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第一版序言
《星际信使》无法与那些已经成为科学史经典作品的伟大著作相提并论。它没有托勒密《至大论》（又名《天文学大成》，Almagest）的持久魅力，也没有牛顿《原理》的综合之功。实际上，以科学成就而论，它也无法与伽利略本人后来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理由很充分：《星际信使》不是科学巨著，而是一份声明：它文章简短，用词平易，告诉智识界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宇宙和研究宇宙的方式从此改变。
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虽然本书无疑体现了伽利略敏锐的观察和杰出的头脑，但它与其说是一本关于才智的书，不如说是一本关于仪器的书。自创世以来隐藏的天象突然被望远镜揭开，而且可以被任何能获得这种新设备的人所看到。首先是天文学，然后其他科学领域，研究方式从此发生了改变。天文学不再是博学之士的独占领域，没有经过正统训练的仪器制造者、才能普通的富豪、凭借操作手册和足够耐心的自学者，从此都能够而且确实在天文学研究中扬名立万。(1)
更不用说，伽利略宣布的这些发现改变了关于世界体系争论的术语。即使这些发现没有提供倾向哥白尼学说的逻辑论据，它们也一劳永逸地令古代权威（关于自然哲学传统学说的基础）变得无关紧要了。《星际信使》带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虽然大多数古代科学著作隔了几百年之后让我们已经难以理解，但《星际信使》丝毫没有失去新鲜感，我们依然能够分享它带给那些首次阅读它的人们的激动人心的感觉。这是一本少有的科学著作，对于学生和教师、爱好者和科学家都一样依然有意义且十分有趣。因此它已经从拉丁文原版翻译成许多语言。第一部英文版是由爱德华·斯塔福德·卡洛斯（Edward Stafford Carlos）在1880年翻译的，书名是《伽利略·伽利雷〈星际信使〉和开普勒〈折射光学〉部分序言》。(2)这个版本（在1960年重印）在多年里是标准译本，但已难以找到，它的行文风格让现在的学生也难以理解。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在《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1957）一书里面的译本在其后三十年里是标准的英文翻译，但并不完整。德雷克在《望远镜、潮汐和策略》（Telescopes，Tides and Tactics，1983）中的完整译本被淹没在冗长的叙事之中。上述版本都缺少让现在的学生理解伽利略时代天文学的必要解释文字，也没有提供关于围绕本书已经出现的诸多详解文献的指南。我已经把我的译本与卡洛斯和德雷克的译本进行对比，还比较了毛特·霍森菲尔德（Malte Hossenfelder）的德文译本(3)和玛丽亚·廷帕纳罗·卡迪尼（Maria Timpanaro Cardini）的意大利文译本(4)。
现在这个译本是基于1610年威尼斯出版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cius）拉丁文本。(5)这个版本与《伽利略著作集》（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第3卷只有几处不同。但对于这几处文本不一致的情况，我都遵从了原版。我已经尽力使我的翻译既准确又能为今天的学生所理解。这里最困难的问题其实是本书的书名。拉丁语单词nuncius应该翻译成英语中的“信使”（messenger）还是“信息”（message）？在伽利略准备把本书交给出版商时，他在通信中把它称为他的avviso astronomico 即“天文信息”（astronomical message），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意思是他最初的意思。在向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提交的出版许可申请中，把本书称为Astronomica Denuntiatio ad Astrologos，即“给天空研究者们的天文学声明”（Astronomical Anouncement to Students of the Heavens）。(6)当开始印刷时，这个文本的介绍被冠以书名“天文信息”（Astronomicus Nuncius）。但书名页最终付印时，伽利略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使用了更具雄心的措辞“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跟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们，最著名的是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都把nuncius解释为messager，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开普勒的Dissertatio cum Nuncio Sidereo即《与〈星际信使〉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the Sidereal Messenger）看到。这后一种解释被出版于1681年的第一个法语译本所遵循。(7)
