由此对舒氏美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置换成对“身体美学”的研究。
沿着这条“身体美学”之路，舒斯特曼将研究的中心从理论一直延伸到实践中。为此他远离了热闹的、素有“美学重镇”美誉的天普大学，只身来到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岸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博卡拉顿（Boca Raton），担任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人文学科多萝西·F．施密特（Dorothy F.Schmidt）杰出学者讲席教授。这一阶段，舒斯特曼的研究中心再一次发生了偏转，即从身体美学的倡导聚焦到相关的“具身化”（Embodiment）实践上。原本交织于哲学、美学、伦理学和文学评论之间的“身体”，在舒氏的理论体系中不断得到弥合与拓展，构成了其生命经验的一部分。例如，舒斯特曼曾于2002年前往日本广岛大学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学术访问，身为日本女婿的他在此期间追随木户禅师研习亚洲的身体哲学与修身方式。这段经历对他的学术和人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拉开了他对亚洲哲学美学和生活方式的探索之路。自2002年到北京大学、2007年到山东大学、201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访学之后，舒斯特曼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与中国学界的关系也更加亲密。特别是近两年以来，舒斯特曼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中国学界对他思想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对其理论的认知也更加全面和准确。
其实，从分析美学到实用主义美学，从实用主义美学到身体美学，最后集中于“具身化”的这一蜕变过程，不仅反映了舒斯特曼自身的思想历程和人生轨迹，而且凸显了他试图拯救传统哲学美学的强烈愿望。一如我们所知，很多有独特思想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往往就是其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的进一步升华与提炼。美国圣母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廷（Gary Gutting）在他的《福柯》中独具慧眼地认识到，福柯的哲学思想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根本张力”。与其说福柯提出了某种思想，不如说他在用生命践行着这种思想，因此，福柯“不是把真理作为一套理论知识，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1]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当代学者，舒斯特曼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一直秉承着他的“包容性析解”立场，即一种多元对话主义立场。这类似于我们民族传统中的“圆形思维”模式，已经打破了各种学科和诸多人为框架的约束（尽管当下学界一直存在“学科边界焦虑”的情绪）。在这个意义上，舒斯特曼学术旨趣的表层变化，实际上是其生命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他从分析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的演变中不断地进行总结，探索美学研究的方向，在价值观、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上都做出了改变——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兼容并收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从语言分析理念到身体美学观念，从区分到整合的方法论转向，组合在一起共同编织了舒氏美学的研究网络。在这个层面上，与其说舒氏美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命题，不如说已经成为一个意义生成与时代变迁的话语场域。
由此可见，舒斯特曼的整个美学系统涉及领域之广，内容之繁，概念命题之丰，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上来讲，都是独具一格、错综复杂的。“身体美学”根本不能囊括舒氏美学思想的全部，更不能因当下对“身体美学”的误读而歪曲舒氏美学体系的实质。目前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舒氏理论研究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一系列学术和现实问题越来越突出。那么，舒氏美学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主题是什么？从何处着手才能窥视舒氏美学思想的整体和全貌？作为文化“他者”的我们，如何才能辨明中国语境下舒氏美学的适用性限度？以及如何从该理论的得失中寻找到适合中国美学自身发展的新路径？这一系列的问题即是本文内在的理论初衷与选题缘由。下面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国内外关于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研究状况。
二 国内外舒氏美学思想研究状况
由于舒斯特曼美学思想所具有的多元化、开放性属性，以及舒斯特曼本人一直所秉持的“包容性析解立场”，学界对舒氏美学思想的探讨一直持续至今却无定论，而且很多问题的研究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在不同学科领域对舒氏美学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中西方存在文化传统、现实语境等方面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消费文化的总体趋势下，中西学界对舒氏美学问题的探讨似乎共性更多一些，至少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比如，如何正确认识舒氏的“身体美学”思想，如何把握实用主义在舒氏美学思想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全面掌握舒氏美学思想的整体特征；等等。
（一）相关理论著作的译介
舒斯特曼的理论在国内外都经历了类似的传播过程。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其主要研究方式是对舒氏相关著作的介绍与翻译。自1992年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第一版出版以来，就被视为新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迄今已经被翻译成14种不同的语言。2012年5月24日至6月6日为庆祝此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同时出版20周年，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主办了一场庆祝活动。该活动具体内容及相关事项后来由舒斯特曼亲自整理总结编纂了一本名为《审美交流》（Aesthetic Transactions: Pragmatist Philosophy through Art and Life）的小册子，由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内部出版发行。德国、法国的学者也相继将舒斯特曼在1997年出版的《哲学实践》翻译成本国的文字。2000年舒斯特曼的《生活即审美》出版发行，并于2005年被翻译为德文。而集中体现舒斯特曼“身体美学”思想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于2008年出版，后来其法文本、韩文本、中文本也相继问世。同时，各种不同的学术会议对舒氏美学思想的关注和讨论，也可以视为推动其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2001年，美国哲学协会召集了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见面会，讨论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批评家的思想，其中就包括舒斯特曼。此外，与会者和舒斯特曼本人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被《思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全文录用。《从1966年到2006年的美学》作为《西方美学史》一书的续编，由美国当代学者柯提思·卡特（Curtis Carter）撰写，其中主要涉及了美国当代九位美学家的思想，舒斯特曼是其中之一。该书中作者极尽所能详细地阐释并论述了舒斯特曼的美学理论。
