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浪子回头

1938年8月底的一天，一架日本军用运输机穿过云层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当天，日本上海驻屯军司令部派人通知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盛恩颐，日本陆军省、大藏省和日铁株式会社要在东京召见他，派来接他的专机已经停在虹桥机场。但派去送通知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盛恩颐本人了。北四川路公司总部事务所的人说，董事长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了。在公司找不到，无奈，他们只好把通知送到极司菲尔路的盛恩颐公馆。可盛家的人说，老爷从正月出去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人常说“狡兔三窟”，盛恩颐在上海到底有多少个“窝”，却没人能数得清。盛恩颐的原配夫人孙用慧，是曾出任过民国总理、外交部长孙宝琦的长女。除此之外他有明媒正娶的六房姨太太，但都不住在一起。每个姨太太一栋花园洋房，一部小汽车，一群跟班外加一群男仆女佣。暗地里还有数不清的情人和相好，也是每人一幢洋房，一部小汽车，一群男仆女佣和跟班。这些大大小小的洋房，散布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里，要想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里找到这位盛家的四公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日本人鬼机灵，他们知道“以车找人”。上海滩上第一辆进口奔驰轿车的主人就是这位盛恩颐。为了与众不同，他将汽车的把手全部镀金，看起来金灿灿地豪华耀眼。他的汽车牌照也有非常明显的特色：租界牌照“4444”，华界牌照“四四四四”，以表明他盛家老四的身份。人找不到，但汽车总不可能趴着不挪窝吧？日本人便把所有的便衣警探、特务、巡捕都撒了出去。三天后有人在法租界发现了盛老四的汽车，跟踪汽车，这才找到了盛恩颐本人，把通知递交到他手上，那时候他已经豪赌了三天三夜。

