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基督宗教（Christianity）[1]传教团体（mission）[2]在华活动，是近代中西接触、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环。清代之前，基督宗教传教团体及个人均未带给中国强烈文化震撼与社会冲突。唐代，基督宗教之中的景教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传入中土。景教在宗教用语、教义理念、会堂建筑上力求与中土习俗相吻合，甚至披染道、释二教色彩，借以伸展教势，但仍无法免于武宗禁佛的波及，终致一蹶不振。[3]其主因在景教既未深入中国文化核心，也未发挥宗教特色广纳信徒，景教僧侣又爱参与政治，教势盛衰遂完全系于政潮起伏和帝王好恶。元代的基督宗教被称作“也里可温”教（Arkägün）；因“也里可温”为蒙古语，是蒙古人对基督徒的称谓。[4]“也里可温”教虽因蒙古人多神崇拜的宗教态度及皇室的支持而兴盛一时，却因信徒道德行为低劣、发展过于集中在京城通衢、讲道和圣经未改用中文等因素，难逃随元室衰亡而沉寂的命运。[5]明代，基督宗教主流之一的天主教（Catholicism）因地理大发现，随西、葡海外贸易再度来华，其中以耶稣会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传教方式——习华语、着华服、以西学为媒介，结交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最为成功。然因其仪式殊异于道、佛二教，又积极参与朝政致毁誉参半，引起部分士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怀有领土野心，[6]破坏中国伦常之说风传一时，致众口铄金，更加深明代绅民对基督宗教的误解。[7]清初，复因礼仪之争，导致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冲突。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并未因礼仪之争的落幕而告一段落，反而因天主教传教士在宗教、政治、文化上的冲撞，导致雍正帝的禁教，西学也随之中断。[8]综观基督宗教（尤其是指天主教）在雍正禁教前的传布，确实有其根本困境。对天主教在华的宗教传播而言，如何调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保存自己特有宗教原质的难题，随着时空的演变已无法漠视，两者的冲突迫在眉睫，使得双方以后的接触将再难如往昔般平静祥和。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o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或称作“新教”），为基督宗教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后的另一主流，自嘉庆十二年（1807）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便迎向这个难题挑战。[9]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等人的传教事迹，[10]是基督新教对华传教准备时期（1807～1842）的活动剪影。[11]传教士碍于中国闭关自守政策，仅能在澳门、南洋等地从事《圣经》翻译，撰写福音小册，编订华英字典、文法，向来往中国商贩学习华语兼及传教。[12]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使新教传教团体得以正式踏入中土，传教事业重现曙光。[13]再加上两次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八年，1858）、《北京条约》（咸丰十年，1860），使传教士活动合法化，赋予其深入内地的权利。[14]新教各传教团体和传教士趁机扩张教力，亦蒙上“帝国主义工具”的罪名。[15]中国内地会（以下为行文方便，有时简称作“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于咸丰四年（1854）到华，其后建立内地会（同治四年，1865）便是掌握此有利传教的新形势，成为新教内地传教拓展及发展时期（1860～1911）一个出色的个案。[16]民国成立以后，由内地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延续，更能看出这个新教的“纯福音派”（Evangelism）团体在教会本色化〔indigenization，或称作“本土化”，亦可译作“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潮流[17]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中适应的实貌。

