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古之舆图，并不是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历史浓缩的画卷，它不仅要求尽可能地附载山川形势、道里方位、田赋物产、政区建置、民族分布等诸多的信息，而且也是古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这个认识层面上，人们相对于繁琐的文字叙述，常说“万言不如一图”，指向的是地图所蕴涵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信息，强调的是地图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与行为。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史上，被史家所责难的积贫积弱的两宋王朝，虽然拥有华夏大地天然的合法统治权和文化优势，但板块上的政治空间基本上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积贫积弱之状也相沿数个世纪。正是在这个王朝权威一直受到周边各种政治势力强力挑战之中，我们看到，两宋的经济、文化、科技一直处于快速的发展状态，王朝地理学、国家地图学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两宋王朝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发展，经世致用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一个持久的推力。出于两宋对现实政治地理格局的关注，尤其是备边御戎、邦国交聘的需要，促使政府更加关注边疆民族地理，相应的，也激发了中原士人对边地的探险考察和边疆民族地理的研究，大量的有关历史民族地理著作的涌现就是最好的脚注。另外，两宋王朝一直处于无奈的尴尬与焦虑之中，王朝的难以真正一统，汉唐旧疆的难以为继，天下中心地位的不复存在，更多地也使得宋人只能在政治与文化的幽思中，努力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王朝整体地域形象，强调华夷一统、天下一体，颇具疆理天下、观万邦的大势图的集中出现，无疑是提醒时人记忆疆域地理空间的一种特殊的“图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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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2]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3] 关于两宋时期民族地理思想比较系统的论述，请参阅杜芝明《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4] 李琪：《我国宋代地图档案工作的方法与管理制度》，《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丁巳”条。

[6] 见于《玉海》卷14和《宋史·地理志》。

[7] 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8] 两宋共有三幅石刻《禹迹图》，一为刻于1136年的西安碑林《禹迹图》，二为刻于1142年的镇江《禹迹图》，三为无著录刻石年代的山西稷山县《禹迹图》。三幅《禹迹图》所刻内容大体一致，刻法亦基本相似，但以西安碑林《禹迹图》最佳。

[9] 在宋代存世的全国总图中，还有一幅带有一定的工艺性质的《华夷图》，即绘于孝宗皇帝御座后面金漆大屏上的《殿御屏风华夷图》，据说是供宋孝宗皇帝遇事时随时查看的。

[10]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11] 吴则礼：《缝都春》。

[12] 黄中辅：《念奴娇》。

[13] 唐晓峰：《地图上的长城》，《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5期。

[14] 据说此图绘制用绢百余匹，按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五分来计算，此图大约有8000多平方市尺，可谓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图。

[15] 详见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92页。

[16] 《宋史》卷393《黄裳传》。

[17] 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18] 关于宋朝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信息的搜集情况，请参阅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9]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583、587页。

[20] 朱悦梅在《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载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一文中，对甘州回鹘与宋之间的朝贡次数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以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分界，在此之前的50年内，入贡11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在这之后的29年间，入贡17次，平均每三年2次多。

[21]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四方馆”条、“客省”条、“主客司”条、“鸿胪寺”门，中华书局，1997，第425、426、218、318页。

[22] 蕃夷部落方国图，包括散居在缘边州军境内的部落居地图和割据一方而自治的蕃部方国图两大部分。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条。

[24] 《宋史》卷 204《艺文三·地理类》。

[25]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6，“熙宁七年九月丁未”条。

[27] 又名《使高昌记》，原书已佚，王国维从《宋史·外国传·高昌国》摘录，收入《古行记校录》中。

[28] 参阅辜吉《新疆历史文献：王国维辑本〈使高昌记校注〉》，《光明日报》2011年3月29日；顾吉辰：《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29] 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第232页。

[30] 《宋史》卷353《列传》第112。

[31] 冯瑞：《北宋历史地理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51页。

[32] 此书最早见于《遂初堂书目》地理类。《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载称：“《契丹疆宇图》一卷，不著名氏。录契丹诸夷地及中国所失地。”《玉海》卷16《地理门》“熙宁《北道刊误志》”条和《宋史·艺文志》地理类则称有2卷。

[33] 据《通志》卷72《图谱略》，《玉海》卷16《地理门》“熙宁《北道刊误志》”条及《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记载，此书为1卷，但著者不详。

[34] 刘浦江：《〈契丹地理之图〉考略》，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35] 舒习龙：《〈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36]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37] 详见卢良志《宋、辽、金时期地图应用与发展》，《国土资源》2008年第4期。

[38] 详见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9] 《文献通考》卷206《经籍考三十三》。

[40] 《宋史》卷497《列传》第238。

[41]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