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简帛兴废史

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人类进步的划时代标志。有了文字，人们可以把他们的经历、经验、发明和思想记载下来，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后代的人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获得先辈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继承先辈的智慧与成就，从而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发展自己。另外，人们还可以利用文字来进行文学创作，写下一部部不朽的作品。通过阅读文字，我们可以与数千年前的祖先沟通，触摸他们的心灵，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没有文字，每一代的人都只能毫无凭借地从头做起，人类就不可能有进步和发展。因此，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有了文字，当然还需要有记录文字的材料。然而，作为文字的载体，人类各个早期文明却各不相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古代埃及人充分利用了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植物——纸草（papyrus），纸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草叶呈三角形。纸草的草茎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富含纤维。古代埃及人把纸草的茎秆外皮剥去，用锋利的小刀顺纤维方向切割成狭窄的长条薄片，并竖直交叉放置，然后用木槌击打，使汁液渗出。经过干燥处理后，这些长条就永久地黏在一起，可以用作书写材料，这种纸草书籍在埃及已经发现很多。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曾以纸草纸来书写，英语中的纸（paper）这一单词，即是从纸草（papyrus）发展而来。

古代西亚的巴比伦等文明古国则是把文字刻写在泥版上，由于笔画呈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因而人们称之为楔形文字。(1)书写这种文字的泥版经过烘干或晒干后，变得非常坚硬，印刻在上面的文字和图案可以长久保存，人们称之为泥版文书。目前在西亚发现的这种泥版文书数量众多，从而为我们打开了古代西亚文明的大门。不过，这种泥版书籍虽然造价低廉，坚固耐用，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十分厚重。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把一本仅有50页、32开本的小册子刻写在泥版上的话，我们最终会得到一本重约50公斤的泥版书籍。如此厚重的书籍，在存放和阅读方面都有很大的不便。

与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不同，中国的先民用竹或木制成的简和牍(2)以及丝质的帛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竹简的制作过程大致是：先把竹子按节锯成短筒，再劈成一片片的篾片，然后按要求截成所需要的尺寸，削薄并经过打磨使其光滑，在篾片的竹黄一侧用墨书写文字，这就成了一根根的竹简。劈开竹子做竹简时要经过火烤，目的是要去掉水分和把隐藏在竹子内部的虫卵杀灭。在这种经过处理的竹篾片上书写的文字就能较长久地保存了。为了便于翻阅，竹简要编连成册。为了固定编绳，往往会在竹黄一侧右边的相关位置刻有小契口，以便使编绳不易滑脱。编绳往往使用丝线(3)，有的竹简还残留着丝线编绳以及编绳的痕迹。

在没有竹子的地方则使用木简，加工过程与竹简的情况大致相似。

所有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黑色的墨书写而成。毛笔在中国使用很早(4)，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一些陶器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使用毛笔一类的工具绘画和书写的痕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灰坑H3403出土一扁壶，上有毛笔书写的“文”字，距今已约4000年，时代至迟在夏代前期；殷墟有以毛笔书写而未契刻的甲骨，等等。至于后来在竹简上写字的毛笔，笔毫大多较硬，因而能够写很细小的字。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这是不正确的，刀的作用是用来加工竹简，它的另外一个功用是把在竹简上写错的字刮掉，其作用类似于今天使用的橡皮擦。明白了它的功用，自然不会再误认为是用刀来刻写文字了。

现在的人们都对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耳熟能详，商代已经有了刻写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和铸于铜器上的金文，一些人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甲骨和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载体，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因为特殊需要而书写的文字，甲骨文是商王和一些贵族占卜的记录；而金文则是为了纪念一些特定的事情而刻写的，它们都不是当时真正流行的书籍，商代通行的书籍应当是以竹、木制成的简牍。

《尚书》的《多士》篇是西周初年周公训诫商朝遗民的一篇文献，在文中周公说道：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5)