图1-1 创立内地会时的戴德生

C.I.M.图片。

再就基督新教传教团体如何顺应清季到民初变局而论，自光绪三年（1877）起，新教各宗派（denomination）[18]在华传教团体开始陆续在上海召开全国教务会议（General Missionary Conference），讨论传教工作性质及范围，研究儒、释、道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比较团体和个人传教方法并交换心得，重视医疗传教、妇女工作、文字宣传的功能，分析雇用本地助手（native assistant）的利与弊及中国教会自传的可行性，关注鸦片对基督宗教传播的负面影响，商讨教会对中国祭祖应有的态度和传教士在民教纠纷中应该把握的分寸。[19]不论是传教团体抑或是传教士个人，都期待在中英滇案签订《烟台条约》（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1日）所给予的传教契机中，能将触角更深入中国内地。[20]光绪十六年（1890），新教传教团体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自强运动，[21]欲有效运用西方工业革命后社会所提供的财力，[22]再度调整在华传教事业的方针，乃举行第二届全国教务会议，[23]检讨前次大会决议执行的成效与因应新局之道。此次会议重点在于：强化大会组织；比较中国字和罗马拼音的优缺点，谋求制订统一《圣经》文理译本；探讨传教士质量，平信徒团体（Lay agency）工作范围及堂内、街头、巡回传教三种方式的适用性；交换妇女工作及教会女子学校办理的心得，及单身未婚女传教士投入在华传教事业的可行性；检讨教会医疗、慈善、教育事业已有的工作成效；继续加强新教文学与中国古典书籍交流、传教团体与中国政府的沟通。[24]与会者希望能兼顾教会发展、文化调适与政教和谐。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教团体为纪念马礼逊来华传教100周年，应付日渐紧张的中外政治情势，[25]并充分运用西方新兴的“学生海外献身运动”（Student Foreign Volunteer Movement）所提供的人力，[26]召开第三届全国教务会议。平心而论，第三届会议议题并未超出以往两届会议的范畴；但，中国教会本身发展导向已是本次大会各方瞩目的焦点。如何提升信徒精神生活，培植中国教会领袖人才，面对反教民族文学的挑战，争取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归主，改善教会学校质量，扶助中国教会本色化发展并尊重信徒自立、自传、自养的意愿等，皆成为核心议题。[27]各项核心议题的讨论对往后传教事业的延续影响至大。民国二年（1913），第四届全国教务会议通过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负责执行全国教务会议决议案，提倡宗派合作以因应民国以来传教事业的发展。[28]民国十一年（1922），第五届全国教务会议促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的诞生，取代“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的地位，提供新教各传教团体咨商服务，帮助中国教会健全发展。[29]第四、第五两届大会显示出新教各传教团体对调和文化、宗教间差异所做的努力；和中国教会领袖及信徒地位提升、肩负中国教会本色发展重任的教会新形势。[30]

由上述五届基督新教传教团体全国教务会议所关心的问题，[31]使吾人得以认识其传教事业演变的梗概。新教传教事业发展过程中，虽然多次调整步调，中西文化交流并未因是得以顺利开展。清季教案频仍，加深了民教之间的误会。此系传教事业与西方炮艇侵略政策和行动难以分离，中西社会习俗差异致眶目取睛、丸药惑人等谣传引发民愤，再加上传教士恃约违法恣行，以及中国官绅维护尊严及私利的鼓动所致。[32]民初，知识分子视反教为救国之必要手段，改以西方传来的理性、科学向基督宗教大加挞伐。[33]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对宗教持疑而倡“社会不朽”，[34]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曾、刘师复因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遂反对宗教，[35]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强调科学和唯物主义，[36]蔡元培则力主以美育代替宗教。[37]学生更因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民国四年，1915），巴黎和会（民国八年，1919）未予中国合理待遇以收回山东权益，华盛顿会议（民国十年，1921）列强对中国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的请求根本置之不理，以及国内军阀派系战争方炽，各自拥有列强作后盾等政治情势感到不满，遂将忧国情绪宣泄在另一帝国主义象征——教会及其在华传教事业上。[38]此迥异于清季的反教浪潮，加速了新教传教团体培植中国教会人才的作为，更促使中国教牧真正由幕后走向幕前，肩负教会本色化的责任，使基督宗教（尤其是指基督新教）成为中国的基督宗教。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华传教活动，正是19、20世纪基督新教传教团体在华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内地会面对清季到民国时代的变迁所发生迎战、调整、顺应的过程，有助于吾人对新教团体在华推展教务之实质的基本认识。当然，内地会的发展模式无法涵盖新教乃至整个基督宗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传教团体在华事业的全貌。但是，内地会的个案研究可以提供其他基督宗教（尤其是指新教）传教团体个案研究的线索，如此追踪探讨，不失为窥得全豹的途径。综观台湾学界在近代基督新教教会史偏重中国层面的研究趋势里，民教冲突、教育事业、教会本土化、文字工作方面皆有内容精辟的作品。[39]然而在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团体如何因应中国对基督宗教各项反应并加以调适的研讨上，仍是隐晦不明。有鉴于此，中国内地会个案研究正是针对这一较弱研究层面所做的初步尝试。笔者期许在这迷蒙的层面上见出其轮廓。