平心而论，盛恩颐从美国留学回来最初的那几年，还是老老实实地干了几年事的。那时候父亲盛宣怀刚刚去世不久，汉冶萍公司由父亲的一帮老友和旧属负责经营打理，公司董事会长是他的岳父孙宝琦，主持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副会长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股东联合会的会长是父亲的义子傅筱庵。他虽说已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并且被内定为汉冶萍公司未来的掌门人，但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刚刚喝洋墨水回来，毫无根基的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和运作流程，不辞劳苦地到公司各个下属的厂矿去视察考察，搞好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培植自己的亲信。几年后当他觉得羽翼已经丰满，便将总经理夏偕复排挤出局，自己坐上了总经理的头把交椅。1927年他的母亲庄夫人去世，这位盛氏大家族的当家人是罩在他头上的一道紧箍咒。没过几年，他的岳父孙宝琦也相继去世，他同时兼任了董事长。大权在握，能够约束他的因素都已不存在，他的内心开始急剧膨胀起来。有人说豪门子弟骨子里的纨绔基因是与生俱来的，从小生活在一个权贵加富豪的大家庭里，母亲又是父亲的正室，席丰履厚，众星捧月，这样的孩子将来不成为纨绔子弟那才怪！其实盛恩颐并非后来才变成那样，实际上早在他从美国回来的最初那几年，他就暗中结交了一帮浪荡子弟，只是因为有母亲和岳父的管束，他比较收敛，不敢明目张胆。现在他无所顾忌了。他的后人后来说他这一生中有两大嗜好，一个是豪赌，一个是女人。豪赌的最高纪录，是一夜之间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地输掉了，输给了原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盛恩颐的姨太太中最有名的是金姓姨太太。她出身青楼，大学毕业，艺名“鉴冰老八”，是当年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花界头牌。红芳馆老大贾萃华和红芳馆老二贾凤藻是姐妹俩，是当年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评弹姊妹花，盛恩颐为了把她们姐妹俩弄到手，可没少费心思。只要是姐妹俩的场子盛恩颐都赶去捧场，每天散场后他的奔驰轿车都准时停在剧场门前，送她们姐妹回家。盛恩颐最后是用姐妹俩每人一套花园洋房、一部小汽车俘获了她们的芳心。心思都花在了女人和豪赌上，哪里还顾得上公司的正经事？盛恩颐常常几个月都不到公司去一趟，顶多是每隔几天给公司事务所打个电话，询问公司有没有需要处理的紧急事务；如果有，便让公司的人给他送到赌桌旁或者烟榻边，在文件或电稿、信函上草草地批上几笔便算完事。人们常说年轻的时候荒唐情有可原，可抗战爆发前盛恩颐已人到中年，四十大几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长子毓邮已经娶妻生子，当爷爷的人了，他依然还没个正形。遇上这样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不走下坡路才怪。事实上抗战爆发前汉冶萍公司基本只剩了个空架子：萍乡煤矿因为长期经营不善早就被地方政府接管，脱离了汉冶萍；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长期停产；汉冶萍公司已经沦为专门为日本人生产铁矿石的原料供应商。汉冶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每况愈下，应该说是与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盛恩颐有直接关系的。有人说，盛宣怀当年如果不指定四公子盛恩颐当接班人，汉冶萍公司的情况或许不致如此糟糕。事实上从德才兼备的角度考虑，五公子盛重颐或许是更合适的接班人。都是豪门子弟，盛重颐年轻时也浪荡荒唐，辛亥革命后他因为勾引上海督军陈其美的爱妾“绿牡丹”而遭到追杀，吓得躲在日本不敢回国。但盛重颐风月场上虽然荒唐，干起事业来却踏踏实实，从不懈怠马虎。1920年大家族分家各房单过，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十多年时间里，盛重颐白手起家，在上海的房地产业也很有些规模了。当然盛宣怀选择四公子也有他的苦衷。当年盛宣怀遵从父命同一天从常州纳进两房妾，一房庄氏，一房刘氏，那时老太爷还在世，老太爷定下了一个原则：谁先生儿子就扶正谁。庄氏和刘氏几乎同时怀上了孩子，按预产期推算刘氏还要早庄氏几天，但庄氏借用了洋人的催产术，于是盛恩颐便提前来到了人世。一个月后，他的同父异母的五弟盛重颐才呱呱坠地。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差，从此注定了庄氏和刘氏以及她们的孩子从此不同的人生命运。封建时代，从皇室到官宦人家，“嫡出”和“庶出”有着天壤之别，盛宣怀也因此犯下了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

接到日本人的通知，盛恩颐回到他极司菲尔路的家，准备行装。1920年大家族析产分家，静安寺斜桥的盛家老公馆分给了长房长孙盛毓常，极司菲尔路的这处大花园洋房是盛恩颐后来盖的。最近几年这个家他已经很少回来了，通常只在过年的时候象征性地回来几天，妻子孙用慧已经见怪不怪。孙用慧比盛恩颐要大三岁，这年虚岁五十了，身体发福变形，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拴住丈夫，现在更不可能奢望丈夫收心。孙用慧第一次听到丈夫在外面“住小公馆”（上海人专指男人出轨的行为）的消息，也曾同盛恩颐哭闹、吵架，她也是豪门望族出来的千金小姐，如何受得了这份委屈？但哭也罢吵也罢，盛恩颐还是我行我素，照样不归家。到后来孙用慧为盛恩颐算了个命，结果算下来说他的“桃花运”要交到老，什么时候人死了“桃花运”也就到了头。孙用慧彻底失望，从此再也无心跟丈夫计较，听之任之，以免徒生无谓之气。孙用慧的婚姻不幸福，这是她自己早已预料到的。他们两人的婚事是两家的老太爷生前定下来的。那时候盛宣怀在四子盛恩颐的婚事上千挑万选、煞费苦心。除了通常的门当户对，作为汉冶萍公司未来的掌门人，盛宣怀计划送盛恩颐去西方留学，因而挑选一个通晓外语的儿媳就成了他的必要条件。那时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大多足不出户，盛宣怀的眼睛便瞄准了外交官的女儿。彼时孙宝琦已连续多年出任大清国驻英、法、意等五国的公使，每次任上他都带着自己的大小姐和二小姐，大小姐便是这孙用慧。熟谙西方社交礼仪，精通英、法两门外语，孙用慧便成了盛宣怀不二的人选。孙用慧本人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她长年沐浴在西方文化中，憧憬着恋爱自由，更不相信所谓“女大三，抱金砖”的中国传统世俗理念。但反对归反对，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是父命难违。后来孙宝琦回国，孙用慧和她的二妹孙用智一度应召进宫，担任慈禧太后的口语翻译。1908年汉冶萍公司之所以能顺利得到清廷的批准成立，作为内应的孙用慧在慈禧跟前费了不少口舌。还未过门就给公公帮了大忙，让盛宣怀愈益觉得这个儿媳的难得。1910年盛恩颐和孙用慧的婚礼在北京举行，两年后两人同赴英伦留学。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邮路断绝，他们没有了国内的接济，在英国过得朝不保夕，备尝艰辛；后来他们又转道美国留学。幸亏有孙用慧这个贤内助，想方设法确保了盛恩颐的留学生活。孙用慧为盛恩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其中两个生在国外的儿女已经夭折。