相比之下，舒斯特曼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介译状况更为乐观。对此，舒斯特曼曾亲自做过专门的调查，他将自己的理论在法国、德国和中国的接受状况作为个案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学界对舒氏的美学思想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与赞同，这也是舒斯特曼本人没有预料到的。尽管舒氏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社会，中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并未影响中国学者对它的兴趣。相反，由于舒斯特曼的很多思想契合了中国传统美学，同时也适应了当下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所以，舒氏美学思想不但能够在中国日益展现其理论光芒，而且对我们的审美理念和审视维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目前正逐渐成为中国学者们研究的一门“显学”。
首先来看关于舒斯特曼美学著作及其相关文章的译介。众所周知，舒斯特曼的主要著作最早由北京大学彭锋教授组织译介：像《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生活即审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三本书目前都已成为国内研究舒氏理论的基础文献。为了加强对舒斯特曼及其美学思想的进一步了解，2011年由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组织翻译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2011），该书对身体意识和反思性身体的倡导，以及舒氏对西方思想史上包括杜威、詹姆斯、福柯、波伏娃等人的身体话语评述，更加完善和拓展了舒氏关于身体美学学科体系的建设。2013年从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FAU）“身体·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回国不久，舒斯特曼便告知笔者，他那本带有浓厚分析哲学色彩的Surface and Depth: Dialectics of Criticism and Culture已经有中译本了。[12]该书典型地体现了舒斯特曼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与多元性特征。此外，关于身体美学和实用主义这种所谓“理论热点”的文章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翻译过来。[13]这些翻译和介绍，为我们初步了解舒斯特曼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与依据，对我们从不同的方位解析舒氏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研究价值。
同时，随着舒斯特曼与中国学界联系的加强，他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访谈与对话也成为彼此之间加强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的如2002年10月，彭锋、高建平、王柯平等学者与舒斯特曼所进行的“圆桌会议”，主要从中西方传统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就舒氏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之间的关系与未来前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而2007年4月26日至5月2日，舒斯特曼受邀访问山东大学，在此期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诸位学者，根据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与美学发展现状，以及舒斯特曼所提出的“身体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而使我们对于舒氏“身体美学”的学科边界、“身体美学”与当代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美学与“身体美学”、审美经验和性经验等诸多学科前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舒氏美学的诸多疑问也逐渐清晰化和明朗化。这两次活动可以视为舒氏美学思想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两个标志性事件。[14]2010年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舒斯特曼受邀参加，并于会后与西安交大张再林教授就中西方身体哲学和身体美学问题进行对话，两位学者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方身体美学的异同。[15]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学界与舒斯特曼就身体美学及其相关问题所展开的上述对话与交流，对于我们理解舒氏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不但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展开对舒氏美学思想的探究，而且对于加强中西方美学和文化之间的互通有无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舒斯特曼作为分析美学研究者的时候，关于他的理论文章就已经传入中国了，还出现了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文。[16]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即使现在也一直是舒氏美学研究者们所忽略的对象。当然，这种有选择性的学术研究背后隐藏着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根据考察，我们发现，舒斯特曼这些被忽视的文章基本发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舒斯特曼还没有开始他的实用主义研究，其研究重心仍然集中在对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上。可以认为，目前分析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势已去，而中国传统美学与实用主义和身体美学的某种相似性，以及当下我们社会转型时期的消费文化氛围等的“合力”作用，造成了目前对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片段式”“阶段化”的研究现状。然而，倘若对于一个美学家的认识只是局限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个理论命题的研究，势必出现“一叶障目”的偏见。况且，分析美学的理论根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方法已经深刻地烙在舒斯特曼的思想轨迹中。他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前期对分析美学和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深入钻研，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对传统思想的突破与超越。正因为我们常常忽略或者无视分析主义的致思路径，所以在审视舒氏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掉进其“分析”的理论陷阱中而不自知，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
