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友臣：皇帝的书房

康熙对于讲官体恤备至，日讲后常赐给御制书画等以示慰劳，寒暑令节也常赐给御用果品点心或内务府纱缎貂裘等。遇到优缺，讲官往往从速升转，有病则遣医送诊送药，去世后又遣使吊唁，赠予美谥，录用其子孙，可谓关怀备至。

1.帝师：魏承谟与熊赐履

作为魏东亭的父亲、康熙的帝师，魏承谟是电视剧《康熙王朝》的开篇人物，老夫子从小带着康熙和小魏子学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令孝庄太后十分满意。只是小皇帝犯错时，魏师傅打的却是小魏子，杀鸡儆猴，先拿自己的儿子开刀。这个教育方式也算是别开生面了。

或许有人要问：历史上有没有魏承谟这个人呢？答案是没有的，不管魏东亭还是魏承谟，两者都是虚构的。如果接着问：要是没有的话，那么最接近的原型会是谁？

曾有人说，魏承谟的原型是范承谟，即清初大臣范文程的次子。范文程是从龙入关的开国重臣，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名门之后，范承谟于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后累迁至秘书院学士，后又外放为浙江巡抚、福建总督。可惜的是，在“三藩之乱”爆发后，范承谟因反对靖南王耿精忠而遇害。从其经历来看，范承谟只是名字中有“承谟”二字，其与剧中“魏承谟”并无联系。电视剧中，在鳌拜当权时，魏承谟因为是汉人而被无故下岗，后来换了一位名叫“济世”的帝师。话说这位济世老先生，虽然不是剧中说的“前朝状元”，但在历史上倒真有其人。据《清实录》记载，在康熙七年（1668）五月时，济世以正蓝旗满洲都统为工部尚书。济世的这一任命，出自鳌拜的推荐，他是后者亲信无疑。鳌拜倒台后，济世也被正法，其世职由其弟之子卓林承袭。

如此看来，所谓帝师魏承谟、范承谟、济世都不靠谱，倒是在《庭训格言》中，康熙曾亲自谈及自己的早年学习经历：

“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唯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最初教授康熙经书诗文的，是张、林两位前明内监；教其书法的，除两位内监外，还有专门的书法老师，也就是翰林沈荃。从以上描述来看，少年康熙如此好学，竟因过度劳累而“痰中带血”。这真是一心向学，勤习不倦。据说，孝庄太后听说此事既感到欣慰，又不免有些不解。她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你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像书生赶考一般苦读，又是何苦呢？”

孝庄太后有此想法并不奇怪。因为在顺治年间乃至康熙初年，参与朝政的多为满洲王公大臣，这些人多为开国勇武之臣。在他们看来，马上得天下，即马上治之。只需精通骑射，熟悉满洲家法即可，什么汉儒文化，实在不值得一提。作为蒙古人出身的孝庄太后，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在所难免。

如朝鲜李朝史料中的记载，孝庄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这一记载，虽然未必准确，但对于孝庄早年的认知，还有因顺治过度汉化而对汉文化有所抵触，恐怕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当然，也有人说，孝庄太后是鼓励康熙从小学习儒家文化的。毕竟清廷入关日久，接受中华文化传统与制度也是势在必行，对于康熙的好学，她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可以肯定的是，康熙从小就对汉儒文化十分感兴趣，如其所述：

“朕自八龄，雅好典籍。无论细旃广厦，讽咏古训，日与臣共讲之。即至銮车帐殿之间，罔废图史，寻味讨论，弗敢畏其艰深而阻焉，弗敢鹜于外物而迁焉，盖初终如一日也。”

说到这里，不妨插几句题外话。众所周知，中华传统以儒学为正宗，而儒家文化最重视教育兴国，尤其注重教育君主。儒家虽然秉承“君权天授”的理念，但“天授”是将权力赋予有德之君，而非暴君、昏君。在他们看来，只有仁君、明君才能造福天下，否则将会给天下黎民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古代传统社会条件下，因为无法做到民选，所以通过教育的途径来让君主变得更加完美，就成为当时的次优选择。换言之，儒家主张修身治国，提高君臣的道德水准，尽量多出明君清官，对于老百姓总是有好处的。这个却不必脱离历史条件而指责其愚昧。

也正因为如此，在康熙初年时，即有汉人大臣多次提出要对小皇帝加强儒学教育。如康熙四年（1665）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

当时，由于鳌拜辅政，对此自是置之不理。康熙六年（1667），趁着康熙亲政的时机，一些大臣再次上疏，请求开设经筵日讲以帮助皇帝研读经史，但仍未被采纳。

如康熙所言，其早年学习汉文化主要靠张、林两位内监，但内监毕竟文化层次有限。等到他14岁亲政后，其旺盛的学习需求恐怕就不是两位内监所能满足的了。由此，按照中华传统政治的要求，为皇帝选派合格的帝师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在康熙朝中，帝师并不止一人，但其中最接近魏承谟或济世的，可能是大学士熊赐履。熊赐履（1635—1709），湖广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康熙二年（1663）任国子监司业，后晋弘文院侍读，以直言论事著称。康熙六年（1667），熊赐履上《万言疏》，历数朝政各种弊端，并特别指出，皇上的教育问题乃立国之本，其中云：“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次年，熊赐履再次上疏，请求皇上“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但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

