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宋时期的民族政治地理格局与地图学实践

（一）两宋时期的民族政治地理格局与历史民族地理文献

10～13世纪的中国，是以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对峙为中轴，西夏、西辽、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民族政权并存的一个时期。此时期，对于实现局部统一的两宋王朝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严峻时期。面对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挤压和挑战，作为中原法统的宋王朝，不得不调整对外关系策略，与辽妥协并承认相互间的对等关系，屈从并接受金的天下共主地位，与之保持臣属的关系，而对于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或政权，在总体上依旧维持着以朝贡为主的宗藩关系，尽管在南宋，它已经变成了朝贡的次级中心。这种天下格局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中国以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为基础所维系的天下体系，在两宋的政治实践中，实际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2]

尽管在宋人的思想体系中，还在努力维持华夷的主次关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强调正统的地位，甚至还幻想恢复祖宗旧疆。但是天下难以一统、现实政治格局的巨变，客观上强化了宋人的“边界意识”“边疆意识”“敌国意识”，使得宋人对“极边”“次边”“近里”等不同的边疆层级地理、对“边夷与外夷”“徼外与徼内”等不同的民族地理空间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和认识。相应的，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宋一代，无论是对“华夷五方格局”民族地理思想的认识，还是从疆域的角度对边疆民族地理空间的思考，抑或是对四夷及域外地理资料的搜集，均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3]

考察两宋时期对边疆民族地理的重视，可以有不同的思考层面，其中对这一时期历史民族地理类文献的分析，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民族志的书写实践，自正史司马迁开“四裔列传”到唐代杜佑的《通典》专设“边防门”以来，书写手段一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在两宋时期，除了正史有“外国列传”、吐蕃、南诏及“西南夷”等专门的民族类目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典志、大型类书的体例及纲目设置中，涌现出许多与历史民族地理相关的门类或部类，如《玉海》21门中的“地理门”“朝贡门”以及240余个子目中的“标界”目和“议边”目，《宋会要》和《宋会要辑稿》中的“方域门”与“蕃夷门”，《太平御览》中的“四夷部”，《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和“舆地考”，《宋朝诸臣奏议》中的“方域门”“边防门”，《山堂群书考索》中“地理门”下的“夷狄类”，《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所设的“化外州”（或者是“羁縻州”）条目，《册府元龟》中的“闰位”“僭伪”“外臣部”等部类，都是与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相关联的门类或部类。如此之多的门类或部类在历史地理文献中的集中涌现，既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民族历史地理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入宋以后中国民族志的写作进入了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与两宋时期中国民族志的多元化写作实践相伴，我们还看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历史民族地理的专门类著作大量涌现。此类著作中，较为重要者有《西域行程》《上契丹事》《奉使录》《奉使行程录》《乘轺录》《入蕃录》《使北录》《燕云奉使录》《南归录》《靖康奉使录》《皇华录》《南北欢盟录》《使北录》《入蜀记》《老学庵笔记》《揽辔录》《益部方物略记》《南海百咏》《漳州谕畲》《松漠纪闻》《燕北录》《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西州程记》（又名《使高昌记》《高昌行纪》）《使北记》《北使记》《使辽语录》《上京记》《陷虏记》《石晋陷蕃记》《金虏图经》《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御寨行程》《桂海虞衡志》《至道云南录》《契丹国志》《岭外代答》《吴船录》《溪蛮丛笑》《诸藩志》《政和大理入贡录》等数十种。这些以“闻”“记”“录”等体裁形式呈现的著作，其作者或为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或为使臣、政府官员，他们因出使、谪迁、仕宦等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或长或短地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工作或游历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历史、社会有较为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他们有关边疆民族的著作，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具有“民族志”文献的性质，对我们研究两宋时期历史民族地理极具史料价值。

通过我们上面对诸多历史民族地理类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有“一统”的渴求而缺乏“一统”自傲的宋王朝，对边疆民族地理及域外世界无疑较以前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认识。

（二）两宋时期的地图学实践

两宋时期，为了应对繁复多变的民族政治地理情势，中原王朝十分重视对周边民族地理地图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举凡开边拓疆、厘定疆界、措置边民、分戍列屯、备边御戎、疆场战阵、邦国交聘均要绘制地图。事实上，地图已成为王朝内抚诸州、外控四夷的一种必备资料，相应的，两宋的地图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也得到迅速发展。

宋代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地图搜集与管理制度。地图档案的管理与收藏，一是皇宫内廷“秘府”，二是中书、枢密两院，三是职方。^[4]地图的搜集与绘制，或为中央特命测绘，或为大臣编绘奏献，或为各地方州郡、蕃部自绘上呈，获取的渠道是稳定而多元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早在宋初平定地方各割据势力之时，就“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后来朝廷又诏令各地方州县按期呈送地图，“每三年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皆上尚书省。国初以闰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也”。^[5]地图的搜集最为突出者，仅太平兴国二年（977）闰七月丁巳，各地方州县一次上呈的地图就多达400余幅。^[6]

借此完备的收藏与管理制度，宋代传世的地图可谓是种类繁杂、数量甚多、质量较高。就地图的内容而言，有描绘天下大势的《华夷图》《禹迹图》等；有描绘全国地理的《九域守令图》《九域图》《地理图》《景德重修十道图》《熙宁十八路图》《天下郡县图》《舆地图》《六合掌运图》等；有描绘全国交通的转运图，如《十七路转运图》等；有描绘战区形势的设防图，如《河西陇右图》《泾原、怀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陕西河北地图》《祥符西域图》《河防守御图》《汉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图》等；有描绘城堡建设和设防的城防图，如《静江府城池图》《麟府二州图》等；有描绘边境地区的对境图，如《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西界对境图》《五路都对境图》等。就地图的种类而言，有诸道图经、边疆地图、军事地图、奉使地图、地界图、经界图、海道图、失地地图、水利地图、马政地图等，而尤以军事地形图、区域地图、地方志图为多。从绘图材料上看，以绢制地图为主，兼有纸制地图、木制地图、石刻地图等。在地图的表现手法上，以单色地图为主，间有彩绘山水的多色地图，另外还有以熔蜡和木屑制作的立体地图。在图幅的编排上，大多以单幅图呈现，亦有像《历代地理指掌图》那样的地图集。

宋代除了传世甚多的地图外，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太平御览》《玉海》等大型历史地理文献和《梦溪笔谈》《云麓漫钞》《直斋书录解题》《鹤林玉露》等私人著述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地图信息资料的记载。如在《通志》的《二十略》中，有专门的《图谱略》。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精辟地指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于是，他立《图谱略》，用《索象》《原学》《明用》三个标题，解析图与书之关系；设“记有”“记无”两个门类，分别记录现存图谱和散佚图谱。在现存图谱中，就记载了当时朝廷保存的《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等地图。另在《玉海》的其他一些卷帙中也有关于地图的零星记载。南宋王应麟编纂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玉海·地理门》的“地理图类”中，详考了自《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舜虞地图》《周职方图》《周版图》《河图括地象》《汉三辅黄图》《唐十道图》到《元祐职方图》《天下州县图》《乾道选德殿华夷图》等历代地图和宋代制作的地图数十种，可以说是一卷完整的历代地图史。南宋赵彦卫撰、十五卷的《云麓漫钞》中，除了第八卷为记述出使全国的路线里程外，对吕大防《长安图》进行了考证。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所收藏书目录中，就有《考古图》十卷、《博古图说》十一卷、《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唐十道图》一卷、《地理指掌图》一卷、《舆地图》十六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