（二）关于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研究
除了对舒斯特曼思想著作的介译与阐释之外，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研究。当然，不得不承认，正是“身体美学”命题的提出，才为舒斯特曼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国际知名度。同时伴随着当下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于身体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以“身体美学”命名的理论也日益繁杂。因此，舒氏“身体美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其全部美学思想的代名词（尽管本文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身体美学”思想在舒斯特曼整个美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1.“身体美学”的中国景观及其问题域
一般来讲，任何西方的学术思想最初涌入中国时，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先不加吸收地进行肯定，然后再结合社会实际进行质疑或反思。舒斯特曼“身体美学”思想的中国化过程大体上也未摆脱这一传播窠臼。就目前国内研究现状而言，我们的不少学者虽然各自都在使用着同一个“身体美学”概念，而且大家都毫无疑问地肯定和认可舒斯特曼对这一概念的首创性作用，但是，他们所论述的问题和研究方向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甚至毫无相关性。具体来说，“身体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体呈现出以下发展态势：对身体美学及其相关理论的翻译与介绍；对理论的随意借用与阐释所造成的误读；理论沉淀之后的反思与评论。多样化的“身体美学”研究构成了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第一种研究类型主要是围绕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理论本身展开的探究。这类文章既包括对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也包括对该理论的质疑与批评。无论哪一种情况基本都维护一个原则：在舒斯特曼的理论话语体系之内谈论身体美学。一直以来，西方哲学美学中对身体话语的谈论不绝如缕，尽管这些论述不乏理论洞见，却大多零散而混乱。舒斯特曼试图重新组织并整合这些散乱的思想，使美学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由此而提出了“身体美学”的学科构想，这无疑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最早涉及舒氏美学思想研究的彭锋教授，在《身体美学的理论进展》一文中对舒氏身体美学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及其分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与分析，并从舒斯特曼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中预见了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理论契机。[17]同样，作为舒氏著作译者的程相占教授，首先质疑了舒斯特曼对“身体美学”学科三个层面（“分析主义的身体美学”“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划分的可行性，并认为这种划分既不全面也不科学，而这种疑虑的关键问题在于对“身体”的把握。[18]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认为，舒氏身体美学其实是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美学的一种解构和颠覆，无论西方意识美学对身体的过分压抑，还是后现代身体美学对身体性的肯定与上扬，都有其局限性，都不能达到身心统一的境界。[19]也有学者通过对西方美学史的反省，总结道：“西方身体美学不仅具有各执一端、见仁见智的特点，而且其似乎更多地着眼于 ‘解构’而非 ‘建构’……”[20]这种将舒氏美学视为一种解构主义的观点，曾在舒斯特曼与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诸位学者的座谈中被提及。关于这一点，舒斯特曼当时就明确表示：“我事实上是把身体美学视为传统美学的一个拓展而不是一个解构……我把身体美学视为美学之下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认为我的观点并不是将一切拆毁的解构主义，而是对美学的拓展……但并不是放弃美学全部的传统和结构。”[21]在笔者看来，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想视为一种与意识美学对立的理论，与那些将“身体美学”简单等同于“形而下”的感官之说，从根本上绝无二致——都是某种有意无意的曲解。舒氏“身体美学”无论从它的出发点（弥补传统身体话语的不足），还是其最终目的（恢复哲学美学作为生活的艺术之本真），都表明它不过是对西方传统意识美学某些方面的批判与调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传统美学的真正颠覆。国内学者或许因为对异质文化的差异而不自觉地产生误读，或许是出于摆脱西方意识美学对我们文化的压抑与影响，试图以此解构理性主义，重拾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有利的思想资源，再现民族文化的思想光辉而特意为之。无论哪一种，倘若再深入下去，不仅会与舒氏“身体美学”的理论初衷渐行渐远，而且会慢慢失去应对当下复杂的消费文化问题时的理论阐释能力。
第二种研究类型属于对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延伸与拓展。更准确地讲，国内很多研究者似乎只是把“身体美学”视为一个借用的概念，他们更多讨论的是“身体的话语”或者“身体的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的研究数量不在少数。其中比重最大的是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想等同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中的身体现象。有学者认为，因为当今社会的消费品大多与人的身体有关，所以可以略为夸张地说，当今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了身体消费的时代。[22]还有学者从女性的视角分析消费文化背景下女性身体美学的状况。在他们看来，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的身体已经沦落为一种美丽的商品，或者是大众媒介的欲望化对象，成为为他人制造视觉快感的“欲望机器”。所以，这种被时尚耳提面命的女性身体，因受困于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根本无法伸展原有的自然美丽。[23]同时，消费文化语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感官的视觉化，特别是影视剧所制造的形形色色的“视觉的身体盛宴”。在这种“身体盛宴”中，美学的崇高性已经荡然无存，传统的形而上的高雅艺术逐渐走向了大众化的、感官性的“形而下”之学。对此，学者们认为，舒斯特曼所倡导的“身体美学”理论，其实是将感性等同于身体的感知，从而将对身体的界定偏向于生理的快感而不是心理的快感，从而切断了身体与理性之间的联系。[24]这种误解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已经违背了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初衷。在此，身体作为肉体早已失去了其理论诞生之初的革命性力量，从最初对理性至尊的反拨而将人的感性解放出来的思想先锋，而演变到今日越来越陷入感官之欲的视觉展示，欲望的表达也只是沦为单向度的感官欲求而已。由此可见，上述研究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身体话语进行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身体美学理论的外延，但是，诸如将有关人造美女的话题与关于身体的美学发展史放在一起讨论的这种状况，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与错位化，加剧了对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曲解与混乱。