内地会本于戴德生早年在华传教经验，孕育其特有的传教原则。即不干扰在华各传教团体原有工作，组织成员不分宗派国籍，民教冲突不诉诸本国政府以求取报复，不自动募款筹措经费，传教士皆着华服、习华语，且主动协助中国教会自立、自传、自养，[40]逐渐发展成超宗派且具相当规模的传教团体。[41]此种特质在差传组织性质上属“信心差会”，有别于基督新教宗派教会所支持的“宗派差会”。[42]内地会结合德国、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传教团体力量，在戴德生的领导下，其事业发展至民初为止，踪迹已遍布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山东、直隶、河南、湖南、江西、新疆十六省及西藏、东北（昔名“满洲”，Manchuria）两地区。[43]由于戴德生“基要派”（Fundamentalism）[44]的神学观念——重视人“属灵方面的需要”、言行举止完全倚靠神，尤其强调以祷告支取日常生活所需，[45]支配全部会务发展方向；因此，内地会成员被要求具备良好信仰根基，能吃苦耐劳，以信心克服生活、工作上的困难。[46]戴氏个人偏重巡回传教发展事业的方式，自有其合乎《圣经》、适于中国地广语杂、避免民教纠纷、且能在最短时间扩展到最远地区的优点，[47]也成为内地会拓展教务的基本模式。具体地说，巡回传教和属灵要求成为内地会传教事业的内力，使它能以全赖各界不定期奉献的经费，及庞大的人力，伸入中国内地。[48]内地会内部组织，自1880年代起，亦自戴德生独挑大梁，扩大为英国、北美、德国、澳洲分会，并各设委员会协助在华委员会（China Council）处理会务。[49]其后，随着各教区教务扩展，内地会以资深富差传经验的传教士担任总监督（Superintendent），而会务整体策划仍是由总主任（General Director）戴德生负责，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去世为止。[50]内地会由何斯德（Mr.Dixon.E.Hoste，1861-1946）接棒担任总主任，掌管会务。[51]何斯德仍延续戴氏着重巡回传教特色，肯定其较医疗、教育工作更能接近中国广大农民阶层，帮助中国教牧获得实务经验；[52]持守“基要派”神学观点，强调原罪（original sin），注重信徒宗教生活的质量；[53]坚持一切传教活动与政治无涉的原则。[54]

图1-2 戴德生后继者何斯德

C.I.M.，1914年。

本书以笔者硕士论文为本，修改增润而成。在时间断限上，由创办人戴德生早年事迹述起，一直到内地会总主任何斯德致函申明退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教务运作为止。由于内地会是一个全凭信心仰望基督宗教的上帝供应生活所需的传教团体，而内地会传教士向中国内地各省和西藏及东北从事教务开拓的工作，也俨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初代信徒传播信仰的足迹，因此，本书以“信心行传”为题，探索19、20世纪之内地会在华传教事业的本质与形貌。[55]全书共分六章探讨：

第一章“绪论”，叙述基督宗教传教团体来华传播简史、基督新教各宗教传教团体在华所召开的五届全国教务会议（1877、1890、1907、1913及1922年）所反映的教务问题，以及中国内地会的特色和个案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戴德生早年事迹及中国内地会之筹建（1832～1865）”，乃说明戴德生个人家庭生活对其宗教观念的铸成，以及他早年在华传教经验和内地会成立的情形。

第三章“初创时期的中国内地会（1866～1874）”，探讨内地会传教士搭乘“兰茂密友尔”（Lammermuir）号轮船入华开创事业，一直到戴德生回英成立委员会、扩大差会组织，开拓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教务的经过。

