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一八事变后向战争体制的转变

1931年，在军部法西斯策划下，关东军侵略东北。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加强了军部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他们力图确立总体战体制。1932年五一五事件为军部提供了契机，犬养毅首相在事件中遇刺身亡。在首相人选的安排上作用举足轻重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认为：“首相应是人格优秀者”“要改善现在政治之弊病，振肃陆海军军纪，最依赖首相之人格”“靠近法西斯者绝对不可”“必须拥护宪法，否则不能与天皇相济”。^[3]

这表明了西园寺继续实行政党内阁的意愿。但是，这一主张遭到军部的强烈反对。据《木户幸一日记》记载：

正午，至原田男爵府邸，与近卫公爵、井上侯爵、铃木中佐共餐，就此次事件前后之处置、后续内阁问题恳谈。

据铃木中佐所说，此次事件与十一月事件仍为同一系统之人所为，数月前（三月时？）在霞浦，与十一月事件一伙的大尉级军官和此次当事者的海军军官秘密会合，海军方面提议断行，而陆军认为军部应该作为有组织的整体行动而拒绝之，双方激烈争论后分道扬镳。对于陆军，似乎一般推测荒木陆相首先致力于内部统制，进而在临时议会结束后打破军部和他者的对立关系，就取得人和之途向政府献策，因此终于引发今日如此之事件。观察事件的发生，当初如果陆军的少壮派赞成海军的主张，当然就会努力使其不会徒劳而终，若内阁再度归于政党，其结果必然使事件第二次、第三次反复发生。因此，必须考虑能够矫正从来之弊害的方法，举国一致内阁也是其中方案之一，如小矶次官的平沼内阁说。

直接刺激此次事件发生的是拥护政党的声明，该声明在少壮军官中引起极大愤慨。

午后六时，原田、近卫一起在原田府邸与永田铁山少将会面，询问关于时局的意见。该氏以自己在陆军中是最温和者为前提发言，但其意见大体与铃木中佐无异，称绝对排斥基于现在的政党之政治，若组织政党的单独内阁，恐无人就任陆军大臣，最终将陷入难以组阁的境地，并质问，以政党党员身份入阁者脱离政党有那么困难吗？显然相当厌恶政党。^[4]

在军部法西斯的威胁下，西园寺的设想没有实现，斋藤实继任首相，建立起所谓“举国一致”内阁，使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政党政治终结，开始向战争体制转变。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则更加向军部倾斜，听命于军部，便于军部推行国家总动员体制。

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是建立总动员体制的思想障碍，法西斯竭力加以排除，加强思想统制，推行所谓“日本精神”，以利于实行极权和极端民族主义。

1933年8月，内阁提出《思想善导方策具体案》，强调“作为思想对策之思想善导方策，一方面以积极阐明日本精神并将之彻底普及，努力振兴国民精神为其主干；另一方面究明不稳思想，谋求纠正之亦为紧要之思路”，列举出12项“阐明作为国家指导原理之日本精神并彻底普及之”的具体措施。随后，内阁又于9月决定了《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案》，规定“就关于变更国体的犯罪，完备其罚则”，其中包括“加重刑罚”“设立关于所谓外围团体的处罚规定”“设立对宣传有关变更国体事项者的处罚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严加取缔有害国民道德根本之言论著作”“设立对思想犯的教化乃至防止再犯之制度”等内容。

在“日本主义”的鼓噪声中，1935年发生了“天皇机关说”事件，政府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声称“我国体依天孙降临之际下赐之御神敕所昭示，统治万世一系之天皇国，宝祚之隆与天地一起无穷尽。如此，宪法颁布时之御上谕宣示，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宪法第一条明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即大日本帝国之统治大权完全在天皇”“随意援用外国之事例学说，比拟我国体，称统治权的主体高于天皇，是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如此之所谓天皇机关说严重有悖于我神圣之国体，违背其本义，必须严加芟除之。政教等诸般事项皆应以万邦无比之我国体本义为基础，显扬其真髓”。^[5]在这一时期，日本还加强了对社会的统制，成立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等官办社会组织。1936年，《帝国在乡军人会令》发布，规定“以锻炼在乡军人精神，增进军事能力，兼及谋求社会公益，振兴风俗教化，养成国家之干城、国民之中坚为目的，在组织帝国在乡军人时，必须得到陆军大臣及海军大臣的认可”“帝国在乡军人会之组织、会员资格、加入及退出等有关帝国在乡军人会必要之事项，由陆军大臣及海军大臣决定之”“陆军大臣及海军大臣监督帝国在乡军人会”“陆军大臣及海军大臣可在其规定范围内，让陆海军部队之长监督帝国在乡军人会”“政府可在预算范围内对帝国在乡军人会给予补助”，将形式上的民间组织彻底纳入官方统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