当前美学发展正处于一个范式转型的时期，即从形而上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向大众生活、从意识美学向身体美学的转换。而对舒氏身体美学思想而言，倘若仅以目前的思维模式来解读和阐释，将无论如何都参不透其最基本的精神内核。这种阐释理论的传播不仅会造成对舒氏美学思想的误读，同时也会对西方哲学美学缺乏一种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最终导致美学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当然，随着对舒氏美学理论理解的进一步加深，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其理论与中国语境之间的错位与不融洽，甚至是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缺陷，并结合中国当下美学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与批评。正如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物，舒氏身体美学体系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呼应，西方学者眼中的舒氏美学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
2．国外舒氏“身体美学”思想研究
相比于国内“身体美学”研究的纷繁杂乱，国外的相关探讨似乎更加理性与单一，既能够从舒氏“身体美学”理论出发，又能够跳出该理论的预设系统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最主要的一类是聚焦于“身体美学”的评述，也就是专注于对舒氏“身体美学”理论内容本身的批评与反思。例如，法国学者Pentti Määttänen的一篇《论舒斯特曼的身体经验》主要从美学的角度，通过对审美经验概念的历时性发展过程的论述，说明了身体经验在从事艺术活动和审美实践时的重要作用，肯定了舒氏身体美学以身体为基础和中心的观点。[25]《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主题的三方面发展》一文则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的理论主旨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探究身体—心灵之间的关系；其二，解答哲学美学的最终目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概述言简意赅、正中要害。[26]而Salvatore Tedesco不仅明确表示——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的学科建构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哲学主要传统思想的身体反思。而且，通过德国现象学家普莱斯纳（Plessner）的文化观念（该观念认为，病人本身就是患病的身体，也可以说他或她的病体就是他或她自己，因此，这个个体可以像旁观者一样看待其患病的身体）与舒氏“身体美学”理念之间的比较，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身体美学”是一门介于实用主义美学和哲学人类学之间的学科。[27]在此基础上，文章以“身体美学”为理论基点对于鲍姆嘉通美学思想所提倡的某些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总之，以上论述着眼于“身体美学”理论本身，从不同层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评论与思考，同时注意到了对该理论意义的阐释，为我们全面理解舒氏美学思想开拓了思路。
还有一种类型，可以归结为对舒氏“身体美学”理论的应用与延伸。不得不承认，这种类型的研究，无论在国内外都是数量最多、内容最繁杂的。所不同的是，国内的“身体美学”讨论多呈混用与误解的状态，不过是“身体的美学”或关于“身体的话语”讨论；国外则多倾向于在肯定“身体美学”学科的情况下，用其理论原理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重点在于对该理论的实际应用。具体来讲，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表现如下。
一方面是对“身体美学”与其他理论的比较或关联性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身体美学”理论在音乐舞蹈、医疗保健、生物科技、体育训练等众多领域的实际应用。虽然有些研究细究起来有牵强附会和断章取义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丰富和发展了舒斯特曼对于“身体美学”学科的设想。譬如， Sven-Erik Holgersen 的《音乐教育中的身体意识和身体美学》一文，重点强调了身体意识和身体经验在音乐中的重要性，在音乐中可以增强个体的身体感知能力，提升其身体意识，同时身体意识的提高和身体经验的增强对于演奏者和欣赏者都有关键性的意义。[28]与此相应，Maja Vukadinovi c与 Slobodan Markovic Grassbaugh-Fory 这两位学者则从舞蹈的角度，论述了舞蹈美学中的身体经验对于欣赏者和表演者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无论何种舞蹈形式（古典舞或者现代舞）的表演中，舞者的身体经验和表情都能够对观众产生很强的感染力。[29]而Joan的《身体美学和哲学的自我修养：哲学与体育的一种联接》一文，通过对舒氏“身体美学”的实践型身体维度的理论分析，认为“身体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体育训练，从而建构起了美学与体育学之间的关联。[30]而Russell Pryba 的《杜威与身体美学和味觉的培养》令人耳目一新，竟然从食物的味觉出发，以杜威的审美经验和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为理论依据，将食物作为一种身体感知的对象，并为身体感知本身赋予了文化意义。[31]
（三）关于舒氏实用主义思想的探讨
在搜集和整理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对于舒氏美学思想的研究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实用主义哲学的限制，这一点中西方倒是惊人地相似。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舒斯特曼美学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场域是各大高校的硕博论文。山东大学刘德林博士的《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葺而成的，成为目前国内最早专门研究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著作。该书主要论述了理查德·舒斯特曼在转向实用主义哲学美学研究之后的思想，包括舒氏与其他实用主义者（像经典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和威廉·詹姆斯）思想的差异，以及与其他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如理查德·罗蒂）的论辩。尽管该书也涉及舒氏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观点，以及他近年来的“身体美学”思想，但是，作者试图将舒氏所有美学思想都纳入实用主义的范围内，而且大多是停留在对舒氏实用主义思想基本内容的描述上。[32]另外，不少以舒斯特曼实用主义思想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及单篇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总之，舒氏美学思想离不开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其美学自身的理论内容与特征，否则这种研究将永远不可能有新的生命与活力。