第四章“茁壮时期的中国内地会（1875～1890）”，分析以戴德生传教经验为主的内地会发展模式。探讨此种教务发展模式在原有教区经营实效，和内地会运用此种模式向新教区——山西、云南、陕西、甘肃、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河南、山东、直隶等十一省开拓的尝试。

第五章“转型时期的中国内地会（1891～1926）”，说明自清末内地会组织再调整后，在欧美各分会及相关传教团体支持下对华南、华中、华北各地区更深入活动形貌，以及民初内地会在华各省传教事业发展趋势。

第六章“结论”，其重心在比较内地会各期教务发展，并检讨其差传模式所建构出的传教事业在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播史上的地位。

虽然中国内地会到1950年开始被迫退出大陆，并于1953年传教士全部撤出后，才结束其在华传教事业，[56]但由于直接史料不易获得，且民初内地会教务活动大势在其退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时已可归结，而内地会纯福音派的差传模式也已全然成型（from pattern to paradigm），遂仅将内地会在华传教研究个案研析到民国十五年（1926）为止。笔者在阅读撰写期间，由于主要研究资料，包括戴德生个人传记、内地会出版刊物均是英文，无法追踪核对每位中国助手、外国传教士甚至传教据点的中文名称而作更深入的研究。此种教会史研究的局限，虽有遗憾，但难以避免。有鉴于此，书中所提（1）中国助手的中文名字全自罗马拼音转译，中、英转译对照表详见附录一；（2）地名无法自地图核对者，仅以原文献中英文字母直书；（3）传教士有中文姓名者列入本文，未能查出中文姓名者在自译后附加“*”为记，以示区别，并就手边所有搜集到的文献编列传教士名录列于附录二；（4）内地会在各省布道所开拓时间表列于附录三；（5）内地会各年经费收入一览表列于附录四；（6）内地会与其他新教传教团体代号、译名及在华事业发展表列于附录五到附录十一。民元以后，由于内地会直接史料较少，笔者故仅能勾描其事业发展的轮廓。至于戴德生个人神学思想、内地会传教士家世背景、各分会及相关团体组织发展演变等子题，均有待日后更完备的材料再加以补充。[57]

本书主要资料源为戴德生家谱，《戴德生传》（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The Growth of a Soul；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不定期报》（The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内地会在中国》（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四十年故事》（These Forty Years：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创立五十金禧年故事》（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九一五年内地会年册》（China and the Gospel：An Illustrated 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15）、《一九二一年内地会年册》（China and Gospel：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21）、《一九三○年内地会年册》（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30：We Wrestle），一九一○、一九二○、一九三○内地会名录（Direc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10，1920，1930）。除此之外，笔者另以《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教务教案档》及地方志为辅，参考相关博硕论文、期刊论文及研究专书而写成。资料集中保存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国教会史研究中心和图书馆，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

拙著得以出版，中文繁体字版部分，感谢花木兰出版社愿意让这本关于中国内地会由清季到民初的差传研究正式出书，为21世纪的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及世界宗教研究尽上一份心力。中文简体字修订版部分，感谢“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出版赞助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老师的玉成，使得这本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对话研究专著，得以让更多的华人阅读者重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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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Christianity”一词的中译，有鉴于国人常习于将“Christianity”与“Protestantism”皆译作“基督教”；但，本文因强调“Christianity”的教义及历史传统，笔者使用“基督宗教”一词来表示“Christianity”。此外，文中提及“Protestantism”和“Catholicism”，为了避免造成这些专有名词的词义上的混淆，笔者将“Protestantism”中译为“基督新教”或“新教”，着重在新教各宗派的宗派发展及特色。至于“Catholicism”，笔者沿用国人所熟悉的“天主教”或“罗马天主教”或“旧教”一词作为中译，以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异。

[2] 有关“mission”在基督宗教中的意涵，可参考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Danbury，Connecticut：Grolier Incorporated，c 2000），pp.187-188。

[3] 杨森富：《唐元两代基督教兴衰原因之研究》，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第31～51页；涂世华：《景教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的地位与兴衰》，《道风汉语神学学刊》（香港）1996年第5期，第150～165页。

[4] “也里可温”意作福份人，或有缘人，或信奉福音之人。转见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社，1998，第27页。

[5]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56～60页；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辅侨出版社，1960，第13页。

[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赖德烈或来德里），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reprinted，1973），pp.85-101.