据说，鳌拜对于熊赐履的上疏十分厌恶，曰：“是劾我也！”于是设法要治熊赐履的罪，但此举被康熙阻止，曰：“彼自陈国家事，何预汝等耶？”事后，熊赐履迁秘书院侍读学士。

康熙八年（1669）四月，也就是擒拿鳌拜的前夕，康熙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那就是亲自前往国子监祭祀孔夫子，并行三跪六叩礼。礼毕，康熙又至彝伦堂听讲《书经》《易经》，并称颂孔子学说为“圣人之道，如日中天”。康熙的尊孔，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信号，那就是要以孔孟之道替代满洲家法，同时为清除鳌拜势力做舆论准备。

康熙九年（1670）四月，在鳌拜被扳倒一年后，熊赐履迁国史院学士。随后，康熙召其入宫，命做楷书，熊大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进。接着，熊赐履又进讲《大学》《中庸》。康熙听后，为之首肯者达四次之多。当年十月，原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被改为内阁，设翰林院，熊赐履被任命为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次年二月，康熙在保和殿行经筵大典，以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

此后，经筵每年春秋两季时举行（每次三天），经筵讲官均为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翰林院掌院熊赐履、工部尚书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其他还有礼部左侍郎常鼐，户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诺，中和殿学士折尔肯，保和殿学士达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侍读学士傅达礼、史大成，侍讲学士胡密色、李仙根，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等，都是康熙钦点的经筵讲官。

在众多的讲官当中，最为康熙重视与信任的无疑是熊赐履。他曾表示：“朕政事之暇，唯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又说：“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

熊赐履是清初理学名臣，专于程朱之说，其主张默识笃行、穆然清静，提倡治国宽缓平和，反对严猛繁苛。对于理学，熊赐履主张三大理念：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以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对于治国，熊赐履提出五点主张：一是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二是民为邦本，休养生息；三是清心寡欲，临下以简；四是用人唯慎，好问好察；五是为政务实，不尚空谈。

在熊赐履的谆谆教诲下，康熙对“与民休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表示深刻认同，并将之贯穿始终。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名为《宽严论》的文章以阐述其治国理念。其中大意是：致治之本在宽仁，古之圣王知其然，以体上天仁爱之心；古之帝王，以宽得之者多，而未闻以宽失。在其晚年，康熙仍反复强调此理念：“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是言不虚。

某次，康熙与熊赐履谈及治世与扰民问题，熊说：“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换言之，官员为求政绩而急于用事，这非但欲速而不达，而且必将扰民，与初衷南辕北辙。

对熊赐履的看法，康熙深表赞同。他认为：清静无为方为治国上策，致治不宜太快而须日积月累，久之自有成效。对于那些急于建功以求升迁的官员，康熙也反复教导：“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在熊赐履的影响下，康熙也同样崇尚并大力提倡理学。如《啸亭杂录》中所载：“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

不仅如此，康熙还在《庭训格言》中教导子孙：“凡人养生之道，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故朕惟训汝等熟习五经四书性理，诚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无所不具故也。看此等书，不胜于习各种杂学乎？”

熊赐履能成为康熙至为信赖的帝师也非偶然，这与其为官清廉、为人刚正的个人气质有着极大的关系。康熙亲政后，对熊赐履频繁召对，所学习与讨论的内容也十分广泛，诸如经史文艺、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无所不包，无所不论。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的修身功夫得以不断提高，这对于治国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以此而论，康熙一生的成就，除去天资、好学与勤政的成分，其受益于熊赐履的指导亦属不少。

在具体政事上，熊赐履也对康熙理政多有裨益。康熙十二年（1673）撤藩之前，熊赐履即表示反对，其告诫康熙撤藩必定引发反叛，不宜操之过急，后来不幸言中。当然，在“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仍积极协助康熙指挥平叛。其在代拟的《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中，一方面宣布削除吴三桂爵位，另一方面又告谕云贵官民，朝廷绝不会株连他们，如“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这道敕令，既孤立分化了吴三桂势力，同时又笼络了民心，对当时的平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康熙十四年（1675），熊赐履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一时位极人臣。然而，就在次年，熊赐履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以致灰头土脸，清誉大减，这就是所谓“嚼签案”。

原来，在吴三桂叛乱之时，因为军情紧急、事务繁忙，内阁大学士们常错批奏章，按朝议当罚俸，但康熙均令免议，说“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不予追究。然而，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熊赐履等人虽然感激皇帝宽容，但身为重臣，心里难免感到过意不去，并力免再次犯错而被人指摘。

所谓“越怕犯错就越容易犯错”，在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熊赐履又不慎批错一件而被康熙查出来过问。当时，熊赐履与冯益都、李高阳、杜立德同在内阁当值。为了推脱责任，熊于次日一大早就来到内阁，他让中书拿来奏本后又支走中书，然后趁机将自己错批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由于同在内阁共事的杜立德平时有些糊涂，熊赐履就裁去他所负责的奏折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书于其上。

待杜立德来后，熊赐履迎上前说：“老先生昨日又错批本子。”杜立德这天却不糊涂，他取本看后摇头作色道：“这本我不曾见。”熊说：“不是你是谁？老先生不会忘记了吧？”杜听后又审视一遍，说：“昨日并未见到这本，如何会是我批？”遂厉声将林姓中书呼至面前骂道：“此本我不曾见，若是你等作弊，我必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为之大惧：“此事与中书不相干，作弊何为？”杜厉声问：“那为何这条签要短些？”林答：“不知。”杜又问：“这条是你的字吗？”林答：“不是。”杜问：“别签是你的字吗？”林答：“是。”杜立德把本子一丢，说：“这其中必定有弊了！”

听了这番争执后，索额图在一旁道：“这事也容易，只需查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批。”结果一查，自然少了熊赐履的一份原签。熊为之愤然，道：“难道这是我作弊不成！”这时，大学士觉罗沙麻从背后走过来冷笑道：“熊阿里哈达（满语，意为‘宰相’‘中堂’‘大学士’）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正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熊赐履听后，顿时脸色通红，为之语塞。如此，索额图遂拉上杜立德奏报康熙，康熙命交明珠等人审问。