国外的研究情况也有相似的特点，以波兰哲学家、文艺批评家Wojciech Małecki所著的《“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与文学理论》（Embodying Pragmatism: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 ry）为例，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舒斯特曼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参考价值。书中主要从舒斯特曼思想的转变谈起，重点是把舒斯特曼的思想与其他实用主义者，比如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什等人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多方位的比较，认为他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舒氏将原本抽象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转变为具体的、实用的日常生活问题，并主张用哲学、美学的方法为大众文化现象、女性主义等社会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具体化的解决途径。全文基本是从实用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展开讨论的，没有给予舒氏美学理论的其他特征以足够的重视和分析。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我所关注的只是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思想……即使书中涉及了舒斯特曼对某一具身化问题的方法，也应当始终围绕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某一方面展开”。[33]这段话表明尽管作者使用了“具身化”来形容舒斯特曼的文学与哲学理论，然而这里的“具身化”只不过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修饰词。作者依然是将实用主义视为舒氏思想的核心，甚至可以说舒氏的美学思想就等同于实用主义美学。在学界，这种将舒氏思想等同于新实用主义的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譬如，Abrams运用比较的方法讨论了桑塔亚纳、尼采和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差异，从整体上研究了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思想，“身体美学”也只是作为实用主义思想的一个体现。[34]而Taylor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追溯了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的根源，特别论述了杜威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观点对舒斯特曼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实用主义的框架下探讨舒氏的美学思想，并称之为“杜威实用主义”的延续。[35]
与上述论者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用“实用主义”或“身体美学”简单地给舒氏的美学定性，很可能就此错过了充分认清舒氏美学的真正价值的机会。毋庸置疑，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研究舒斯特曼的思想必然离不开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从实用主义角度审视才能真正了解舒氏的美学思想。新实用主义似乎成了舒斯特曼思想的标签，这种对实用主义的过分强调与倡扬，在为我们提供阐释依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其他研究视角的遮蔽与忽略。另外，舒斯特曼本人并不喜欢把思想类别化、标签化，认为这样做会禁锢思想的自由与开放，使之囿于刻板的体系之中无法前行。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关于舒氏美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学界对舒氏美学研究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当前的舒氏美学研究大多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或身体美学进行译介，或是对其思想的某个方面进行评述，而对其前期的分析美学理论以及整个思想的转变过程尚未达到全面而深刻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缺少对舒氏美学思想的整体性把握。第二，对舒氏思想的误解与应用主要集中在“身体”上，如何在舒氏的话语体系内理解身体美学的真正意蕴与价值，仍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点。第三，对舒氏美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贯穿其整个思想脉络的主题等问题的讨论依然悬而未决。同时，对于舒氏美学思想在跨文化、跨学科语境中的发展趋向，以及中国语境下舒氏美学的时代意义等主题的论述也不太充分，而且缺少条理性。
当然，舒氏美学思想（尤其是“身体美学”命题）本来就是一个包含多元主义因素的敞开性的话题。目前学术界对舒氏思想展开了多样性的研究，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正是这些不足为本书的论说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本书将在此前提下展开探索。
三 本书的研究路径与写作特色
根据目前舒氏美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对于其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基本内涵以及该理论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等方面已经分析得相当多了。而对于舒氏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还缺乏足够重视，特别是有些对舒氏美学而言可能至关重要的要素，却在中文语境中语焉不详。对此，要想从纷繁杂芜的问题中清理出一条线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关键就在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一）具身化（Embodiment）：本书的切入点
本书基于对西方哲学思想发展逻辑与舒氏美学思想内在线索以及当下中国身体美学研究现实的综合考虑，拟以“具身化”为基本切入点。
首先，对“具身化”问题的思索既是认知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当代哲学、美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内在需要。
