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船津工作”到“陶德曼工作”（1937.08～1938.01）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八一三”之后走向了以“中国事变”为名的全面侵华战争之路。

在战争初期，日本以“速战速决”之战略，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进攻战役，直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其战略进攻才告一段落。最初，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继续维持了外交关系；1938年1月近卫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后，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军部的战略进攻以及在各占领区的政略之实施，以国民政府为主要对象，断续地实行了以下几项“和平工作”。

（一）“八一三”前夕的“船津工作”

1937年7月30、31日侵占平津之后，日本政府企图以外交上的谈判，来达到对华不战而降的目的。外务、陆、海军三省有关当局协商后，于8月6日晚，拟定了一份《全面调整日中国交的方案纲要》；7日，外务、陆、海三相，又在近卫首相的办公室，共同签署了一份《日华停战条件》。^[2]上述方案和条件，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决定的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前者简要而全面地列举了日本对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一系列要求，而在日本已经攻略华北、扶植傀儡的新形势下，所谓的对华废除走私、取消伪政权、停止华北自由飞行之类的许诺已毫无意义，而它所要求于中方的主要内容仍然重复并发展着以前的要求，如承认伪满、签订共同防共协定、彻底禁止抗日、利用上海协定、降低日货关税等。后者首先提出“外务省迅速进行秘密工作，迫使中方提出停战提议”。也就是要求中方首先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还提出在进行上述停战谈判的同时，要相机进行以往难以实施的日中国交调整。据此，日本此时提出的停战谈判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其中所规定的停战条件，与其说是作为对华“和平”的筹码，倒不如说是在华北问题上更为苛刻、更加全面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七七”以前是求之而不得的。

还在日本政府做出上述决定之前，外务省已决定派遣“民间人士”赴华，与南京政府秘密进行“和平谈判”，并且选中了当时正在东京的日本在华纺织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船津携带了上述方案的大纲，8月4日从东京出发，7日到达上海，准备9日与由南京前来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会谈。7日，外务省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将正式决定的上述两份文件，通知船津辰一郎。这就是所谓的“船津工作”。^[3]

但就在这时，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一直滞留华北、观望形势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因受广田外相的一再训令，也于7日回到了上海。因广田外相在训令船津进行工作的同时，又以特急、极密的电报，于7、8日数次致电川越茂，不但通报了政府与军部正式决定的上述两方案，且训令川越也要开始进行日中停战谈判。^[4]该电报有数件，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S487，S1110— 27，第13～32页。川越得到上述方案并侦知正在进行的“船津工作”之后，按照外相之命，介入了此项和谈工作，并决定由自己取代船津辰一郎。

9日上午，高宗武来到上海，应约先与船津进行会谈。船津此时明知已失去谈判的意义，只是与高进行了一般性的谈话，并未出示他带来的“和平”方案。下午，川越茂把高宗武召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其说明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意向，但仍然没有出示日本政府的方案。对此，高宗武只能表示他将赴南京，向上级报告。^[5]但是由于这天晚上，日军在上海虹桥机场制造了“大山事件”，不久即爆发淞沪战争，此次“和平谈判”只有一天，便宣告了失败。

（二）攻陷南京前后的“陶德曼工作”

9月2日，日本政府将“华北事变”更名为“中国事变”之后，一场扩大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如何处理随着“中国事变”而产生的一系列对华问题，确立指导性的战时对华政策，成为日本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的迫切任务。

随着战局向华北、华中的进一步扩大，日本军部为避免旷日持久作战和第三国的干预，计划发动“十月攻势”，以尽早结束对华战争。外务省也期望借助“十月攻势”的战果，与南京政府重开谈判，以结束“中国事变”。为此，外务、陆、海军三省的官员，围绕处理“中国事变”的方案，于9月间进行了十多次研究，在得到各自的主官裁定之后，外务、陆、海三相于28日的阁议之后又进行协商，10月1日，在征得近卫首相的同意后，作为政府的正式决定，并上奏昭和天皇。这就是“四相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6]它囊括了此前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各种对华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份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故又被称为日本针对“中国事变”而决定的“第一号国策”。^[7]