待各大学士到场后，熊赐履却不言嚼签事，只说：“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索额图冷笑道：“这原本也不是大事，但就是审贼犯，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一言不发，索额图又揶揄说：“老先生也不必怕，如今就是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会赦了他，又何苦不言？”一番审问下来，熊赐履可谓窘辱备至，斯文扫地。最后，见责任再也推不掉，熊赐履也只得说：“罢了，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当时，熊赐履在社会上声望甚高，世人都以为他是被索额图诬陷。如明珠同党徐乾学即对熊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之！其去之事，全是椒房（椒房，亦称‘椒室’。汉代皇后所居宫殿因以椒和泥涂墙壁，取温暖、芳香、多子之义，故名。后亦用为后妃的代称。索额图侄女是皇后，故以椒房指索额图）害之。”但由于这事被当场抓了个现行，无可抵赖，康熙也不好袒护熊赐履，后者不得不暂时落职回籍。

因“失大臣体”而被革职后，熊赐履迁居江宁（南京）清凉台闭门读书。因其为官清廉，家无蓄积，熊赐履每日耕读，并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有时遇到青黄不接，还得“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这才得以渡过难关。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熊赐履自得其乐，其自号“清凉老圃”，并利用这段时期潜心学问，并写出了《学统》《朴园迩语》等著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时，熊赐履受到接见并获赐“经义斋”御书匾额。四年后，熊赐履被起用为礼部尚书，但不巧的是，其因母丧而守制三年，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才入京就职，次年调任吏部尚书。

康熙三十三年（1694），熊赐履与同部尚书库勒纳保举吏部侍郎布彦图为两江总督。康熙知库勒纳与布彦图有私而切责之，对熊赐履则置之不问。次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龚翔麟趁机弹劾熊赐履，称其“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降三级调用，康熙命从宽留任。

康熙三十八年（1699），熊赐履任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其间，熊赐履四次出任会试主考官及《圣训》《实录》《明史》《平定朔漠方略》等书的总裁官，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与重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近七旬的熊赐履以年老多病为由乞休。康熙不忍其离去而命留京食俸，参预机务以备顾问。康熙四十五年（1706），熊赐履再度乞休，陛辞前应召入宫讲论数日。熊赐履请康熙留意南巡事不可靡费，以致官民不便，康熙为之首肯。之后，康熙命驰驿归，官为护送。次年，康熙因视河工而南巡至江宁，赐熊赐履御用冠服。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熊赐履病逝，年75岁。康熙闻讯后，命礼部遣官治丧，赐银千两，并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除遣官治丧外，康熙还命江宁织造曹寅协助料理丧事，并令打听熊赐履“用何医药，临终有甚言语，儿子如何”。另外，康熙还特别交代：“尔还需送些礼去才是。”事后，据曹寅奏报，已送去奠仪240两银子，其中还提及熊赐履归葬之处、熊子名字年岁等。此外，曹寅还提到，熊赐履死前曾自撰遗本。康熙接报后批示：“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曹寅调查后再次奏报：

“臣细探得熊赐履湖广原籍有祖遗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现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田价值约可七八千两。其内中有无积蓄，不得深知，在外无营运生理之处。其家人上下大小约有百口。熊赐履在日未闻其向人借贷之事。其间或有门生故吏周济，或地方来往官员赠贻，故过日充裕，较之汉官大臣内，亦属中等过活，未见甚贫。臣谨据实奏闻，伏乞睿鉴。”康熙接报后朱批：“熊赐履遗本，系改过的，他真稿可曾有无？打听得实，尔面奏。”

关于熊赐履遗疏，尚有一段小插曲。当时，熊赐履遗疏至京后，其中有同姓编修熊本窜入荐己之语，康熙读后，说：“熊赐履学问既优，人品亦端，此遗疏内荐举其侄熊本，必系虚伪。”于是，命两江总督噶礼确察，后者取其疏草以进，果无是语。熊赐履去世后，熊本作为本家也参与治丧，又是翰林院编修，于是趁便在熊赐履的遗疏中掺入夸赞自己才能超卓而加以推荐的话语。因为上下文过于突兀，由此引起康熙的怀疑，最终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熊本被依律治罪。

对于熊赐履30余年的教授辅弼之功，康熙一直感念不忘，常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因眷念其旧劳，康熙之后又擢用其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命曹寅嗣子曹照看熊赐履之子。据后者奏报：“奴才随亲往其家，先送与银二百两，为其家盘费之资。”康熙朱批：“好，知道了。”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也就是康熙离世前一年，他仍想起熊赐履事。据《清实录》中记载，康熙曾谕大学士等：

“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赡。朕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其长子素有风疾，其孙亦故，所存幼子二人，朕每谕织造李煦、曹周恤其家。今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熊赐履屡为试官，所取门生不下千人，身后竟无一顾恤其家者。朕于故旧大臣身殁之后，不时存问，盖共事日久，不忍忘怀，待满汉臣工皆然，朕天性如此也。当熊赐履居官时，政事言论有不当者，朕未尝不加训饬，即凡大臣皆然。及已去位身故，则但念其好处，如李霨、王熙之孙，励杜讷之子，俱现为京职，身居大位。现任大学士王顼龄之子王图炳，亦在内廷行走。沈荃之子沈宗敬为人参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劳，姑留其职。杜立德、张玉书之家，时时问其子孙何如。至于读书学问之事，必思及李光地，其子侄亦现为职官。此皆尔等所知也。今熊赐履二子，家甚清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令其读书，俾有成就。”

