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结语
这是革命文学的酝酿期。
文学艺术家们，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理论家、宣传员、组织者，学校老师、学生，根据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形势，根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及其任务和要求，根据输入中国的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的情况，相继提出“革命文学”的种种口号。稍加梳理，即有：
“红色诗歌”“赤色诗歌”“赤色文学”；
“劳动艺术”“劳工诗人”“劳动文艺”“农民诗人”“现代农民诗人”；
“新的活艺术”；
“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诗人”“无产阶级戏剧”“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无产阶级文学家”“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诗歌”；
“文艺与阶级”“文艺与宣传”“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第四阶级”。
文学创作要“表现革命的情绪”，文学家要到民间去，关于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文艺是革命的先驱，现在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艺”。
先后翻译、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介绍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
介绍苏联革命后的文坛与文学。
蒋光慈、瞿秋白《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两人都懂俄文，直接从苏俄介绍，给国人以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思潮流派的作家作品的分析，重点是让中国的文学家选择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
李大钊写于1918年的一篇论文《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可以说明中国人的选择。
文章说：“俄罗斯文学的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的发达。”俄罗斯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欲从事社会活动“不能不戴文学艺术的假面”。“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俄国的诗人，几常为社会的诗人”，他们“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多次谈到文学，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本文鲜明地显示出重视文学的“社会的彩色”和思想意义，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文学“为革命之先声”，“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的利器”的角度，考察和赞扬俄罗斯文学。[2]
介绍苏俄作家，首位的是高尔基，其次是布洛克。其他像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谢芙林娜、皮涅克、叶赛宁、爱伦堡、佛理契，也受到重视。
两次翻译《国际歌》，看重的核心思想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宣言。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济川《今日中国的文学界》，邓中夏《新诗人之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思想界的联合问题》，恽代英《八股？》、《文学与革命》（王秋心与恽代英的通信），沈泽民《青年与文艺运动》《我所景慕的批评家》《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萧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艺术与生活》，远定《诗人与诗》，瞿秋白《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
这是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青年领导者，他们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党员（左派），当时做的是共青团中央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从1923年年底至1924年夏，以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报刊为阵地，对文艺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
超前意识。政治大于文学。政治家的理想化。实际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数篇），沈雁冰《文学者的新使命》《论无产阶级艺术》，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鲁迅《革命文学》。这是中国文艺界先进分子、有识之士的声音。他们多少缺乏对现状的考察，对本国历史的尊重，比较多地用的是世界文艺运动潜行的一般规律。郭沫若说，他翻译日本人的一本书，陡然间就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近乎神话。在北伐前夕，他就提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同样意识超前；就要求革命的文学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事实上做不到，不能实现。
同时就出现不能做什么的《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何畏），倒是不足为怪。这与不尊重历史的声音一样，是不尊重艺术的叫喊。
人员聚集上海：
夏衍、王独清、潘汉年、成仿吾、鲁迅、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洪灵菲、戴平万、杜国庠、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阳翰笙、李一氓、茅盾、郭沫若等先后到上海，随后，冯雪峰、柔石、殷夫、杨骚、丁玲、胡也频、张天翼等也陆续齐聚上海，他们要在上海这一块工人阶级最集中、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雏形的地方，打造普罗文学。
他们是从革命前线退下来的，海外归来的，从“革命策源地”、革命中心、暴动县城来的。
他们有的雄心勃勃，有的欲将海外习得的理论来一试身手，有的抒愤懑，有的冷静总结。
无论如何，他们将要有新的动作。
创作雏形：
瞿秋白出版《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是革命文学的可喜开篇。
蒋光慈已经出版诗集和小说集《新梦》《哀中国》《纪念碑》《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野祭》《短裤党》，顾仲起出版诗集《红光》，这是革命浪漫谛克的创作的典型代表。
茅盾出版《幻灭》《动摇》，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者，对于革命高潮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运的概括，虽说其后即遭病诟，但其实这才是反映现实，是对革命的滚烫的记忆。
丁玲、胡也频、刘一梦、段可情、许杰、鲁彦、彭家煌、魏金枝等的小说分别以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描写革命的进行、生活的复杂、普通人物的坎坷境遇。较之“五四”，他们的创作，题材在变，主题在变，人物尤其是变化大。
中国新文学将要翻开新的一页！
[1] 据李大钊亲属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所采用的文体两方面推断，本文肯定写于1918年（见李星华、贾芝《〈俄罗斯文学与革命〉附记》）。手稿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胡适留在大陆的藏书中发现。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
[2] 以上参考了樊骏写的说明，见《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