“传宝媳妇又怀上了。”孙用慧向丈夫报告第一件事。传宝是长子盛毓邮的小名，他出生于辛亥革命那年，正是盛宣怀当邮传部尚书，大红大紫的时候，老太爷用他的官职给孙子取了名，“请德国医生看过了，这次怀的可能是个男孩。”孙用慧接着说。

“我让你少到传宝那边去，你怎么没长耳朵？”盛恩颐恶狠狠地问，“老话说‘下堂不为母，过继不是儿’，你去得多了，人家心里不舒服！”

原来盛宣怀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三房盛同颐没有儿子，便由老太爷做主，将毓邮过继给了三房。盛宣怀前面的三个儿子都是原配董夫人所出。

“七妹今天来过了。”孙用慧接着报告第二件事。七妹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嫁给了张佩纶的儿子张廷重做填房，也就是张爱玲的继母。张佩纶曾是与张之洞齐名的“清流”京官，后来做了李鸿章的女婿。

“她来干什么？”

“过几天就是蔚青和范颐的婚礼了，她过来，我们姐儿俩商量一下弟弟的婚事。”孙用慧说。蔚青是孙宝琦的四公子，大名孙用岱，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才生。这门亲事是孙用慧亲自张罗牵的线。孙用岱从小就喜欢到大姐家里来玩，这位四弟的年龄和她儿子盛毓邮差不多，舅甥两个从小就玩得很好。如今父母不在了，小弟弟的婚事自然该大姐来操心。

说起来这是孙家和盛家的第二门亲事了，按当时上海人的说法，这叫“回头亲”。盛宣怀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大，两个弟弟幼时夭折，四弟也在成年后去世，五弟甲午战争时在北洋前线阵亡，只剩下了这六弟盛善怀。盛善怀早年当过汉冶萍公司的财务官，可惜只活到四十岁也去世了，盛范颐就是他的独生女。

“范颐和蔚青的婚礼，你要代表娘家人出席证婚。”孙用慧又说。

“为什么非要我去？”盛恩颐问，“五弟重颐和七弟昇颐都可以去。我要去日本，派来接我的专机已经停在虹桥机场了。”

“盛家的男性长辈都已过世，颐字辈的三位大哥也不在了，你现在是盛家的长子，当然是你代表盛家证婚！”孙用慧气呼呼地说，“我们孙家那边，出席婚礼的主婚人是八姑父颜惠庆，证婚人是我二叔家的长子孙用恒。你要是不怕盛家在大庭广众中寒碜丢人，你就不去。”

“可是……日本人那边怎么办？”