“Embodiment”一词，在不同的语境和学科领域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我们总结了一下，主要译文有：“身体化”“寓身化”“缘身性”“具身化”等等。实际上，“Embodiment”原本是认知哲学领域的范畴，其理论核心是说明具体化的身体在认知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强调心智、身体和环境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嵌入，构成多位一体的统一图式。可见，身心关系问题是其探讨的关键之一。其实，从整个西方哲学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到处都充满了对于身体与心灵/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身体”——在柏拉图那里是心灵的附庸，在奥古斯丁那里是神学的奴婢和罪恶的源泉，在笛卡尔那里是心智的工具，在尼采那里成为“权力意志”的体现，在梅洛-庞蒂眼中是知觉的本体，在德勒兹眼中是“欲望的机器”，在福柯眼中是社会“规训与惩罚”的对象……可见，在以往的哲学之中，“具身”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能量。其实，正如一个极具可塑性的符号，它可以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种多面性也加剧了全面把握它的难度。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人类的具身化在我们的一切经验，认知结构和逻辑推理中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乎被分析哲学全部忽略，直到最近才重回人们的视野之内。”[36]确实如此，直到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开始了对传统思维定式的怀疑和反思，尤其是现象学哲学的出现，才使得“具身化”思想逐渐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不少学者克服传统哲学美学思维困境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从“具身化”角度探究美学的意义，不仅能对西方传统哲学美学进行新的梳理与分析，而且也是当下美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必然趋势。
其次，“具身化”是贯穿舒氏美学思想的内在主线和最主要特征。
舒斯特曼经历了由分析哲学向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加之，他对西方经典身体讨论话语的分析，以及对传统亚洲身体观念的把握，使之形成了一种旨在打破传统意识美学身心二元对立的局限，肯定身体在一切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性，实现艺术与审美与生活化的“具身化”美学思想。在舒斯特曼的思想体系中，“身体”的含义是广义的，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有血有肉的身心相融的有机体，其存在呈现出多元化的互动共生状态，这与认知科学中的“具身化”认知理论在对待身心关系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按照舒斯特曼的解释，“就本质而言，身体美学不仅关注身体，关注身体的媒介与意识，更关注具身化的精神”。[37]由此可见，在舒斯特曼的话语系统中，“身体美学”与“具身化”思想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在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中，“具身化”无疑具有了超越本体论的意义。不仅舒氏美学思想中的诸多概念（如身体经验、身体意识、身体风格等）和相关理论命题（如“艺术即戏剧化”“通过身体思考”“表演生活”）都与“具身化”存在密切的关联，而且，“具身化”理论主张将心智嵌入身体，将身体置于环境，形成了身体、意识和社会环境的多位一体格局。它既反对传统身心对立的二元论，也不赞同以心统身或以身御心的观点，而是主张身体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
同时，通过前面对舒氏生平与思想历程的简介，我们知道，无论分析美学还是实用主义美学都涉及对艺术的评述，舒斯特曼通过对西方艺术发展史的整理，发现西方传统对于当代艺术尤其是通俗艺术的谴责与否定是不合理的，文化工业不仅不会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公平，相反能够促进社会民主，为少数族群争取到更多的合法权利。为此他坚持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以“改良和调和”传统艺术理论的这种悖论，美学也不必再佯装束缚在分析美学和实用主义的框架中，而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具体化的领域。因为，“哲学的最高指向是造福人类的生活，而非单纯追求知识性的真理”。[38]在舒斯特曼看来，哲学与美学的改造也好，艺术作品的创作与鉴赏也罢，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繁荣，根本无法离开“具身”的作用。所以，从这个层面讲，舒斯特曼的“具身化”还包含着对传统哲学美学由抽象向具体、由理论向实践、由学科内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改造的意味。它恢复了哲学美学的生活本义，在改变传统美学研究范式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与路径，开辟了美学理论建构的新的增长点。
第三，“具身化”是把握和阐释当下文化状况的强有力的理论维度。
由于身体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审美泛化的现象，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身体美学”变体，“身体”似乎有取代意识重新塑造“唯身论”神话的嫌疑。对身体美学断章取义的借用助长了肉体感官与享乐主义，降低了身体美学的文化内涵，使之逐渐偏离了舒氏最初的理论主旨，进而削弱了该理论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强度与批判力度。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如何从新的角度厘清舒氏美学的本质与意义，以及它对中国理论和现实有哪些影响，就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具身化”的角度切入，可以充分借鉴该理论在认知科学等领域的思维逻辑和实证论据，从更广阔的角度避免对“身体美学”产生的望文生义的误读和曲解，有利于厘清舒氏身体美学的理论宗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身心修养方式和生命理念。另外，“具身化”美学所具有的身心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使它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能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可见，从“具身化”角度对舒氏美学展开论述，不仅能从整体上把握舒斯特曼美学发展历程的总体脉络，而且能在某种程度上激活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中西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平等对话的“桥梁”。同时，“具身化”的美学改造与中国学界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实践美学等相关研究形成一种理论互动局面，能够为中国美学未来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与思考。
（二）点—面—体：本书的写作思路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关于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内容上也有较大拓展，并开辟了“舒氏实用主义”“身体美学”等研究主题。相比之下，舒氏近年来的美学思想备受青睐，而其前期的分析美学思想则常常被忽略，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有选择性的学术研究倾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鉴于此，笔者在全面分析和掌握舒氏美学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拟按照以下思路展开论述。
