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仪式活动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不过礼却是中国独有，中国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与仪之间的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云：“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那什么是礼？子大叔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为精神实质，而“仪”乃行为规范，为形式性内容。隋末唐初大儒孔颖达对礼与仪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礼是仪之心，仪是礼之貌。本其心，谓之礼，察其貌，谓之仪。行礼必为仪，为仪未是礼。故云仪，非礼也。”礼与仪除有所区别外，亦为从生关系，难以区分，多数情况以“礼仪”统称。有人将仪式的出现放在礼之先，称“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活动”。^[2]

《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五礼”说对礼仪分类，即“吉、凶、宾、军、嘉”，亦有六礼、九礼、十七礼等不同说法，认识不一。不过历朝实情以“五礼”说最为通用，只是各朝代间有所“损益”，明代中后期逾礼现象随处可见，清初礼制建设更是面临严重问题。满族入关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文化上有待弥补满汉间文化沟壑。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修成《清会典》《清通礼》《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礼部则例》《礼器图式》《国朝宫史》等，制度性规定有清一代礼仪。清政权利用礼仪建制建构统治合法性。

清宫典礼依然沿袭历代五礼规制，清末五礼规制有所“损益”。因西方武装打击中国，五礼在大体继承的基础上，出现诸多变化。以祭天为例，包括祭祀仪式的减少、大驾卤薄的缩编、天坛设施的破坏、皇帝行礼次数的减少等方面，^[3]大致遵守五礼形式，但非彻底贯彻。当然，仪的变化并未根本影响历来对“礼”的重视。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也具有悠久历史，是古代中国人们从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寓意的纪念性活动。节日“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中国古代节日大多与天文历法等划分出的“节气”有关，大部分中国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在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节日融合各方面因素，从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到汉代已定型，发展到唐代，节日“已经从原始崇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4]中国传统节日多属娱乐性质，具欢快节奏。

有人专门比较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异同，对不同点的关注，凸显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相较之下的特性。在文化形式上，中国传统节日以阴历一年为周期，具有长效影响，且多为“综合节日”。^[5]此仅为中西方传统节日相比较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差异。在节日文化内涵上，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是“农耕文化”，内容是“以吃喝饮食为主题”，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民族文化心理是“追求圆满意识”。^[6]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中国特殊自然环境、历史因素、社会文化有关。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生命力相当旺盛，不少内容对当今中国依旧具有巨大影响。虽经辛亥革命“洗礼”，但“内在”中国未彻底断裂，传统文化延续性的力量之大很难估量。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中的特殊性对民国国家仪式的影响，包括外在和内在两方面。中国传统礼仪外在影响直接体现在对某些仪式对象的继承上，比如说民初祭天、祀孔等，不过这些国家仪式相较于传统礼仪已发生某些方面的变化，具有“现代”性。内在影响则主要指传统礼仪中的“礼”，古代五礼所蕴涵的“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而流传到民国，国家仪式对古代五“礼”仍有继承。比如，可将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等归入吉“礼”；将总统就职典礼等归入嘉“礼”；将觐贺典礼等归入宾“礼”；将阅兵式等归入军“礼”；将孙中山葬礼等归入凶“礼”。传统节日的“欢乐”倾向在民国国家仪式的具体操演中有较显著体现，国家与社会对“欢庆性”国家仪式的尽情“放肆”与对“悲痛性”仪式的“低调”处理，可见“欢乐”追求。不过，此皆为政治服务，与古代“单纯”的民俗习惯已有差别。

虽然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对民国国家仪式有种种影响，就继承而言，或在形式，或在内容，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更何况，民国国家仪式中更多的是不同于传统礼仪、节日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