“你不会向日本人说明情况，请假推迟几天吗？”

孙用慧的一句话提醒了盛恩颐。本来接到日本人的通知后他的心里就一直在打鼓，他不明白日本人为何在这时候召他去东京，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不是应该去，如今正好有个现成的理由摆在面前，何不利用一下？如果能够推迟几天启程，也能给自己赢得了充裕的考虑应对时间。于是他立即给上海的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恳切希望能允许他推迟几天启程。上海方面立即请示东京方面，东京方面最终给出的答复是：婚礼翌日启程，不得延误！

盛恩颐打电话叫来公司事务所的会计师费敏士，商谈赴日事宜。

费敏士，字功甫，上海人，民国初年考取官费生到日本留学，每月领取三十三日元的生活费。当时日本的物价非常便宜，费敏士留学时还能带上妻子和一个仆人，租住在鹿儿岛的一处房屋里。费敏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一面留校在大学院教书，月薪六十余日元，一面在王子造纸厂兼任会计，月薪四十余日元，两下相加，生活过得很优裕。1920年，当时上海有个吴昌硕派画家名叫王一亭者，与费家世交，他希望费敏士能回上海工作，便由其推荐，经汉冶萍公司东京事务所所长叶绪根介绍给公司总经理夏偕复。夏偕复当过驻美公使，是顾维钧后任，他虽然英文很好，但是不懂日文，出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后，因为经常为借款的事去日本，身边需要一个对日交涉的助手。而费敏士不仅精通日文，他的很多帝大同学遍布日本的政商各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正是夏偕复所需要的人才。费敏士进汉冶萍公司后，首先搞预算，后来搞会计，月薪二百元。夏偕复五次赴日商谈借款事宜，都是费敏士陪同。后来盛恩颐把夏偕复排挤出局后，因为费敏士确实人才难得，所以被留了下来。后来盛恩颐去日本，也都是费敏士陪同。

“功甫，”盛恩颐叫着费敏士的字，“依你看，日本人这个时候把我叫到日本去，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想，八成还是为了中日合办汉冶萍。”费敏士沉吟了一会说，“日军马上就要打到大冶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还能因为什么事？”

“我猜也是这个事。”盛恩颐叹了口气，“日本人对这件事始终不死心，家父在世的时候他们没能如愿以偿，现在他们想要从我手里得到了。”

“现在他们是战胜者。”费敏士说。

“我这样做，岂不有悖家父的遗言，是最大的不孝吗？”盛恩颐自言自语，眼睛红了。他的眼前浮现出父亲临终前对他谆谆叮嘱的情景。

费敏士低着头，没有吭声。

好半天，盛恩颐忽然又问：“我们有没有可能……拒签协议？”

费敏士摇摇头：“他们派专机来接总经理，你同意得签，不同意也得签。”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战胜者。”

沉默良久，盛恩颐又问：“如果我们坚持不签呢？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最坏结果会是什么？”

“把总经理留在日本当人质，什么时候签了字什么时候放你回来。”

“他们要扣押我？”盛恩颐脸上变了色。

“然后再找个什么理由，抄没盛氏家族在上海的财产，向总经理施加压力。现在是战争期间，又是在人家占领的地盘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也就是说，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

“没有，在占领者面前，我们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说完这话，费敏士的脸上一片戚然。