其一，本书以“具身化”为支点来组织、梳理和把握舒氏美学理论的全貌。具体来讲，即在分析“具身化”的内在本质的过程中，将舒氏美学的基本概念（如身体经验、身体意识、身体风格等），与一些基本论点（如“通过身体思考”等）串联起来进行系统评述，从而概括出舒氏美学理论的整体轮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具身化”（embodiment）兼有“具体体现”“经验”与“身体嵌入”的多重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包含了具体化的身体意义，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形而下的生理的“肉身化”，而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有机整体；同时在“身体嵌入”之外，“具身化”还含有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涵养的意义，既充分肯定了身体和心灵的统一，又通过具体化身体实践讨论如何保持和实现个体整体的和谐发展；除此之外，从美学的层面来讲，“具身化”思想在肯定身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的同时，将美学从抽象的、固定的传统框架扩展到更广阔的、具体化的社会实践当中。这种潜在的“具身化”思想是贯穿于舒斯特曼美学思想体系的一条主线。
其二，通过对西方美学传统中“去身化”或“无身化”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对多学科视域中的“具身化”理论的追溯，突出舒氏“具身化”美学思想的主要表征及其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改造。通过比较研究梅洛-庞蒂的“具身化”现象学，威廉·詹姆士的“身体是集中点”理论，以及约翰·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观，从而将身体及其经验放置在整个人类活动常住点的位置上。这些观点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将身体从西方唯智主义的牢笼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又面临着滑向新的身体本体论的危险。为此，舒斯特曼在借鉴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具身化”思想，其理论前提就是身心统一。不同的是，舒氏“具身化”美学还充分注重身体实践的作用，并通过“具身化”的实践活动去探索如何修正和保持身心的和谐一致。这一维度，既不同于现象学具身感知的本体论，也不同于传统实用主义美学的经验理论，从而使“具身化”超越了本体认知的层面，并同时兼具有本体论、实践论和生存论的意义。这种多元化的包容性立场既是舒斯特曼对传统美学思维改造的突出体现，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之一。
其三，在跨文化、跨学科层面上展开对中国本土化“具身美学”的多维探讨。本书试图在分析“具身化”美学在中国所产生的多维意义中重新审视其理论价值。同时结合当代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探究“泛具身化”“泛身体化”等命题所存在的理论局限，以及舒氏“具身化”美学在面对网络虚拟空间时的尴尬与挑战。这些问题既是“具身化”美学未来发展的瓶颈，也是当下美学应当警惕和注意的误区。据此，我们试图在综合考量“具身化”美学思想的优势与局限的基础上，对美学未来发展进行再思考。
围绕这样的写作路径，我们将全书大体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言部分，主要结合舒斯特曼本人的学术历程与人生经历，详细论述国内外关于舒氏美学思想的研究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集中阐明本文的切入点、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的交叉视野着手，追溯“具身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学理内涵。“具身化”思想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有不同的意义——该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科学中，用来指涉具体化的身体在人们认知活动（尤其是心智）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此区别于传统认知科学中“无身化”的思维定式；社会人类学中的“具身化”凸显为由外在的社会“惯习”与社会“制度”综合作用而成的一种“新人文主义”；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中则将“具身化”视为一切感知活动的基础，并由此构建了一幅“身体图式”；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具身化经验”成为联结异质因素，实现对传统美学改造的工具。这些讨论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展示了“具身化”理论的多维意义，同时也为舒氏“具身化”美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
第二章，在梳理“具身化”发展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开启舒斯特曼的“具身化”思想之门。一如舒斯特曼本人当初提议建立一门“身体美学”学科时的忐忑不安一样，这里我们也是怀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的态度证实其“具身化”思想征候的。舒氏“具身化”思想承续了前人所论及的“身体化”含义，并与“身体美学”思想存在密切的关联。简单地说，“身体美学”是“具身化”思想中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而“具身化”是贯穿舒氏美学始终的潜在逻辑主线：从早期舒斯特曼关于“T.S艾略特的实用精神”、“艺术即戏剧化”的分析主义研究，到后来对于大众文化与通俗艺术的正名与实践，以至其近年来所倡扬的“通过身体思考”等命题，都充分彰显了“具身化”的理论表征。由此舒氏“具身化”思想所包含的内容便囊括了“身体化”“生活化”与“实践化”等层面。因此，只有抓住了“具身化”，才能更深层次地把握舒氏美学思想的精髓。
第三章，通过对舒氏“具身化”美学思想的基本论述，我们将着重考察其对于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改造：舒氏“具身化”思想，突破了西方“身心对立”的二元论传统，主张通过身体经验的增强和身体意识的提高来保持和维护身心和谐发展的状态；同时，舒氏“具身化”美学突破了传统“感性学”的研究范围，复兴了美学作为生活的本义，在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自然与经验、生活与艺术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此外，舒氏“具身化”思想坚持“包容性析解”的立场，用多元对话取代了抽象的理论“独白”，不但连接了艺术、美学、生活与实践，而且彰显了人类审美化、诗意化生存的理想。可以说，研究“具身化”问题，不仅能使舒氏美学思想中被忽略的部分更鲜明地浮出历史地表，而且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当代西方美学的总体发展历程，实现当下中国美学研究体系的长足发展都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四章，我们将本书的落脚点放在当下美学和文化视域中，通过对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下“泛具身化”和“去身化”等问题的思考，解析舒氏“具身化”美学所面临的新挑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对于舒斯特曼“具身化”美学思想，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也不能完全地否定，而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辩证的审理与考量。