在英语世界里，辛辛那提天文台的建立者奥姆斯比·麦克奈特·米切尔（Ormsby MacKnight Mitchel）在1846年至1848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星际信使》的天文普及杂志(8)，四十年后，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的卡尔顿大学天文台的台长W.W.佩恩（W.W.Payne）用同一名称出版了他的杂志，这就是乔治·埃勒里·海尔（George Ellery Hale）的《天体物理学杂志》（Astrophysical Journal）的前身。(9)与此同时，《星际信使》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在伦敦出版，译者爱德华·斯塔福德·卡洛斯，他同样挑选了《星际信使》作为书名。(10)1950年，爱德华·罗森（Edward Rosen）回顾了这个“错误”的历史，并证明伽利略本人在1626年曾经反对“信使”这种解释。(11)罗森的文章发表之后，对伽利略的原始意图已无可怀疑了。(12)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
在科学史上，整整一代操英语的学生都曾受益于斯蒂尔曼·德雷克不完整的《星际信使》译本，它包含在《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之中。德雷克显然知道伽利略本意指nuncius为“信息”（message），但他为了尊重传统仍把书名翻译为“星际信使”（Starry Messenger），而在正文第一页的标题中把astronomicus nuncius表述为“天文信息”（astronomical message）。(13)当罗森在一篇综述文章(14)中对此提出批评时，德雷克相当详尽地为他的选择进行了辩护。他指出，在1610年，伽利略的学生和其他人都使用的是“信使”（messenger）这个解释，而且伽利略本人在十多年中都没有反对这种解释，在此期间，这个解释已经被顽强地确立了。换句话说，伽利略使这个“错误”生了根，很可能它让伽利略感到高兴而不是生气。德雷克进一步提出，认为本书是“信使”，其内容是“信息”，可以取得完美的一致性。(15)
综上所述，我同意德雷克的选择。虽然从伽利略在1610年头几个月的通信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意思是“信息”，但“信使”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传统，而且伽利略最初的沉默使这个传统得以成立。为了与英语世界的翻译传统一致，我选择了“星际信使”（Sidereal Messenger）作为本书的副标题，而且与德雷克一样，我把astronomicus nuncius在正文开头翻译为“天文信息”（astronomical message）。
在本书准备付印过程中，我得到了好几位同事的帮助。海伦·伊可（Helen Eaker）检查了我的最初译文，挽救了我的几处错误。斯蒂尔曼·德雷克、欧文·金格里奇和诺尔·斯瓦洛（Noel Swerdlow）阅读了全书，给了许多有益的评论。罗伯特·欧戴尔（Robert O'Dell）帮我解决了几个天文学问题，乔治·特雷尔（George Trail）提出了多种建议改进了我的措辞。菲利普·萨德勒（Philip Sadler）重新绘制了好几幅伽利略的示意图。这个译本使用的《星际信使》第一版的书名页以及原始插图是从卫斯理学院保存的版本复制的。(16)我感谢卫斯理学院允许我复制这些材料，还要感谢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和安妮·安宁杰（Anne Anninger）帮我获得它们。在1987年秋季莱斯大学历史223课程中，我的学生们耐心地阅读早期并不完美的手稿，我必须特别指出菲利普·萨姆斯（Philip Samms）的评论。当然，我本人要对所有的错误负责。莱斯大学在不胜枚举的多方面慷慨地支持了我的研究，本书的一部分是在国家自然基金的一项资助下完成的。
(1) 第一类人我们可以算上罗马的望远镜制造商朱塞佩·康帕尼（Giuseppe Campani，1635—1715），他制造的望远镜在17世纪60年代引起注意就是因为他的天文发现。第二类人最好的例子是约翰纳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1611—1687），波兰格但斯克市（Gdansk，旧译但泽）的一位酿造商继承人，他因为制造了巨大的望远镜、观测热情和豪华的出版物而闻名。第三类人最好的例子是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他制造了性能极好的望远镜，从而作出多项天文发现，并测绘了银河系图像。
(2) 《伽利略·伽利雷〈星际信使〉和开普勒〈折射光学〉部分序言》（The Sidereal Messenger of Galileo Galilei and a Part of the Preface to Kepler's Dioptrics），此书包括对于伽利略天文发现的原始评价。爱德华·斯塔福德·卡洛斯翻译、导读和注释（1880年伦敦版，1960年伦敦蓓尔美尔道森出版社重印）。
(3) 《伽利略·伽利雷〈星际信使〉〈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节译）〈但丁神曲炼狱的测量〉》［Galileo Galilei Sidereus Nuncius Nachricht van neuen Sternen. Dialog iiber die Weltsysteme（Auswahl）. Vermessung der Hölle Dantes.］，麻吉里那·祖塔索（Marginalien zu Tasso）著，汉斯·布鲁门伯格（van Hans Blumenberg）翻译、导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1965年），第79—131页。
(4) 意大利语书名，版本。Galileo Galilei Sidereus Nuncius. Traduzione con Testa a Fronte e Note di Maria Timpanaro Cardini（Florence：Sansoni，1948）.