“不！我不能就这样拱手把汉冶萍让给日本人！”盛恩颐从沙发上腾地跳了起来，“我们有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学着家父那样，在条件上跟日本人磨蹭！功甫，你去准备一个协议文本草案，把我们的条件详细拟出来，先送给我看，然后我们再仔细地推敲、琢磨，最后定下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几天后，孙用岱和盛范颐的婚礼在上海国际饭店隆重举行，高朋满座，贵宾如云。男方主婚人是曾经出任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颜惠庆，他是孙宝琦的八妹夫；盛恩颐和孙用恒两位堂兄分别代表男女双方家长，在婚书上盖章证婚。婚礼上盛恩颐的整个表情看上去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有人知道，在这位声名显赫的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勉强装出来的笑容后面，他在想着什么。在盛家，每逢遇上婚庆喜事，婚礼仅仅只是个序幕，婚礼结束后，接下来的保留节目必须上演——孙、盛两家的亲朋宾客移座极司菲尔路盛公馆的大花园看戏，那里的戏台已经搭好，孙、盛两家要在这里唱上整整三天的堂会！几天前孙用慧和七妹孙用蕃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别以为他们唱堂会是从哪里请来的戏班子，其实全都是孙、盛两家的太太小姐们自己粉墨登场。五小姐盛关颐、六小姐盛静颐、八小姐盛方颐，毓字辈孙女中的盛毓珠、盛毓青、盛毓菊，还有盛毓邮的太太任芷芳、盛毓度的太太彭菊影、任芷芳的侄女任颍华、孙用慧的妹妹孙用鲁、八小姐丈夫彭震鸣的表妹周毓俊……全都是京剧票友。盛恩颐的女儿盛毓珠（小名五毛岫云），还是上海滩上的程派名票，艺名“颍若馆主”。有这么一大帮子人，行当齐全，她们能唱全本大戏。只有文武场是从外面请来的，操琴是请的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的琴师周昌华。

婚礼第二天，在大公馆鼓板琴钹的高亢激越和咿咿呀呀的吊嗓声中，没有人注意到，老爷盛恩颐和费敏士悄无声息地出门前往机场了。在他们的身上，揣着那份合办汉冶萍公司的中方方案书。

等到上了飞机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专机”。飞机上挤满了回国休假的日军军官，还有很多身穿和服的日侨以及他们的眷属，人挨人，连插足都很困难。盛恩颐和费敏士好不容易才挤进了机舱里。一上飞机，盛恩颐就开始抱怨起来，抱怨日方没有诚意，一是派这么一架破运输机来“请”他，二是既然是“专机”，就不该让这些毫无关系的军人、侨民、侨属“搭便车”，机舱里小孩哭闹，汗臭味弥漫，空气污浊，像是贫民区里的菜市场。正在抱怨，身边的费敏士忽然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他。他抬眼望去，身边一位肩扛大佐军衔的日军军官正恶狠狠地瞪着他。他不知道那位日军军官是否听懂了他的抱怨，但他充满敌意的眼神叫人不寒而栗，盛恩颐赶快噤声了。

接下来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几个小时手脚都不能伸展一下，傍晚的时候，飞机终于降落在了大阪机场。飞机可能是临时降落加油，飞机上的人都没有下去，这时那个日军大佐忽然指着盛恩颐和费敏士：“你们的，统统下去！”

盛恩颐和费敏士都愣住了。费敏士用日语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京。”

“飞机上的人太多了，你们必须下去！你们可以从大阪乘坐火车去东京。”日军大佐操着生硬的汉语，蛮横地说。

盛恩颐的脸都气歪了，大声质问：“为什么是我们下去？应该下去的是你们！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

“支那人，猪猡！”日军大佐目露凶光，“滚下去！”

这时机舱里其他的日本人都跟着喊起来：“支那人，滚下去！滚下去！”

见势不对，费敏士暗中扯扯盛恩颐的衣袖：“总经理，我们……还是下去吧！”

“我偏不下去！”盛恩颐的犟脾气上来了，“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没有这样对待客人的！一个没有教养的民族！我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支那人，我说了，你们必须下去！”那个日军大佐忽然站起来，揪着盛恩颐的衣领，开始用力往舱门方向推。