据《永宪录》中记载，在康熙发话让众臣扶助熊赐履幼子志契、志夔，尤其说到“熊赐履为试官，所取门生不下千人，身后竟无一顾恤其家者”之后，“（熊之）门生尚书王鸿绪等，非门生大学士王掞、王顼龄等助银三千两。命交江宁织造曹生息给予用度”。

关于熊赐履之子，尚有后话。据《啸亭杂录》中载，熊赐履去世时，“家无担石，赖族人熊本主丧，始获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钟爱。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无人训迪，遂至目不识丁。仁皇念公旧德，召见志契，欲赐科目，因问曰：‘汝所羡慕者何？’志契童，因遽曰：‘我欲策蹇驴游都市中。’上嗟叹曰：‘赐履无子矣！’因命归。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驷院赐驴一头，以遂其志。后志契以孔目终其身，历官几四十余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余矣”。

康熙对熊赐履的一再包容及对其子孙的一再关怀，一方面是康熙不忘旧情，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也是熊赐履对于康熙一朝的贡献非同一般。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非一般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

当然，在康熙的早年帝师中并非熊赐履一人，其他如魏象枢、陈廷敬等，康熙同样礼遇有加。而之后的张英、李光地等也都在师友之间，康熙亦受益良多。但总的来说，像熊赐履这样一再得到眷顾者，可谓是其中的异数了。

2.伍次友：一见如故高士奇

《清朝野史大观》中有这样一则传闻，说康熙年间有位南方士人赴京赶考，虽才华横溢，却意外地榜上无名。懊恼之余，这位先生打点行李，准备回乡来年再考。就在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只见几个奴仆打扮的人送上聘礼，说自家主人想请先生做他们家公子的老师。某先生听后大为诧异，正惊愕间，这家主人已经来到并恳切地说：“我和先生虽然素昧平生，但对先生的道德文章闻名已久。我家有一小儿，希望托付在先生门下好好受教。”某先生受宠若惊，赶紧谦让道：“我不过是一南方读书人，这次应试也未能考上，怎敢枉为人师？恐怕难以从命。”

这家主人说：“我家嫂寡居，只留一幼子，一直想找个好老师来教导，先生既然已经来到京城，何不在此静候下次科考，如此也免受来回奔波之苦。”某先生转念一想也对，来回奔波费时耗力，不如在京做三年老师，以待下次科考，于是便答应下来。

数日后，又是深夜时分，前次来的仆人请某先生上路，一行人扛着行李静悄悄地打着火把而行。一路上，某先生胆战心惊，茫茫夜色中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来到一高院深宅，里面规模宏大，看来主人非富即贵。卸下行李后，仆人特别嘱咐：“先生在此歇息，千万不要乱走。饿了渴了，只须叫我们就可以。”

次日，这家主人果然带了一个小孩来向先生行拜师礼。之后，这个小弟子便每天午后到此读书。此子倒也聪明伶俐，某先生也是尽心尽力，宾主相处颇安。就这样，某先生在此一待就是三年。某晚，他对主人说，今年即将大考，想要辞去教职前去应考。主人听后呵呵笑道：“先生不用担心，日后定会飞黄腾达，姑且再教吾子三年吧。”某先生无可奈何，只得再教了三年。之后，主人过来道谢，说：“吾子承蒙先生教导，如今已能自立成人，先生有求于功名，不敢再留，当敬送先生而去。”

某先生大喜，便收拾行李准备离去。临行前一晚，仆人又引导他到了一处，说：“先生在此稍待，等天亮后就带你出去。”不久，只听殿外传呼召见，进来几个穿着太监衣服的人过来引导，所过之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森严宫殿。见了这架势，某先生吓得走路都哆嗦，好不容易进了一间殿堂，只见一人高踞龙座之上。某先生偷偷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上面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教了六年的弟子——当今皇上康熙！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位人物与以上野史记载的“某先生”有些接近，这就是所谓“伍次友”。伍次友同康熙的关系类似亦师亦友，但因为他与苏麻喇姑的感情纠葛，最终只能选择离京而去，从此再未出现。当然，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伍次友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伍次友者，“无此友”也。

如果说，一定要在历史上找出一位和伍次友接近的人物，那只能是康熙的宠臣高士奇。说起这个高士奇，也堪称一代奇人。他既无两榜进士的出身，也没有出任过任何实务官职，但论恩宠与信任程度，整个康熙朝还真找不到几个像他这样的。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钱塘人。据《啸亭杂录》中记载，其早年“家甚贫窭，鬻字为活，纳兰太傅明珠爱其才，荐入内庭”。就像电视剧中的伍次友那样，高士奇与权臣明珠的相遇，以及与康熙皇帝的相知，也是相当传奇。

关于高士奇是如何入京的，一种说法是他早年随父高古生北上游学京师，后因父亡故，只得以卖文为生。另一种说法更为具体，说他早年家境贫寒，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如后来左都御史郭琇在弹劾文中所说的：“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

关于高士奇与明珠的相遇，同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高士奇为了谋生，在街上摆了个摊子，给人写对联、扇面等，挣几个钱糊口。某日，大学士明珠发现管家用的扇子上诗文写得很漂亮，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何人所写？管家告诉他，这是街上的一个书生写的。明珠一向喜好汉家文化，对汉官文士、博学硕儒一向十分看重，于是就让管家将此人请到府中一见。孰料，两人见后一谈就是一晚上。明珠觉得高士奇才智过人，而且善解人意，书法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说来也巧，当时康熙正好缺一位书法老师，于是明珠便顺水推舟，将高士奇推荐给了康熙。

