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扩散对剧种风格的塑造——成熟于广州的“城市”粤剧

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不论是起源于一个地点或是两地，在出现后总是会向外扩散或传播。在其扩散过程中，文化现象会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延长而衰减，一般说来，离起源地或中心越近，这种文化现象越强烈。^[15]音乐地理学认为，我国的民间音乐形态发展是有层次的，处于下层的是流传在大多数人中的民俗音乐和劳动音乐。处于上层的，一种是“剧场型”音乐，另一种是“乐种”。在时间与空间的扩散、筛选之下，该区域的“特质”不断得以稳定，便会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风格，这是音—地的深层关系。^[16]

佛山作为古代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之首，其丰沛的文化生态是孕育粤戏的摇篮，但“粤戏”要摆脱处于“下层”的民俗艺术状态，走向确立风格、处于“上层”的“剧种”状态，需要一个拥有广阔空间、有助于剧种发展市场的城市。广州距佛山约20公里，是广东地区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中心。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封闭江、浙、闽三个海关，仅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通商口岸，^[17]广州官商云集，对戏曲有一定的娱乐需求，同时也为外地剧种扩散到广州提供了市场与演出机会，是培育乡土粤戏走向成熟粤剧的合适地域。

一 “外江班”扩散对粤剧风格的塑造

剧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声腔，因此，探讨“外江班”扩散到广州后对塑造粤剧风格的影响，不能离开对粤剧声腔变化的探讨。

明朝万历年间，昆山腔与弋阳腔先后随外来戏班传入广东，据《粤游纪程》记载，此时的粤戏以演唱弋阳腔为主。此后，随着粤戏戏班规模的壮大，粤戏戏班被称为“本地班”。

清朝中期，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各地大量戏班随商人涌入广州，粤人称外省人为“外江佬”，对外省戏班统称为“外江班”。据道光古籍《梦华琐簿》记载，“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本地班但工技擎，以人为戏……又每日爆竹烟火，埃尘障天……故僅许赴乡村般演。鸣金吹角，目眩耳聋”^[18]。可见因本地班（粤戏）过于嘈杂，官员多只准其在乡镇演出，较少进入城市，而“外江班”声色艺皆妙，于是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此时的外江班分别为徽班、湘班、江西班，即有唱昆腔、弋阳高腔和二黄腔。广州作为外来戏班往来的枢纽，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自然受到邻近戏班腔调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本地班演唱的声腔也不尽相同：早期粤戏演唱来自徽调、汉调的“弋阳腔”；后西北的秦腔梆子传入，本地班改唱“梆子”；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湖北、安徽二黄腔与秦腔梆子合流，形成湖广调（即梆黄），于是本地班又跟着湖北汉戏和湖南湘戏改唱“梆黄”。

作为次生性的区域音乐种类，尽管粤戏唱腔深受“外江班”唱腔的影响，但还是体现了自身的本土特色。据《粤游纪程》记载，“此外俱属广腔，一唱众和。蛮音杂陈，但凡一驹，必闹锣鼓良久”^[19]，当中的“蛮音”便是指本土粤戏艺人在演唱外来声腔时所夹杂的粤语白话。“一唱众和”则指的是嘈杂的锣鼓，说明“外江班”的扩散虽对粤剧风格的塑造提供了声腔结构基础，但并没有影响粤剧的地方性色彩。粤剧虽以外来声腔为主要音乐结构，但在声腔的腔韵、发音以及说唱曲调上，仍融入了一定的本土民俗特色，这是粤剧风格初步形成的开端。

二 本地班由农村扩散至城市对粤剧风格的塑造

咸丰四年（1854），因不堪官府对粤戏艺人的压迫，本地班二花面李文茂与佛山粤戏艺人陈开将艺人军队化，率众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粤戏因此被清政府禁演。为延续粤戏，虽有部分艺人逃离至广西、海南甚至是美洲、东南亚等远离广州的地方，但仍有一部分粤戏艺人留在广州城内及广州周边的乡镇与“外江班”搭台演出，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将“蛮音夹陈”改用“戏棚官话”演唱粤戏，打着“外江班”的名号顽强生存。^[20]这一历史事件虽暂时中断了粤剧地方化的进程，却因本土粤戏与“外江戏”搭台演出的经历使原唱秦腔梆子的粤戏吸收了徽班的二黄声腔，从此奠定了以“梆黄”为主的音乐格局，赢得了广州城内官商的认同与接受，并为后来的粤剧由“乡戏”发展为“城市戏剧”的性质转换埋下了伏笔。

同治三年（1864），粤戏艺人李文茂起义失败，粤戏得以解禁复兴。虽粤戏此前多在农村乡镇演出，但实际上也包围了广州城市。加之本地班艺人长期与外江班艺人同台演出，吸收了大量外来剧种精华，越发壮观，即使是外省的官商也开始招募本地班前往广州城演出，本地班由此逐步进入城市。为了迎合城内官宦与市民的需要，且城市人追求“谈情说爱、才子佳人”的“摩登”潮流，粤戏也逐渐开排一些精致、富有文学性的剧目，如《黛玉葬花》《琵琶行》等。然而，戏棚官话对于以粤语白话为地方方言的广州民众并不易懂，粤戏必须更大程度地迎合本地观众的品位需求，这也预示着粤剧风格需逐步脱离外江戏剧的影响，正式向地方化的“本土”风格迈进。

最初，粤戏也只能在广州城内的空旷区域或自搭戏棚进行演出，任路人观看。随后因得到外江官商的喜爱，进入官商的住宅作私人表演。再后，随着粤戏的影响日益壮大，便开始进入剧场式的戏院，社会功能由酬神祭祀转化为供大众娱乐。粤戏也更进一步地朝地方性戏剧发展：将粤剧舞台语言变更为粤语白话；在曲调上加入广东地区南音、粤讴、龙舟、咸水歌等本土音乐；在剧目编上排反映现实生活的“时代新剧”等。由此一来，粤戏兼并了南北戏剧的优点，又带有粤语乡音、本土音乐风格的亲切，再加上粤戏在进入城市戏院以后，运营方面由几家企业化的戏班公司包揽，资本实力雄厚，又有民间行会“八和会馆”协调管理，这些因素都大大地提高了粤戏的观赏性。

粤戏在广州城内宣告中兴，使外江班节节败退，最终垄断了广州的戏剧市场，正式成长为“唱粤语”“用广东音乐元素”“编本土剧目”的“城市粤剧”，这是广东粤剧正式形成的主要标志。^[21]此后，粤剧在全国戏曲之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南国红豆”，并在香港、新加坡、加拿大、东南亚等华侨聚集地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粤剧的成熟离不开广州这座城市对文化扩散的包容及对粤剧风格的提炼，使得粤戏逐步脱离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将佛山地区的民俗土戏转化为本土风格更为集中、鲜明的“城市”粤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