第五章，立足当下全球化的多元语境，对“具身化”美学未来之路进行新的探寻。我们认为，“具身化”美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在兼顾东西方美学发展的基础上，激活并合理利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具身观”资源；同时需要联系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舒氏偏于个体自由发展的理想上升至“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高度，从而在中西文化互摄互入的关系中，对“具身化”美学以及中国美学的未来建构进行双重的解读与反思，进而实现“具身化”美学的建构蓝图。
结语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说明对舒斯特曼美学的阐释与重构，不单单是对一个时髦话题的理论回应，而已经成为对人类生存理想、社会前进方向这一历久弥新难题的再思考。
（三）多重交织：本书的书写特色
总而言之，本书从“具身化”的视角切入，在整体地、系统地分析舒斯特曼“具身化”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具身化”美学与西方身体话语以及中国传统身体观的比较，凸显其身心合一的美学特色，在古今结合、经纬交织的“具身化”图景中进一步阐发舒氏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从研究视角来说，以“具身化”为切入点，对舒氏美学思想展开讨论的情况，鲜有人进行。即使有涉及者，也只是对“具身化”做表层解释，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反过来看，“具身化”作为最早出现在认知哲学中的理论范畴，在国内从未被引入美学领域进行阐释。本论题从“具身化”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出发，通过对“具身化”与“身体美学”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舒氏美学的理论特色与它对传统美学的改造意义连接起来，同时结合当前国内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具身化”美学的中国化表征与时代意义进行了深入反思，此为本论题创新之一。
从研究内容来讲，不少相关研究将舒氏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学理内涵视为研究重点，而本书则着眼于舒氏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主要探究其理论核心与它对传统美学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美学理论的意义。并通过中西比较研究，进而探讨中国传统身体观与舒氏具身美学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以凸显中国哲学美学的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前景，此为本论题创新之二。
从研究方法来讲，为了能客观地展示出“具身化”美学的当代面貌，我们将立足于宏观的美学史语境，调整主观论调的不足，尽量避免对文本的阐释偏差。因此，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文献细读法。即仔细研读与舒氏美学有关的理论著作和学术论文，重点在于熟练掌握形成舒氏美学理论的专著，特别是对原文文献的领会，进而为本书的顺利开展奠定丰富的材料基础。二是比较研究法。主要将舒氏“具身化”美学与詹姆斯的古典实用主义思想、杜威的经验实用主义具身观、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理论，以及中国传统身心统一的身体思想进行比较，在中西比较、古今对接中展现舒氏美学思想的特色。除此之外，虽然本书着重论述的是舒氏美学思想，但在我们立足于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的基础时，也需要时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等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我们不能将“具身化”研究单纯地归属为哲学、美学甚至认知科学等任何一门学科，因为它是具有多元化、跨学科、跨边界性质的交叉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视为传统学科边界的一种“内爆”式研究。所以，对“具身化”问题的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开展综合性、多视角的考察。
概之，学界目前关于舒氏美学话题的讨论，往往倾向于以此为根基建构起新的理论体系，或者搭建中国化的学科框架，本论题则不急于进行类似的研究，而旨在思考舒氏美学思想的具体问题。围绕这样的论述方向，就意味着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凑“身体美学”这一学术焦点的热闹，也不是如其所是地复述舒氏“具身化”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而是结合当代文化语境展开批判性的拓展与分析，详细探讨“具身化”美学为何如此备受关注，其最本质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并参照“具身化”美学的问题场域进行更为多元化的思考，尽管这种做法艰巨且充满了挑战。
[2]Richard Shusterman, The O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msterdam: Rodopi, 1984.
[3]比如蒋孔阳、朱立元等学者就明确地将舒斯特曼称为典型的分析美学家。参见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Richard Shusterman（ed）, Analytic Aesthetics, Oxford: Blackwell, 1989, Introduction, p.4.
[5]Richard Shusterman（ed）, Analytic Aesthetics, Oxford: Blackwell, 1989, Introduction, p.4.
[10][美] 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1][美] 古廷：《福柯》，王育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12]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表面与深度：批评与文化的辩证法》，李鲁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舒斯特曼、张再林：《东西美学的邂逅——中美学者对话身体美学》,《光明日报》2010年9月28日。
[17]彭锋：《身体美学的理论进展》,《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8]程相占：《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
[19]杨春时：《超越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
[20]张再林、李军学：《身体美学：西方与中国》,《光明日报》2010年7月20日，第011版。
[21]舒斯特曼、曾繁仁：《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22]李雷：《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身体美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23]赵行专：《消费时代的女性身体美学刍议》,《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4]周春宇：《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