另一种说法是，高士奇在京困窘之时，一度在明珠管家的家中教馆为业，同时又卖文自给。他经常书写联句扇面遍赠权贵悍仆，以图敲开求见之门。一日，明珠要写一联句而一时找不到人，管家趁机推荐了高士奇。得此良机，高士奇表现不俗。他当场一挥而就，所书文采斐然。明珠见后大喜，遂将他留府自用。后来，通过明珠的举荐，高士奇得以进入南书房，成为康熙的近臣。

作为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确实够格。他不但学问渊博，而且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既能诗，又善书，精考证，能鉴赏。如光绪年间《平湖县志》中所说，高士奇“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如此可见，高士奇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如此全才之人，对少年康熙的学习自是帮助极大。每次康熙遇到生僻艰涩的问题，高士奇也总能对答如流。因此，康熙也不免为之感叹：“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尤其难得的是，高士奇这个人头脑灵活，说话幽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情商极高，由此君臣相处极为融洽，教读与学习也不再是苦差事，而是成为一种极大的乐趣。由此，高士奇成为康熙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无论出巡、打猎还是游览，康熙都会带上高士奇，聊以解闷。而高士奇也不负所望，凡事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

《啸亭杂录》中说，康熙每次巡狩出猎，都会让高士奇同侍卫护军等并马扈从，故后者自撰诗云：“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这说的就是扈从一事。此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也颇能证明高士奇的应变能力。据云：高士奇“性趫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惬圣怀。一日，上猎中马蹶，上不怿，江村闻之，乃故以潴泥污其衣，趋入侍侧。上怪问之，江村曰：‘臣适落马堕积潴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辈南人，故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意乃释然”。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康熙某次打猎，突然马失前蹄，差点儿给摔了下来，搞得康熙脸色阴沉，十分不快。高士奇得知后，就故意摔进一个水坑，弄得自己满身是泥，然后跑到康熙的身边。康熙见后问他何以如此。高士奇就假装说：“刚才骑马不小心，结果掉进了水坑，衣服还没来得及洗呢。”康熙看了他的狼狈样，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们南方人身体弱，不会骑马。你看朕刚才也被马蹶了好几次，但朕也没被摔下来。”正所谓，人类为何会笑？其中大部分原因就是幸灾乐祸。如此一来，康熙的心情也就一下子变好了。

认真地说，高士奇以上做法有些类似于小丑，但他的本事显然不仅于此。某次，康熙南巡至镇江金山寺时，君臣同游，登高望远，极目千里，心情十分愉悦。趁着皇上高兴，寺僧上前请求御赐匾额，康熙欣然同意，但毛笔蘸了很长时间的墨，思绪却一时卡壳，想不出合适的词句，场面很是尴尬。高士奇见状，便在手心上写了“江天一览”四个字，然后装着趋步上前磨墨的样子微露了一下。康熙见后，会心一笑，便照着他拟的四个字题了匾额。

高士奇类似的急智故事还不止一个。在游苏州时，康熙见狮子林景致奇妙，连连说“真有趣”。赐匾额时，康熙提笔沉思，高士奇在一旁说：“皇上既然说‘真有趣’，何不直书‘真趣’二字？”康熙一听正合心意，于是赐书“真趣”。游杭州灵隐寺时，康熙为寺僧题写赐额，在写“靈”字时不慎把“雨”的字头写大了，下面结构不好安排。正犯难间，高士奇佯装磨墨而示以“云林”二字，康熙微微一笑，遂题以“云林寺”三字。由此，灵隐寺就多了个名字叫“云林寺”。

据康熙《南巡笔记》中记载，以上金山寺、狮子林、云林寺他确实都去过。若说康熙偶尔思绪卡顿，高士奇在一旁帮忙或许可信。若说每次都是高士奇以急智化解窘境，则不甚可靠。或许，作为文学侍从之臣，拟定题匾词句的任务本就是高士奇的分内事，这才会被野史如此附会。

当然，高士奇绝不是一个只会拍马溜须的谄媚之臣。他曾先后两次进入南书房，时间长达20年，若说没有才华，那当然没有可能。事实上，康熙本人也曾对侍从们说过：“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儒家早期四位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的著作称《四子书》，也称《四子》《四书》）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在《南巡笔记》中，康熙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谈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康熙出巡而不忘读书，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每至半夜，若说高士奇没有相当的魅力，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高士奇自己在《蓬山密记》中也说，康熙曾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这段话，可谓君臣相证，应无虚言。

由于长期侍奉内廷，康熙与高士奇虽为君臣，而无异于师友。入值南书房后，高士奇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出”。有时回家太晚，康熙即加派人将其护送回家。为此，康熙还特别定下一条规矩：“宫中禁门，待高某离去后，方可落锁。”

高士奇的勤勉，自然也有回报。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公开褒扬高士奇说：“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纂缉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康熙二十年（1681），高士奇因天热中暑，康熙特发谕旨：“尔内直以来，勤慎尽诚，夙夜匪懈，近日闻尔偶得暑病，特赐以养之资，尔当安慰自怡，辅以医药。”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康熙身边的红人，高士奇自是奇货可居，难免也有招权纳贿之嫌疑。《檐曝杂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士奇发达以后，一些大臣对他趋之若鹜，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高层信息。就连他之前的恩主明珠，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而高士奇每次下班后径直进门，对等在门外的大臣们看都不看，睬都不睬。至于明珠，高士奇还算给点面子，每次吃完饭后都是先让明珠进去，其他人则只见一两人，即命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明日再来！”听了这句话，众人才一哄而散。当然，被高士奇接见的人也不能空手而来。高士奇由此暴富，也就不在话下了。当时，京城里即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澹）人（高士奇）”的说法。