上述《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分为“总则”“准则”及“附件”三个部分。^[8]在“总则”部分，规定了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宗旨：“综合运用军事行动的战果与适当的外交措施，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在日中之间建立真正明朗且持久的国交，以期实现日、满、华的融合共荣。”这表明日本要以“军事行动”与“外交措施”这两个战略与政略手段的综合运用，尽快结束事变。除了关于“军事行动”的原则之外，该文件还规定了“外交措施”的原则：“以促使中国反省、诱导至我方所期望的境地为目的，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时谈判与工作。至于结束事变，要以不拘以往的划时代的调整国交条件，进行外交谈判，使中国取消抗日及容共政策。”至于“划时代的调整国交条件”，则规定了具体的“细目”如下：“中国方面放弃排日抗满政策，与帝国合作防共，实行日中经济提携。也就是说，在全中国，从海运、航空、铁道、矿业等事业开始，进行日中平等立场上的共同开发，逐步实现两国真正的经济提携；与此同时，排除在改正排日关税等问题上的两国经济提携的障碍。日本方面，不在华北强制推行刺激中方、成为排日口实的各项政策，以排除日中相克的原因为宗旨，努力保持并建立真正明朗的国交关系。”在“附件”部分，详细规定了调整国交方案的纲要：（1）政治方面：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日中之间建立防共协定；日本取消冀东、冀察政权，并就内蒙方面与南京协商，使之满足日方“正当愿望”；中国在全国严厉取缔抗日排日，贯彻邦交敦睦令。（2）军事方面：废除自由飞行。（3）经济方面：降低特别商品的关税；废止冀东特殊贸易及恢复中方在非武装地带海面缉私的自由。还规定：在进行上述调整国交谈判时，应交涉下列诸事项：赔偿；创立一个日中合办的“辛迪加”；解决悬案。

根据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上述文件，日本政府企图在侵华战争初期，借助军事行动的成果，继续对中国政府进行以战迫降的外交谈判。日本此次对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了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布鲁塞尔召开调停中日冲突会议之时。

作为九国公约的签字国，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并委托德国（非九国公约签字国，也拒绝与会）在日中两国之间进行“调停”。11月2日，广田弘毅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日本的条件；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会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条件。^[9]中国政府虽然最初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但该会于11月下旬草草收场、无果而终，在日军正在进攻南京之时，蒋介石于12月2日再次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接受调停。德国政府外交部遂将11月2日到12月2日中日双方的表示，写成备忘录，并令狄克逊于12月7日送交日本外务省，征询日方是否愿在此基础上进行日中和平谈判。^[10]这就是所谓的“陶德曼工作”。

但是，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又在此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和谈”条件。12月21日，近卫内阁决定《关于日华和平谈判致德国驻日大使的复函》，提出了四项基本条件作为日中谈判原则：“1.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2.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3.日、满、华三国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赔偿帝国所要的赔偿。”同时还宣称：中方如不接受上述原则，“帝国将不得不以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新观点，处理事变”，并秘密提出了不让中方得知的“日中讲和谈判条件细目”九条。^[11]日本政府阁议决定的上述四项原则与九条要求，不但比10月1日四相会议的有关决定更为苛刻，而且比11月2日广田外相提出的和谈条件更为强硬。它证明此时的日本已没有和谈诚意，且正在酝酿新的对华政策。

1937年底，日本尽管攻占了太原、上海、南京等，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并未实现，“中国事变”并未迅速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对于“和谈”持有异议的日本军部，开始重新考虑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12月1日，在下达进攻南京命令的当天，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解决、处理“中国事变”方针案》，企图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解决事变。^[12]但在华中方面军于13日攻占南京、华北方面军于14日在北平扶植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关东军已于11月22日在张家口扶植了伪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之后的12月15日，大本营陆军部又制定两个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方案。第一个是与现中国中央政府解决事变的方案，其主要方针是“伴随着当前战果的扩大与强化，迅速与现中央政府一道，全面解决日中之间的全部问题”；但同时又表示：“在确认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或者现中央政府在实际上已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之时，就要决意转向持久战争。”^[13]这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按日方要求，“解决日中之间的全部问题”，日本就要使之沦为一个地方政权。第二个方案就是适应上述方案的“否认以往中央政府之后”的方案，^[14]其中规定了此时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是“否认以往的中国中央政府，在华北树立亲日满、防共政权，并对其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新生之新中国的中心势力；与此同时，在各方面树立亲日（或不抗日）反共的政权，在全中国，对抗日共产政权实施压迫、消灭策略”。可见，军部此时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就是扶植伪政权而否认中央政府的方针。

