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终结者”的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是作为三世纪危机的“终结者”登上王位的，多方面显要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危机期间大多数皇帝一样，是“通过将军和军官的选举”[52]获得王位的。言外之意，假如没有军队的支持或认可，戴克里先不可能获得帝位。已故奥古斯都努米里亚努斯（Numirianus）的部将推举皇家卫队司令官——戴克里先为皇帝。284年11月20日，在彼泰尼亚（Bithynia）的尼科米底亚城外4.8千米（3英里）的一座山丘上，士兵们向新皇帝欢呼致敬，戴克里先和帝国历史上诸多皇帝一样，在军队的支持、推举下成为帝国皇帝，名号为Imperator Caesar 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Pius Felix Invictus Augustus，Pontifex Maximus，Pater Patriae，Proconsul，286年后又加上了Jovius。在此过程中，日后成为戴克里先共治皇帝（奥古斯都）的、在卡鲁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中服役的马克西米安（Maximian，拉丁文名字为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imianus Herculius），表示支持戴克里先。但此时，前朝君主——兄弟二人“共治”中的另一位奥古斯都卡里努斯（Carinus）依然健在[53]，戴克里先帝位尚不具备唯一性，而且拥戴戴克里先的只是东部军队。戴克里先必须消灭卡里努斯，方能真正确立自己独掌帝国权柄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戴克里先获得军队的拥戴后，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与“公正”，在登基仪式上，当众杀死了站在自己身边的、谋害努米里亚努斯的凶手阿培尔（Aper），历史学家宣称这是戴克里先第一次“公开的行动”[54]。意思是说，戴克里先在军队的注视之下，杀死了阿培尔。言外之意，这位皇家卫队司令官此前并不为太多的人知晓。至于戴克里先缘何当众杀死阿培尔，英国古典学者亚瑟·詹姆斯·梅森（Arthur James Mason）认为，阿培尔本人是戴克里先强有力的对手，“或许某一天就成为争夺王位的竞争者”[55]。因此，戴克里先只有除掉这个对手，才能独揽帝国权柄。戴克里先以非皇统登基，有类似想法不是意外。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戴克里先当众杀死阿培尔，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56]。

得到军队拥立的戴克里先，必须和卡里鲁斯争夺罗马世界的统治权。卡里努斯不是等闲之辈，被戴克里先打败之前，已经恢复了莱茵河边境[57]。此时，卡里努斯不仅占据着帝国的东方诸行省，而且手中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力不在戴克里先之下。285年年初，卡里努斯在维罗纳战役中，击败进军意大利的戴克里先。同年春天，双方在莫西亚（Moesia）玛古斯河（Margus，今天的摩拉瓦河——Morava，位于贝尔格莱德附近）再次交锋。战争初期，卡里努斯占上风，但卡里努斯却被部下杀死[58]。戴克里先不战而胜，而且获得了卡里努斯手下军队的认可。据认为，这种认可也是事先达成的默契[59]。戴克里先成为帝国唯一统治者。战胜卡里努斯后不久，戴克里先在西斯齐亚（Siscia）铸造钱币，钱币上刻有这样的文字：“FIDES MILITVM”，意为硬币为战争胜利和战胜敌军而设计[60]。竞争对手已死，获得胜利的戴克里先对卡里努斯手下官兵网开一面，没有像其他获胜者那样，对这些官兵进行复仇式屠戮，主动与之和解，其中许多人还得到戴克里先重用[61]。戴克里先的宽宏大量为自己的统治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基础。