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也会被人嫉恨。有人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当初来京城时，还是自己挑着铺盖，如今查查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贿赂。”某日，康熙有意问了高士奇一次，高也十分坦诚地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康熙听后，也就一笑了之。

《檐曝杂记》为乾隆朝官员赵翼所写，赵翼以史学家闻名。不过，高士奇或许招摇，但招摇到以上说的这种程度，则未免过于夸张。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高士奇的资历而得如此恩宠，难免引起很多人尤其是正途官员的嫉妒与非议。

这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东巡抚张汧因赴京行贿被查，其中即牵涉高士奇。事后，康熙网开一面，谕令勿得滋蔓，高士奇这才逃过一劫。次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高士奇，其中指控高有“招摇、结党、纳贿、欺君”四项大罪，文中还不乏“贪赃坏法，国蠹民贼，欺君灭法”“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等激烈措辞。弹章既出，举座皆惊。由于四项大罪皆有可坐实之处，朝议之下，康熙也没有办法，只能让高士奇解任回籍。

当然，高士奇毕竟只是供奉内廷而没有做过实务官职，在外招摇或许难免。但说他有多“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恐怕也谈不上。郭琇身为御史，弹章固然铮铮有词，不过很多也只是故为夸大、耸人听闻而已。高士奇的被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并非正宗的科举出身，由此为科道官员所嫉、所轻、所厌，也就在所难免了。

高士奇被解任后移居浙江平湖，暂时优游林野，埋头著述。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康熙赐给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同年七月，又赐御制扇并附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

高士奇离开京师三年，康熙就将他称为“久别的故人”，如此感情的流露在其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实际上，这也是在为召回高士奇打前站，放风声。次年，康熙命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在翰林院官员中举荐数名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其中用意，即为高士奇复出大开方便之门。对此，王熙、张玉书等人焉能不知，于是高士奇也就顺顺当当地官复原职，照旧供奉内廷。

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士奇随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次年，高士奇以赡养老母为由向康熙请求告老还乡，康熙封其为詹事府詹事，以荣其归。其间，康熙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这说的是当年师生教读情景，“左国”者，《左传》《国语》是也。

康熙三十八年（1699），高士奇受赐“忠孝节义”匾额。这四个大字，似为康熙对郭琇弹劾高士奇“四大罪”的某种回应。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康熙再赐高士奇“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对联。以上两例，也足以说明高士奇在康熙心目中品行无缺。

康熙四十一年（1702），高士奇被授为礼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未赴。次年康熙南巡，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南巡后，高士奇随驾入京，第三次入内廷供奉。某日，君臣同游畅春园，康熙还特为高士奇指点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

康熙四十二年（1703），高士奇因老母病逝南归，康熙似乎意识到这将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其动情地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后命阖宫首领内监将高士奇送至苑门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

当年六月十五日，高士奇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完稿并作跋。半个月后，高士奇即告去世。消息传到京城后，康熙十分悲痛，其下旨曰：“高士奇简侍内廷，勤劳岁久。忽闻在籍病逝，朕心深为轸恻！下部议恤。”部议以“士奇未赴侍郎任，例予祭一次”。康熙说：“高士奇在内廷供奉有年，其品级不应予谥。朕轸念旧臣，士奇应予以谥，以示特恩。”

事后，康熙“命加级全葬”，赐谥号“文恪”，并遣钦差前往浙江致祭。不仅如此，康熙还亲制悼词并御书悼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恩。”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以康熙对高士奇的知遇，这在历代君臣关系中无疑是少见的。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说：

“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遌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

高士奇的“幸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与他平时的作风、家风也有莫大的关系。高士奇事母至孝，居乡谦和，其家训如下：“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是故，高氏子孙在平湖传十二世而无一贪卑之徒、无一犯法之男，这恐怕与高士奇留下的祖训不无关系。

3.天子近臣：南书房师友

通常来说，开国之君征战四方，常无暇读书，而守业之君虽有良师教导，但真心向学的也是少数。幸运的是，康熙正好属于后者。作为幼岁登基、14岁亲政的少年皇帝，康熙在政务繁忙之余并不放松学习，这在历朝历代并不多见。毕竟，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计，如孝庄所打趣的：你贵为天子，又何苦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发奋苦读，难不成你也要去赶考？

康熙曾说：“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人主临驭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在父皇已没而孝庄太后汉文化水平又不高的情况下，康熙能有此认识，殊为不易。毕竟，在其亲政乃至擒拿鳌拜时，康熙也不过十七八岁，按年龄不过一个高中生而已！

康熙十年（1671）二月，康熙在保和殿正式举行经筵大典，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首任讲官。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康熙皇帝的学习开始步入正轨。按制，经筵为盛典，春秋两季各选三天举行，相当于皇帝与高级官员集中学习，但仅有这个是远远不够的。经筵之外，还有针对皇帝本人的日讲学习，以期收到持之以恒的效果。历史上，辅佐成年皇帝读书的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曾做过经筵日讲官。康熙十年（1671）后，从翰林院中选取满、汉大臣各八人以原官衔充日讲官，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并担任起居注官，记载皇帝每天的学习与政务。

康熙朝的日讲地点，最开始在弘德殿，后移至乾清宫，讲官通常由翰林院官员（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担任。除熊赐履之外，其他如史大成、杜臻、张英、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都曾担任过讲官。从广义上来说，这些官员也算得上是康熙的帝师了。在经筵日讲制度恢复后，清朝帝王的教育学习制度也得以完备并为后世所遵守。这对于清朝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于学习，康熙的态度是认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从未放松过。如他自己说的，“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由隔日进讲到每日进讲，甚至连大寒大暑节气也不休息，如康熙自云：“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这样的做法，不但康熙不能偷懒，就算是讲官，想偷懒恐怕也是不行了。

