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的起源

生死事大，无常迅疾。丧葬，是人生中头等重要的礼仪。

营造墓地，首重选址。北宋大儒程颐《葬说》认为，宅兆（墓地）选址，要卜其地之美恶，“地美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好墓地，首先应该土色光润，草木茂盛，同时“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避开容易遭到生产建设破坏的地方，以免陵谷变迁，招致破坏。

墓地确定后，营造墓穴，“穿地必四、五丈”，甚至穿透基岩，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墓穴务求深埋、密闭，唯有如此，才可使逝者的“魂”（精神）安宁，“魄”（肉体）不朽，方能庇佑子孙。因为先人的灵魂可以干预人间的生活，坟墓不单为死者而设，更为了生者的福利。灵魂不灭是古代丧葬的核心观念，墓葬的选址、形制、结构、装饰以及随葬品之种种，多与此相关。

将墓址选在土厚草肥、环境宜人的安全之地，只是宽泛意义上的风水观念，好比大家喜欢住在背山面水、阳光充裕、空气新鲜的地方，实乃人之常情。活人如此，死者亦然，大概属于人类朴素理性的思想范畴，与巫术无关。

如果我们认为一代大儒程颐是个迷信、鼓吹相墓术的风水先生，那就错了。恰恰相反，程颐一向反对风水，旗帜鲜明，他认为那些迷信于“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因为一时找不到“吉穴”，或为挑选黄道吉日，迟迟不肯将先人埋葬，“不以奉先为计，而专以利后为虑”的人，绝非孝子顺孙。

这里“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的巫术，以为坟墓之地势、朝向、深浅、葬日、葬时的细微差异，均能左右子孙后代的贵贱祸福。这种具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方术，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水，正是程颐所反对的。

厘清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别，至为关键。宽泛意义上的风水，即为墓地寻找好环境，此乃人之常情，很早就有；而严格意义上的风水，则出现较晚。

以下，试以浙江古墓葬的例子阐释之。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通常位于河流附近、地势稍高的台地上，临水而居又不至于为洪水所淹，方才适宜人居，墓地多分布于聚落内部或其附近。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崧泽、良渚文化，位于江南水乡湿地，一马平川，甚少自然高地，于是人工堆筑高墩，以作墓地。杭嘉湖平原地区的大小土墩，此起彼伏，唐宋以来，遍植桑树，成为桑墩，是江南水乡的特色，究其源头，多为史前时期的坟墩，地下埋葬有良渚、崧泽时期的土坑墓。新世纪以来，浙北地区大规模开展的土地平整运动，削平了无数桑墩，堪称浙江史前文物保护史上的一大浩劫。

商周时代，湖州山地丘陵地带和钱塘江以南宁绍地区的土墩墓，多分布于山脊线的分水岭上，或坐落于高山之巅。墓地选择在远离聚落的高岗山顶，其分布形态与史前墓地迥异。考古人调查、发掘商周土墩墓，少不了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特别辛苦。

战国西汉时期，楚灭越国，秦汉大一统，楚文化东渐，汉文化南下。竖穴土坑木椁墓盛行开来，至西汉时期蔚为主流。杭嘉湖地区的西汉墓地，多沿用早期土墩，或人为堆筑全新的土墩以埋墓，长方形土坑墓，墓坑开口于人为堆筑的土层之下，多为“熟土坑”；钱塘江以南的山地丘陵地区，西汉墓地从早先的山脊线上，转移至半山腰或山麓高埠，墓坑多数直接凿穿基岩，是为“生土坑”。

清朝四库馆臣为古代堪舆经典——《葬书》（东晋郭璞著）所撰的“提要”，简述葬地风水源流，称“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职皆称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始以宫宅地形与相人、相物之书并列，则其术自汉始萌，然尚未专言葬法也。《后汉书·袁安传》载安父没，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当世为上公，安从之，故累世贵盛。是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夏商周三代“葬不择地”，尚无风水术，西汉时期也无专言“葬法”者；《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为乃父访求墓地，听从术士意见，果然富贵，可见堪舆术是从东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是四库馆臣基于文献记载的说法，若以考古资料检验之，大体可从。史前、商周、西汉墓地，位于冈丘台地，墓葬成群分布。在野外只要发现一座墓，就能在周边发现成群的墓，墓地呈现“聚族而葬”的“族葬”形态。其墓地形态，与宋元以来在郭璞风水术（形势派、峦头派）指导之下的独占好山头、藏风得水的独立墓地，迥乎不同。

族葬墓地，成十上百的坟墓，“济济一堂”，当然无法逐一遵循《葬书》对山水“形势”的要求。一片青山，表面上看，处处可埋骨，但在“形势派”风水先生挑剔的眼光之下，“吉穴”寥寥无几，除去一二佳地，所剩空间，恐怕皆不足用。假如又拘泥于其他的繁文缛节，例如墓穴地势、位次、朝向、深浅，以及丧家的五行八字，那么一处完美的墓地，绝对是稀缺的资源，藏风纳气的环抱之地，其空间形态必然又是相对独立的，犹如僧寺禅院，总是独占山头，绝不密集扎堆。

四库馆臣正是从后世通行的“形势派”风水择地标准出发，由《周礼》“皆以族葬”一句，推断三代、西汉时期尚无堪舆之术。且不论《周礼》所谓“族坟墓”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判断别具只眼。

东汉以后，砖室墓取代土坑墓。宁绍地区的砖室墓，多分布于低山腰或山脚处，地势较战国西汉墓地更加低缓，前景更为开阔。向阳坡的墓葬数量，明显较阴坡为多。相对于西汉人，东汉人明显已有意识地选择山水形势，选择阳坡埋葬。

江南地区“相墓术”兴起后，愈到后世影响愈大。东晋南朝的皇陵，依山为陵，方向依具体山水形势而定，据说东晋明帝本人就会占卜冢宅，曾亲自前往考察郭璞挑选的墓地；梁昭明太子萧统听信相墓者言，在为母亲选择葬地时，得罪其父梁武帝，忧惧而死。天子陵园，其重风水如此，民间丧葬，当然无法免俗。

东汉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相墓术”，不断发展，至东晋郭璞著《葬书》集其大成，风水术中诸如“遗体受荫”“乘生气”等核心观念，焕然大备。《葬书》卜址，重山水形势，“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以山峦挡风，以流水聚气，墓地通常呈现山环水绕、枕山面水的地貌特征。唯其环境宜人，又掌控人性的弱点，故能深入人心。其后，方技之家，踵事增华，流派众多。宋代江南地区的“形势派”“理气派”风水，实仍以郭璞为鼻祖，在后世大行其道，影响国人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既深且远。

当然，那是一部大书，绝非“千字文”所能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