285年，折磨帝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军营皇帝时代”结束。戴克里先战胜了对手，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与3世纪帝国重重危机相比较，他治下的帝国危机似乎宣告结束，恢复了秩序和平静，但实际上“开启了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新的时期”[62]。也就是说，戴克里先缓解的仅仅是眼前的危机，不可能彻底根除危机。帝国充满动荡、纷争的三世纪危机“是戴克里先结束的，尽管帝国已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63]。戴克里先本人属于“伊里利库姆皇帝”（因多个皇帝出身伊里利库姆而得名）中的一员。罗马帝国在3世纪，一半时间为伊里利库姆出身的军人皇帝统治着：克劳狄乌·哥特乌斯（Claudius Gothicus）、奥莱里安、普劳布斯（Probus）、卡鲁斯（Carus）[64]和戴克里先。伊里利库姆人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5]。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皇帝本人即是骄兵悍将，悉数职业军人出身[66]。戴克里先在三世纪危机末期登基，不过是一系列武力夺权的军事将领中的一分子。和许多倚仗军队登上王位的各色皇帝一样，戴克里先出身低微，既不是元老、皇族，亦非罗马社会精英阶层一员[67]。经过三世纪危机的洗礼，帝国传统的政治秩序被彻底打乱，戴克里先创建的是一种非比以往的政治秩序——一种否定了元首制和传统等级理念的秩序。

戴克里先称帝不仅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重组了帝国”[68]，而且标志着罗马帝国长达半个世纪“军事无政府”状态的结束。西方学者依此对戴克里先赞誉有加，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手中实现了“浴火重生”。戴克里先的确减缓帝国衰亡的速度，拯救了危机四伏的帝国，但称戴克里先使帝国“浴火重生”，未免言过其实。戴克里先无疑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转折点上的皇帝，完成了从“军事无政府”状态，向帝国晚期“多米那提”制的过渡。无论学术界怎样评价，戴克里先都称得上帝国晚期的杰出帝王，但他的许多改革与施政措施利弊共存，积极与消极影响同在。至于如何总体上评价戴克里先，一位英国学者的判断对于我们具有启迪意义：“正如共和国晚期一样，时代造就了戴克里先。”[69]戴克里先“终结”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拉开了古代世界历史转折的序幕。许多学者把戴克里先登基视为“晚期罗马帝国”或“古代后期”的开端[70]；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71]。涉及戴克里先的评价，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戴克里先是三世纪危机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且有幸“善终”。布里安·坎佩尔（Brian Campbell）指出，作为狂热的改革者，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戴克里先赢得了赞誉[72]。

戴克里先“终结”了三世纪危机，但“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还有非常棘手的经济问题。三世纪的各种灾难，包括内外战争、帝国秩序大坏等，使帝国民穷财尽，甚至使帝国向灾难性的方向发展……”[73]虽然戴克里先“终结”了三世纪危机，开启了新的时代，但他所接受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饱受三世纪危机摧残的帝国。这也预示着戴克里先当政后，既要着手解决政治问题，也要解决经济问题；既有重建和重构[74]，也要进行各种改革。学术界关于戴克里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于戴克里先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言之甚少。戴克里先建构、重构帝国过程中，并未松懈、放弃文化建设。结束了三世纪危机之后，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努力使臣民围绕文化传统（例如，罗马人的语言、宗教、法律等）形成一致。在此过程中，戴克里先对复兴拉丁语、加大拉丁语推广力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拉丁语教师是政府资助的拉丁修辞学家，帝国一些重要城市任命正式的拉丁语教授，在一些行省城市重建拉丁语学校，帮助恢复拉丁语的研习等。正是由于这些做法，帝国东部4世纪出现一大批拉丁历史叙事作品。尽管帝国东部的商人和文人仍青睐希腊语，一些边远地区还在使用自己的母语[75]，但拉丁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得到了强化。关注戴克里先的各项改革及其影响，亦应关注戴克里先在文化方面各种措施的影响与后果。

学者们在分析三世纪危机发生的原因与过程时，往往强调军队犯上作乱，军权高于王权。考察动荡不安的三世纪军队的作为，不难发现这一剖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作为三世纪危机的“终结者”，戴克里先挽救了即将分崩离析的帝国，然而，身为职业军人，戴克里先的崛起与登基，又何尝不是对军权高于王权的具体诠释呢？[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