日讲时，康熙要求讲官不必顾忌，大胆讲解，即使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康熙也是体恤备至，日讲后常赐给御制书画卷轴以示慰劳。而在寒暑令节，也经常赐给御用果品点心或内务府纱缎貂裘等。遇到优缺，讲官往往从速升转，有疾病则遣医送诊送药，去世后，又遣使吊唁，赠予美谥，录用其子孙，可谓关怀备至。如此一来，讲官们无不感激涕零，倾心教读。

作为近侍之臣，康熙在选任擢用前也十分谨慎，其曾指示说：“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一向因为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行举止。近日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在讲学过程中，康熙对于之前的日讲制度也有所创新。康熙十四年（1675）时，他向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

由于地位的特殊性，之前帝王学习时只有讲官口述，皇帝默记于心，但这种教学效果究竟是好是坏，只有皇帝心里清楚，讲官既不知也不便问。有鉴于此，康熙这才创新学习方法，在讲官讲毕，再由自己复讲，这样就能看出学习的效果。客观地说，康熙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教育科学与规律的。

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时，康熙在复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即改为亲讲。换言之，在每次进讲时，先由康熙按讲章题目讲解全文或其中一节，然后再请日讲官讲解，两相对照，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师生互相切磋，共同讨论。这种互讲互考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是当下研究生的学习方式，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从康熙十年（1671）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也就是康熙18岁到33岁之间，在这15年的时间里，不计入经筵学习的话，康熙总共举行日讲近900次。日讲的主要科目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易经》《诗经》《通鉴纲目》《通鉴》等。据清史学者白新良的统计，康熙在此期间学习《论语》182次、《书经》119次、《诗经》57次、《通鉴纲目》154次、《通鉴》347次，《大学》《中庸》《孟子》《易经》次数不详。

从时间安排上来看，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日讲活动都安排在御门听政前，此后则安排在御门听政后，两者几乎同等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康熙一方面能勤于治国，另一方面又能一心向学，这在历朝历代的君主中确属十分难得。

对于经筵，因为是仪式性活动，以往君主多采取敷衍态度；对于日讲，则往往以政务繁忙等理由百般推脱。但在康熙朝，除因巡幸或出征偶尔中断外，经筵举行了半个多世纪，从未停止。至于日讲次数，从一开始即远远地超越了其他朝代的君主，但康熙仍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在以上经筵日讲学习活动中，康熙热情主动，持之以恒，其坚持时间之长、用力之深，在历代君主中都是首屈一指、绝无仅有，成就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不但自己爱学习，同时还会督促臣属学习。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幸塞外时，康熙令随行大臣进书，并特别指示说：“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尔等各携诸书，以备问答，甚善。朕所点定之书，尔等亦试观之。”

康熙五十年（1711），时已58岁的康熙在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

或者可以这样说，通过以上的经筵日讲学习，康熙自己也达到了儒学博士水准。康熙二十五年（1686）停止日讲后，康熙也没有就此放弃学习，而是仍旧通过自学、问学的模式继续学习，其学术水平，说达到当下人文社科的教授博导水平，恐怕也不为过。

在清宫内，有两个书房特别容易混淆，一个是上书房，一个是南书房。实际上，上书房是皇子的授课读书处；南书房则是翰林当值之所，以便于皇帝研究探讨学问。之所以有“南书房”之名，主要因为康熙在乾清宫之西的懋勤殿读书，其南面乾清门右阶下设“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于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

南书房的正式设立，通常认为在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向内阁大学士等提出：“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往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城内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能书者，亦著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入直。”

同年十一月，经各衙门推荐会奏后，康熙发布上谕：“命侍讲学士张英，加食正四品俸，供奉内廷。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交内务府拨给。又令大学士传谕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其恪遵朕谕。”

当然，也有人认为，南书房的设立或早于康熙十六年（1677），而在康熙十年（1671）左右，最早入值的为沈荃及励杜讷，两人都因为善于书法而被推荐入内。关于这两人，这里稍做介绍。

沈荃为江南华亭人（今上海），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编修，后为外官，不过仕途并不顺利。据康熙在《庭训格言》中的自述：“及至十七八……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可见沈荃入内廷教导康熙书法的时间，应该为康熙十年（1671）左右。

励杜讷为直隶静海诸生（秀才），按说没有入内奉值的资格。不过他曾参与缮写《世祖实录》，想必其书法过人，所以为权要所荐，“命留值南书房，食六品俸”。康熙二十九年（1690），励杜讷改任光禄寺少卿而离开南书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康熙南巡路过静海县，其特别降谕褒奖励杜讷，说“（励）向在南书房，效力二十余年，为人敬慎，积有勤劳”。当时，励杜讷已经去世，他的品级未达到赐谥的资格，但康熙仍特别赐给他“文恪”的谥号。

在历代帝王中，康熙的书法称得上是佼佼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康熙对书法十分痴迷，另一方面也是沈荃、励杜讷、高士奇等人的严格教导所致。有时候，康熙写得不好或者用笔错误，沈荃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分析错误之由。康熙不仅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地说：“沈荃是一个忠诚实在的人。”在沈荃离开南书房后，康熙仍时常将其召入，请教书法。沈荃去世后，康熙召其子沈宗敬入值南书房，以示不忘故人。除书法之外，沈荃也与康熙论及学问。其曾说：“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君臣咨询恭儆，大有裨于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时时浏览加以反省。”康熙说：“此书朕亦时时览之。”又说：“《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