[7] 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包遵彭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第201～236页。

[8]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26～146、155～158页。本书中所谓“传教士”，是指基督宗教信仰的传播者，尤其是指向未曾接触基督宗教之地传教的人。此参见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第3页。

[9] 唐远华：《基督教教会及其传教方法在近代中国本土化之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1，第1章第2节。作者指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调和的原则在于圣经与文化并重、因时因地制宜，并保存教义原貌。关于马礼逊入华传教的种种挑战，可参考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10] Marshall Broomhall（海恩波）ed.，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Morgan & Scott，1907），pp.11-16.郭实猎，亦译郭士立、郭实腊。

[11] 赵天恩：《从华人教会发展史看教会增长》，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第347页。关于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传教活动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进路，可参见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第34～48页。以下简称《追寻差传足迹》。

[12] 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第5～10页。

[13]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第47～54页。

[1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63，第278～282页。

[15] T’ang Liang-li（汤良礼），“Missions，the Cultural Arm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n Jessie G.Lutz（鲁珍晞）ed.，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Boston，Mass.：D.C.Health & Company，1996），pp.51-56.此书中译本为王成勉译《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台北，“国史馆”，2000，第115～130页。

[16] China’s Millions，Vol.1877，No.9，pp.104，119-121.China’s Millions为中国内地会教务刊物。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藏有清光绪元年到二十五年（1875～1899）的微卷。此刊物由陈一萍译为《亿万华民》。关于戴德生创立内地会时的相貌，可参见顾卫民辑《镜头走过：内地会在华百三十年图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8，第3页。以下简称《镜头走过》。关于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进路，可参见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第48～75页。

[17] 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1980，第90～96页。所谓“indigenization”的定义，依据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Springfield，Mass.，U.S.A.：Merriam-Webster，c1961，1993），p.1151，为 “to cause to have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adapt to indigenous conditions or practices（an excellent way of indigenizing what would otherwise remain a foreign system...）”。

[18] 所谓denomination或denominationalism的意涵，参见“Denominationalism” in Mircea Eliade ed.，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New York：Macmillian Publishing Co.，1987），Volume 4，pp.292-298.

[19] 赵天恩：《从华人教会发展史看教会增长》，第348～352页。

[20]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220～221页。

[21] 李定一：《中国近代史》，第121～126页。

[22] David Thomson，Europe Since Napoleon （New York：Alfred A.Knopf，2nd edition，1965），pp.347-362.

[23] China’s Millions，Vol.1890，No.63，p.108.

[24] S.L.Baldwin（包德温），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务杂志）（Foochow：Rozarie Marcal & Co.，microfilmed by Micro Photo Inc.），Vol.20，No.1（1889），pp.27-31.以下简称Chinese Recorder。

[25]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51～399页。

[26] Chinese Recorder，Vol.27，No.10（1896），pp.476-478.C.J.Phillips，“The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1886-1920”，in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91-109.

[27] Chinese Recorder，Vol.37，No.6（1906），pp.316-322.

[28]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订《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一），1914》，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与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第140～146页。

[29]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商务印书馆，1923，第6章，第93页。

[30]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会史（二）》，《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台北）1982年2月第9期，第279～284页。此论文已收入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第59～125页。关于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华全国基督

[31] 教协进会的性质及发展，可参考王成勉《基督教合作运动之困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研究》，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695～732页。另，此论文已收入王成勉《教会、文化与国家：对基督教史研究的思索与案例》，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第99～140页。

[32]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第3～8页。

[33] Ka-che Yip（叶嘉炽），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Bellingham，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0），pp.1-3.以下简称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34] 胡适：《不朽》，《新青年》第6册，1919年2月15日，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1月影印本。

[35] 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第14、19页。李石曾：《北京非宗教大会演讲之二》，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京华印书馆，1927，第201～207页。

[36]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册，1917年1月1日，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2年8月影印本。