费敏士赶忙站起来解围：“大佐阁下，息怒！息怒！……我们下去。”于是连拉带劝，把盛恩颐拉下了飞机。

当天晚上，他们乘坐火车抵达东京，被安排下榻在帝国饭店。

整个这一晚上，盛恩颐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也许他想起来了前几次来日本，被待若上宾的情景？盛恩颐第一次东渡，是辛亥革命后追随父亲逃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人为了合办汉冶萍公司，是用最高规格来接待父亲的，首相和内阁大臣都出面接见。后来自己执掌了汉冶萍，为了谈判公司借款也曾两次来日本，虽说已不如从前的接待规格，但毕竟人家还是客客气气的，从来没有在日本人面前受过如此的凌辱。

第二天上午，“日铁”派来的车开到帝国饭店，接盛恩颐和费敏士去陆军省。车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大藏省预金局的官员，一个是日铁株式会社的中井社长，盛恩颐都是熟人。看盛恩颐不高兴的样子，中井社长便问怎么回事，费敏士把路上遭遇的不快说了，中井社长便劝慰说：“盛桑请不要生气了，别说是对你们中国人，就是在日本国内，军方也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连天皇都要对他们让几分。我向你表示歉意。”

到了陆军省，接待他们的是陆军省次长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开宗明义说：“神勇的帝国皇军马上就要打到湖北大冶了，占领大冶后，大冶厂矿将归军部接管，然后由军部委托给日铁株式会社经营，从此与你们汉冶萍公司无关。”

费敏士翻译后盛恩颐愣住了：“怎么，你们不是谈中日合办汉冶萍？”

“大冶铁矿已经是我们的了，还谈什么合办！”

“怎么是你们的？”盛恩颐问，“它明明在中国的地盘上，是我们公司下属的矿山，这在前清的农商部就已经明确注册了的。”

“我们所得到的大冶铁矿，并非来自于汉冶萍公司，而是从你们的蒋委员长手里，通过战争的方式夺取的！它是战利品！既然是战利品，就应该由我们军方处置！难道你连这个也不懂吗？”东条英机语气狂妄。

“日铁”社长中井接着说：“现在大冶铁矿的破坏很严重，接管后我方还得投入大批资金对其进行修复，重新配套设备。我们将自行管理这座矿山，当然如果需要，也会聘请一部分贵公司原先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盛恩颐现在才彻底弄明白了，日本人不是要跟他合办汉冶萍，人家用飞机大炮，用血腥的进攻和屠杀，已经把大冶铁矿夺走了。

“请问，”盛恩颐想了想说，“你们以后开采出来的铁矿石，是不是继续抵扣和偿还汉冶萍公司向贵方的借款？”

“我们自己采矿，自己运输，凭什么替你们还账？”中井反问。

“我们和汉冶萍公司的债务关系仍然存在。”大藏省预金局的那位官员说，“我今天来代表债权方。贵公司向日本正金银行、兴业银行的借款，都是从大藏省预金局拨出来的，是国库资金。”

“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个四方协议，代表日本军方、债权方、委托经营方以及汉冶萍公司方拟定了几个条款，在座的各位，请分别代表四方签字。”东条英机拿出了一份中日文对照的协议书。

盛恩颐看了一下中文本的协议，里面的条款都是刚才所谈到的内容。

盛恩颐忽然找到了一条以矛攻盾的理由，他壮了壮胆子问：“既然你们是用战争的方式得到的大冶厂矿，为什么还要找我来签这个字？”

费敏士翻译后，几个日本人面面相觑着。

“那是因为你现在名义上还是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东条英机恶狠狠地说，“你必须书面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大冶厂矿已经和汉冶萍公司脱钩，没有了任何关系！”

盛恩颐提起笔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下，但他明白今天已经没有退路，签不签字都无关大局。他很快就找到了两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其一，日本人是用战争方式得到大冶铁矿的，而不是从合办汉冶萍的谈判桌上得到的，这样他就有理由对九泉之下的父亲说：我并没有违背先父的遗言。既然国家都不能保护它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其二，即便他今天不签字，他也无法阻止日军对大冶的占领，更无法阻止“日铁”未来对大冶铁矿的疯狂掠夺。