康熙十六年（1677），在张英、高士奇入值后，南书房也由辅导皇帝读书写字上升为讲求经义，以备顾问。后来，甚至还增加了代拟谕旨、编辑书籍等职能。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张英的情况。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张英并未直接露面，不过他的儿子张廷玉在处理索额图与明珠案时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父辈铺好前路，张廷玉在康熙朝末期及雍正朝恐怕也难以大放异彩。

张英（1637—1708），字敦厚，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二甲第四名），选庶吉士，散馆时钦定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张英被指为日讲起居注官，四年后与高士奇一同入值南书房。任职期间，张英还同时担任皇太子胤礽的师傅。

为了方便张英等人及时应召，康熙打破“汉人不得居住内城”的规定，张英也由此成为汉人大臣中赐居内城的第一人。此后，每日清晨雄鸡未鸣之时，张英即与奏事诸臣一同入宫，在南书房随时等候内侍传召，为康熙讲经咨询。有时，即便回到家中正在吃饭，因有内侍宣召，张英也不能不放下饭碗随即入宫。

在此期间，康熙每次出巡，都要张英侍从左右，信宠一时。按当时规定，官员扈从需自备开销（无出差费可报），康熙见张英家境清寒，特下发谕旨：“（张英等）俱系远离家乡，京城毫无资产，常川随朕，不免艰苦，殊为可念。”因此，张英的日常开销也改由内廷负责。

对于张英的学问，康熙甚为肯定，称他“每日进讲，启导朕心”，“所进讲章甚为精详，实于学问政事大有裨益”。为此，康熙亲笔写下“清慎勤”“格物”两幅大字送给张英，以示褒奖。

在《清史稿》中，张英被评价为“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这一点在推荐王士祯入值南书房一事上有所体现。据《啸亭杂录》中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原户部郎中、著名诗人王士祯在张英等人的推荐下由部曹改为词臣。

为此，康熙将王士祯召入懋勤殿当场面试，令赋诗一首。孰料，王士祯虽然诗作得好，但文思迟滞，加上部曹小臣骤见皇上，一时竟紧张得不知如何下笔。张英见状，心急之下只好自己写了一首，然后揉成纸团偷偷放在案首，王士祯这才得以完卷过关。不巧的是，张英之举被康熙无意间看见。不过他顾及两人的面子，并不点破，只是在事后调侃张英：“人家都说王士祯的诗丰神妙悟，不过在朕看来，跟你写的差不多，整洁如一嘛！”张英脸一红，说：“哪里，王士祯的诗比我的要强得多啦。”

此外，张英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他在朝为官时，其老家人与邻居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争执，官司打到县衙，谁也不肯轻易让步。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求救。张英收信后哑然失笑，随后回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老家人接书后十分惭愧，遂自动退让三尺。邻居见张家如此举动，感动之余也让出三尺，于是“六尺巷”的美谈不胫而走。

张英的为人，低调谦和，从不与人争名夺利，实一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就这点而言，康熙是很欣赏他的。不过，康熙也认为，以张英的学问与性格，最好留在朝中办理文墨之事而不宜放为外官，列为巡抚人选。这不，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出缺，康熙以“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最为合适”。然而，即使翰林院掌院学士这种清贵之官，张英做来也颇为费力。不久，张英即因教习庶吉士不严等工作失误而被吏部议处，康熙虽命从宽处理，但他也意识到，张英虽然是一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最终，只能由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改任礼部侍郎。

经历了这次挫折后，张英更为勤勉，其先后出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并再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时兼管詹事府。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英荣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位列一品。其间，张英还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英以年老衰病乞休，康熙允以原官致仕。离京前夕，康熙在畅春园设宴送行，并御赐“笃素堂”匾额留作纪念。之后，在康熙南巡时，张英仍一再得到接见。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英在老家桐城病逝，年72岁。康熙得知后，赐谥号“文端”。

康熙曾以16字评价张英，称其“久侍讲幄，简任机密，老诚勤慎，始终不渝”。对于张英的后世，康熙也颇为照顾，其子孙四世皆入翰林院，三世入值南书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子张廷玉，其历事康雍乾三朝，死后配享太庙，为汉人中唯一一人。

作为天子近臣，康熙也确实没有亏待过那些南书房官员。当时入值南书房者，不论原系何职何品而一律授予翰林院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在兼任或转任外职时，往往备受重用。其中如张英、陈廷敬、张玉书、王士祯、徐乾学、王鸿绪、叶方蔼、孙在丰等，均为大学士、尚书之选，最不济也是侍郎级别。

对进入南书房的词臣，康熙都尊敬有加，十分优待，虽为君臣，实为亦师亦友之间。毕竟，南书房官员与康熙关系最近，待遇自然不同。《啸亭续录》中也说：“（康熙）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平日里，康熙常赐给南书房官员御用笔墨砚台及字画诗集，乃至撤自御膳的食品，也都会送到南书房给大家品尝，以示眷顾。

值得注意的是，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大多为汉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官员较旗人官员的文化水平更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汉人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

作为内廷中的非正式机构，南书房表面上看只是教皇帝练习书法、讲解经史、赋诗作词及编辑图书等，但时间长了，其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如赵翼《檐曝杂记》中记载：“高江村士奇，康熙中入值南书房，最蒙圣祖知眷。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可见，南书房官员不仅是文学侍从，而且也承担诏书谕旨的草拟工作，作用不容小觑。直到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后，南书房才成为皇帝读书撰文、吟诗作画的消闲之所。这与康熙朝时已经非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