(5) 我使用的是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的翻印本（Pal 1200/23），在1964年印刷了1000份，那时正值伽利略诞生四百周年。在这个翻印本中，用Medicea（美第奇）覆盖Cosmica（宇宙）的贴纸丢失了。在20世纪60年代，布鲁塞尔的文化与文明出版社［Editions culture et civilisation（Brussels）］出版了一个不带插图的翻印本。1987年，英国的档案翻印公司［Archival Facsimiles，Ltd.（Alburgh，Harleston，Norfolk，U.K.）］出版了一种新的翻印本。
(6) 见《伽利略著作集》（Opere）第19卷，第227—228页。我在此处遵从爱德华·罗森的翻译“给天空研究者们的天文学”（astrologos as students of the heavens）。见《伽利略〈星际信使〉的书名问题》（The Title of Galileo's Sidereus Nuncius），《伊西斯》（Isis）1950年第14期，第289页。除非另有说明，《伽利略著作集》所有文章的翻译均由我本人完成。
(7) 法文版《星际信使》（Le messager celeste），亚历山大· 蒂内利斯（Alexandre Tinelis），阿贝·德·卡斯特莱特（Abbe de Castelet），（巴黎，1981年）。还有一种出色的现代法文译本《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le message celeste），艾米丽·纳默译，（巴黎：高西尔—维拉斯出版社，1964年）。
(8) 《星际信使》（The Sidereal Messenger），《关注天文科学的月刊》，编辑者O.M.米切尔（辛辛那提，1846—1848年）。
(9) 《星际信使》（The Sidereal Messenger），编辑者W.W.佩恩，10卷（诺斯菲尔德，明尼苏达州，1882—1891年）。从第11卷（1892年）开始，杂志名改为《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乔治·海尔成为共同编辑者。到1894年，海尔成为杂志唯一的编辑者，杂志名改为 《天体物理学杂志》（Astrophysical Journal，第1卷；芝加哥，1894年）。
(10) 《伽利略·伽利雷〈星际信使〉和开普勒〈折射光学〉部分序言》（The Sidereal Messenger of Galileo Galilei and a Part of the Preface to Kepler's Dioptrics），此书包括对于伽利略天文发现的原始评价。爱德华·斯塔福德·卡洛斯翻译、导读和注释（1880年伦敦版，1960年伦敦蓓尔美尔道森出版社重印）。
(11) 爱德华·罗森，《伽利略〈星际信使〉的书名问题》，《伊西斯》1950年第14卷，第287—289页。
(12) 注意，在其他语言的现代译本中，遵从了伽利略的最初意图。Nuncius被玛丽亚·廷帕纳罗·卡迪尼翻译成了意大利语annunzio，被埃米尔·纳默（Emile Namer）翻译成法语message，被毛特·霍森菲尔德（Malte Hossenfelder）翻译成德语Nachricht。不过，赫尔豪·费尔南德斯·奇蒂（Jorge Fernandes Chiti）把它翻译成了西班牙语“信使”mensajero。见《星际信使》（El Mensajero de los Astros），译者J.Fernandes Chiti，作序者何塞·巴比尼（Jose Babini），（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1964）。［中文译注，这里提到的西班牙语版译者名应为Jorge Fernandes Chiti，原文错拼成了Jose Fernandes Chitt。］
(13) 《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作序、注释（纽约花园市：双日出版社，1957年），第19、27页。注意在《望远镜、潮汐和策略》（Telescopes，Tides，and Tactics，1983）中德雷克收入了这些译文（第12、17页）。
(14) 爱德华·罗森，《斯蒂尔曼·德雷克的〈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伊西斯》1957年第48卷，第440—443页。
(15) 斯蒂尔曼·德雷克，《星际信使》，《伊西斯》1958年第49卷，第346—347页。在《望远镜、潮汐和策略》中，在一次假想的对话中，德雷克借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之口说了如下的话（第12页）：“他（伽利略）心中的标题是‘天文信息’，这将在正文的第一页上看到。但后来他发现传递信息的是一个使者，而且对于包含来自星星的新闻的一本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标题，从而成为他最终选中的书名。因此，是这本书，而不是它的作者，是所谓的信使（nuncius）或使者——尽管同样这一个词也可以仅仅意味着是消息。”
(16) 《星际信使》的第一版中有四幅图（在本书的第72、74、78和81页中复制出来的）中漏掉了一颗“美第奇星”，不过这些星都出现在伽利略的手稿中。我在方括号中添加上了这些丢失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