日本政府也与之相呼应。12月14日，华北伪政权树立之时，日本政府发表如下声明：“攻占南京，目的在使中国方面重返日中提携的大道。然而，如果国民政府不加反省，日本将与亲日政权合作，彻底惩罚抗日政权，并以此根本解决日中问题。”^[15]此后，日本政府又对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重新进行了研究，并参考大本营陆军部的上述第二个方案，于12月24日阁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甲）》，规定今后处理“中国事变”的宗旨是：“不必期待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要另寻别途，收拾时局；要随着事态发展，配合军事行动，对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为此，在以该《纲要》详细规定日本今后“华北处理方针”和“上海方面处理方针”的同时，阁议还就“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及“上海方面的帝国经济权益设定方案”达成谅解。^[16]与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纲要相比较，此次阁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甲）》，更近乎军部的方案，其中已经表明了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方针。这是日本在攻占南京而中国政府仍长期抗战的形势下，确立的取代前述“第一号国策”的对华政策文件。

在日本政府与军部分别决定处理“中国事变”政策之时，“陶德曼工作”仍在进行中。为了统一对华政策，日本陆、海军及外务省三方，进行了协商，到12月底共同完成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建议召开御前会议以决定之。

1938年1月9日，日本首先举行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议定御前会议的议题；10日召开的阁议，又对此进行审议。11日，昭和天皇召开御前会议。^[17]此次御前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日中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期间一系列御前会议（共14次）的第一次。会议在皇宫召开，参加者有参谋总长、次长，军令部总长、次长，内阁的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内相、藏相各大臣，以及枢密院议长。近卫首相主持会议，广田外相就《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方案进行了说明。^[18]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分别在会上陈述了各自的意见，并表示赞成上述方针。^[19]与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不同，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是统一政府与军部意志而达成的日本最高级别的决策，也是侵华战争以来日本第一次以国家形式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坚定不移的国策。

御前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方针，首先明确了日本的国策是“同满洲国与中国合作，形成东亚和平的核心，并以此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根据上述“国是”，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最终目标是“消除日中两国之间过去的一切矛盾，从大局出发，重建两国邦交，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实现融和一致”。而当前为预防事变的重演，应建立必要之保障，并在两国之间确实约定以下各项：“1.日、满、华三国完全停止破坏相互友谊的政策、教育、贸易及其他一切措施，并禁绝可能招致上述恶果的行动；2.日、满、华三国互相共同进行文化合作，实现防共政策；3.日、满；华三国关于产业经济，根据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精神，约定实行共同互惠。”为此，该方针要求日本方面密切运用政略和战略，实施以下对策：一是当中国中央政府以诚意求和时，则根据附件（甲）即此前决定的“日中讲和谈判细目”（共九条）进行谈判，且日本将解除上述条件中的保障条款即附件（乙）；二是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本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植新政权并与之调整国交，而且将设法使现中央政府崩溃，或者归并于新政权之下。

根据上述方针，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答复的最后期限，中国政府仍未答复，日本遂认定这是中国无求和的诚意。在同日的联席会议上，大本营与政府之间虽未就政府的新对华方针达成一致，但也决定听由政府处理。^[20]16日，经昭和天皇批准，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8日，又发表了一项《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抛弃……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21]

近卫第一次声明，不但是1937年底以来，也是刚刚结束的御前会议所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方针的反映。此声明发表之后，日本中止了“陶德曼工作”，并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38年1月20日回国。至此，中日战争以来继“船津工作”的第二次日中和谈即“陶德曼工作”宣告结束，两国进入“不宣而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