盛恩颐最终还是签了字。

返程的时候，日本人安排了参观，游览，访问。先是到朝鲜汉城，参观皇宫；然后到满洲国，参观奉天北陵，游览旅顺、大连，亲身感受日本人统治下的“王道乐土”。但盛恩颐这一路上都蔫头耷脑，打不起精神。按行程本来还要去北平和天津，盛恩颐推说身体不适，提前结束了行程，回到上海。

最早发现盛恩颐变化的，是妻子孙用慧。

从日本回来后，盛恩颐搬回极司菲尔路的盛公馆来住了；他打开了楼上那间尘封多年的办公室，让用人仔细地清扫了一遍；他还吩咐公馆里所有的人，以后但凡他从前的那帮酒肉朋友打电话进来，一律回话说：老爷不在家。盛恩颐说到做到。有一天，与他最要好的酒肉朋友“周三”打电话进来，说朋友们听说他从日本回来了，今晚要为他接风洗尘，喝花酒开赌局，那“周三”本名周孳田，是扬州大盐商周扶九的孙子，行三，人称“周三”，也是个一掷千金的阔少，当年在上海滩与盛恩颐并称“周三盛四”。公馆里的人按照盛恩颐的交代回话后，“周三”不信，直接杀到盛公馆来了。他闯进楼上的办公室，见到正在翻检文件的盛恩颐。谁料盛恩颐翻脸不认人，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周三”这个人，喝令家丁把他轰出去。气得“周三”拂袖而去，从此不再跟盛老四来往。

“老爷浪子回头了。”孙用慧欣喜地跟亲友们说。

孙用慧弄不明白，丈夫怎么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不知道，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任人宰割的命运，加上日本人的蛮横与掠夺，浑浑噩噩一辈子的盛恩颐终于在这一刻被一记闷棍打醒了，他觉得自己是应该好好做事了。可等到他真想要做事的时候，他才发觉已经无事可做。汉冶萍公司下属厂矿中，汉阳铁厂被政府征收拆迁，萍乡煤矿易主，唯一正在运行的企业大冶厂矿又被人生生夺走；公司的机构人员中，也只剩下了不到十个人的设在汉口俄租界的大冶厂矿保管处，负责保管大冶厂矿的重要卷宗、仪器、物品、图样、铂杯、矿税税照、银器、账目、救国公债等物品以及设在上海的公司事务所的六名留守职员，偌大的汉冶萍公司已经名存实亡。公司没有业务开展，盛恩颐又能干什么呢？

他忽然想起了汉冶萍的一些小厂矿。

汉冶萍公司在长达数十年经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和大冶铁厂的过程中，还同时投资和购置了一批小型厂矿，这些小型厂矿有的已经开办，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开办，有的根本就没有开办。比如分布在湖北江夏的马鞍山煤矿，湖北阳新的兴国锰矿，湖北鄂城的武昌铁矿，湖北大冶的道士洑煤矿、金山店铁矿、株树下煤矿、飞鹅尾煤矿，湖南长宁耒阳的长耒锰矿，安徽当涂的龙山铁矿，江西鄱阳的鄱乐煤矿，河北龙烟的龙烟铁矿等。这些小型矿山中，有的已经向当时的民国政府农商部领取了矿照，有的还未领取，在勘探中就停止了；还有的是合资企业，汉冶萍公司占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股份，比如鄱乐煤矿、龙烟铁矿等。盛恩颐想，能不能将这些小型矿山组合在一起，组建成立一个新的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呢？他为自己的这个设想所兴奋。但战时已无法召开董事会讨论此事，于是盛恩颐去找傅筱庵商量。