[37]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新青年》第2册，1917年8月，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2年8月影印本。

[38] Ka-che Yip，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pp.5-14.关于20世纪初期20年基督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进路，可参见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第281～297页。

[39] 民教冲突方面，举例来说，有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教育事业方面，举例来说，如胡国台《早期美国在华教育事业之建立（1830～1900）》，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李玉瑛《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之发展（1842～1930）》，硕士学位论文，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1983。
教会本土化方面，举例来说，有唐远华《基督教教会及其传教方法在近代中国本土化之发展》。另外，关于清季到民初教会本土化（亦称为“本色化”）的讨论，可参看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第258～547页。
文字工作方面，举例来说，诸如朱丽芝《西方传教士在华早期的报业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1976；黄昭弘《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3；蔡忠梅《从教会新报看今日教会文字功能》，道学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79。

[40]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pp.385-386.

[41]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210页。

[42] J.Herbert Kane，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A Panoramic View of Missions from Pentecost to the Present （Grand Rapids，Michigan：Baker Book House，1978），pp.80-86.19世纪英美基督新教传教团体已发展出四种类型的差会：超宗派差会、宗派差会、信心差会及专门性差会。

[43] 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30：We Wrestle（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30），p.57 and Appendix pp.6-30.以下简称《一九三○年内地会年册》。

[44] 所谓Fundamentalism，参见“evangelical and fundamental Christianity” in Mircea Eliade ed.，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Volume 5，pp.190-197.此派神学坚信《圣经》是最高权威，唯有重生才能得救。信徒应有读经、祷告、道德行为、参与传教等重生表现。

[45] Dr.and Mrs.F.Howard Taylor（戴存义夫妇），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7th edition，1925），pp.250，407-409.以下简称Hudson Taylor and the C.I.M.。

[46] China’s Millions，Vol.1888，No.54，p.76.

[47] China’s Millions，Vol.1877，No.9，pp.122-123.

[48] China’s Millions，Vol.1890，No.64，pp.170-176.

[49] 《一九三○年内地会年册》，第58～60页。China’s Millions，Vol.1899，No.118，p.170.

[50] Paul A.Cohen（柯保安）：《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苏文峰译，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第88页。

[51] Marshall Broomhall（海恩波），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hiladelphia：China Inland Mission，1915），p.371.以下简称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I.M.。何斯德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1903年1月1日）起担任总主任。有关何斯德的图片，请参见顾卫民辑《镜头走过》，第18～24页。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第273～274页。何斯德于1935年交棒。唐进贤（George W.Gibb，1869-1940）从1935年到1940年接任总主任，负责会务。在内地会退出前，再由华福兰（Frank Houghton，1894-1972）总理1940年到1951年的会务。

[52] Chinese Recorder，Vol.41，No.3（1910），pp.197-210.

[53] Chinese Recorder，Vol.45，No.12（1914），pp.741-744.

[54] Chinese Recorder，Vol.39，No.12（1908），pp.671-675.

[55]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订《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九），1927》，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与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第17页。信函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

[56]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第281～282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时，内地会已经开始转型，向东亚地区宣教，易名作“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简称CIM/OMF）。1952年该传教团体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到1965年时，该传教团体不再使用“中国内地会”，而直接以“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为名，在东亚及东南亚继续发扬戴德生与内地会的差传愿景（missionary vision）。

[57] 在笔者硕士论文完成后迄今，下述内地会相关著作是值得推荐的。
中文著作方面，诸如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黄锡培《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加州，美国中信出版社，2006。
博、硕士论文方面，诸如张勤莹《被遗忘的中国童年：芝罘学校与内地会传教士子女》，新北市，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4；张廷玉《恩典与荣耀：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OMF）来台六十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桃园中坜，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2013；饶以德《从云南到泰北：一九五○年代中国内地会傈僳族传教工作的转向》，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14。
英文著作方面，诸如Alvyn Austin，China’s Millions：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1832-1905（Grand Rapids，Michigan：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2007）；Phyllis Thompson，D.E.Hoste：A Prince with God，Hudson Taylor’s Succesor as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00-1935（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