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册”字，写作、等字形(6)，这是一个象形字，参差不齐的竖笔，代表一根根的简，中间的横笔，则代表用以编缀的丝绳。因此所谓的册，就是以简写成的书籍，而“典”在金文中写作（召伯簋）、（格伯簋）(7)等字形，该字形上面的部分是“册”，下面的“”则是一个书架，整个字的意思是摆放在书架上的经典书籍，以示贵重。周公说商代有册和典这些用简书写的典籍，可以证明简在商代已经普遍用作书写材料。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知道，商代还把以用简写字为专职的史官称为“作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

汉字的写法也与书写于竹木简的特点有关。汉字中的许多象形字都出现了竖起的形变，绝大部分的动物字汇，比如马字、豕字，本来应当四脚着地的，却“竖”起来了，这很不符合这些动物一般自然状态下的形象，这种情况的造成实际上与以竹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密切相关。竹木简是窄条形的书写材料，特别适宜于书写瘦长的纵向动物字汇形体，结果是横放的动物字汇遭到淘汰，竖写的原则一直维持至今(8)，而汉字的这种“竖写”的特点在商代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可以证明当时简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汉字行款的排列习惯，也与使用竹简密切相关。学者们曾指出，过去中国文字的行款采用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是与用竹木简书写分不开的：“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在最右，依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手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9)汉字行款的这种排列习惯，在商周时期也已经基本定型，这也证明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竹木简。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至晚从商代开始，竹木简已成为我国先民最基本的书写材料，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最主要的文字载体。

简的使用对于中国的书籍文化也影响深远，中国书籍制度中的许多术语都与简的使用相关，如“牒”本指竹简，“札”本指短小而轻薄的木简，“篇”或“册”或“卷”指联简成编，等等，甚至以前信笺纸每页直书八行的所谓“八行书”的格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10)

除了用简作为书写材料外，中国古代还用帛来书写文字，“简”和“帛”常合称为“简帛”。帛是什么时候用作书写材料，目前还不易考定，但是大概也不会太晚。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帛书，成语“书于竹帛”(11)即反映了简和帛作为中国古代文字载体的真实面貌。

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不过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在地下更难保存，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发现商代简的实物，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就出土地区而言，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这一区域江河湖泊纵横，地下水位很高，墓室往往都渗满了水，如果墓室上面的封土密封条件较好的话，就可以有效隔绝空气，墓室中原有的一些氧气被微生物耗尽之后，形成了一种无氧的状态，导致原有的微生物纷纷死亡，墓室中的尸体以及简帛、衣物、漆木器等随葬品往往都得以保存下来，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战国时期简帛的原貌。正是因为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所以特别有利于简帛等文物的保存(12)，希望将来在考古工作中能够发现更多更早的简帛实物。

从前面所说可以知道，自商周时期开始，简的使用一直绵延不绝，直到造纸术发明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从考古发现来看，纸的使用比我们过去的认识要早一些，秦和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纸，但尚不普遍；到了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简和纸一直在社会上共同流通使用，后来随着纸的逐渐普及，竹木简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这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了。

东晋后期，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权臣桓玄（桓温之子）曾经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篡夺权位。桓玄篡位期间，曾颁布一道诏令，称古代是由于没有纸张，才使用简来书写，他下令，以后都要用纸来代替简。(13)虽然简的使用并非由于桓玄的一纸诏令而废除，不过可以从中看到，到了东晋，以简来书写文字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如果我们把桓玄主张废简的这次命令作为一个标志的话，从殷商迄于魏晋，竹木简作为通用的书写材料行世已经至少有两千年，研究中国文化史，不能不重视简帛典籍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原王朝逐渐废除了竹木简的使用之后，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政权仍在使用简。如新疆、甘肃等地除了出土汉文木简外，还出土了不少佉卢文(14)等文字的木简，时代相当于汉、晋时期；而吐蕃、西夏等政权也都曾使用过简，其时间则更在唐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