傅筱庵依靠盛家起家，他在年龄上差不多要大盛恩颐二十岁，盛恩颐从小就是他带大的。他也是汉冶萍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老太爷盛宣怀在世的时候，就让他担任了董事会的副会长和股东联合会会长，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辅佐盛恩颐，后来他成了盛恩颐倚重的智囊人物。不过现在要找傅筱庵可不好找，他是个大忙人，正在四处活动，谋取上海特别市市长的位置。傅筱庵这个人经商的同时，还喜欢在政治上投机钻营。1926年他投靠孙传芳，当上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傅筱庵也投桃报李，从中国通商银行准备金中提取200万元，捐赠孙传芳同北伐军作战。后来孙传芳兵败退走，北伐军开进上海，傅筱庵又筹办大批慰问品劳军。但北伐军很快抓到了他的把柄，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傅筱庵，吓得他当晚化装乘船逃到大连躲避，一直到四年后通缉令撤销才回到上海。

盛恩颐好不容易找到了傅筱庵。说明来意后，傅筱庵取笑道：“怎么，四老爷这是浪子回头，想起来要做正经事了？”

“这次去日本……唉，别提了。”盛恩颐余恨未消，“日本人公开把大冶厂矿抢走了，分文不给，简直是一伙强盗！”

“人家是战胜者。大半个国家都是人家的了，何况一个大冶厂矿？”

“宗耀兄，听说你要竞选上海特别市市长？替日本人办事，那不是汉奸吗？老弟可要劝你，咱们都是生意人，何必去招惹那些麻烦？”

“这你就不懂了。”傅筱庵笑了笑，“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做生意，没有日本人的庇护撑腰，你做得成？行了，不说这个了，你刚才说要组建一个……什么公司？”

“组建一个新的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我想还是打汉冶萍这块牌子——就叫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想法不错，你打算具体怎么做？”

“汉冶萍从前投资和购买了一批小型厂矿，现在很多都闲置在那里，我打算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重新制定章程。我查了一下，那些小型矿山中，多数已经在民国政府农商部领了矿照，没有领照的只有少数……”

“你等等，等等。”傅筱庵忽然打断盛恩颐的话，“你说的那个民国政府现在还在吗？日本人会承认吗？”

盛恩颐愣住了。

“那些手续都已作废。你要办公司，就必须在日本人那里得到批准，重新登记注册。而且，”傅筱庵顿了一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资金从哪来？”

“招股呀。”盛恩颐说。

“你说得轻巧！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战争还未结束，兵荒马乱的，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愿意把钱往这里投？”

“咱们可以先找几个大股东，大家解囊，先出资启动。宗耀兄，你当仁不让少不了，肯定要算一个。”

“我哪还有钱呀？”傅筱庵装穷，“我的钱都认购了汉冶萍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股份。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汉冶萍把股份退给我。”

“你说得轻巧！汉冶萍现在空壳一个，哪有钱退股份？”

“也不是不可能。”傅筱庵沉吟着，“汉冶萍的资产被国民政府征收拆迁，那可都是股东的血汗啊！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政府总不能一毛不拔吧？我以为可以去向政府上访请愿，要求政府补偿股东。体谅到战时政府财政困难，哪怕暂时只补偿一部分也行，新公司的开办费用就有着落了。”

“宗耀兄这么一说，还真提醒了我。”盛恩颐顿时兴奋起来，“国民政府现在临时迁都武汉，我们派人去。最好是派一个股东请愿代表团，这样有声势，请愿团由宗耀兄领衔。”

“不，不，我忙，我没时间去。”傅筱庵赶忙摇头，生怕沾上这事。

“你是股东联合会会长，代表股东，名正言顺。”

“我去不去作用不大。我倒是考虑，此行还非四老爷出面不可！”

“此话……怎讲？”

“请愿是做的面子上的文章，私下里还得在国民政府的高层找关系活动，游说，打通关节。谁在国民政府高层有关系？你们盛家！孔祥熙现在是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财政大权在握，给不给、给多少都是他一句话。只有你们盛家出面，才搬得动这位财神爷。”

盛恩颐不吭声了，他觉得傅筱庵说得在理。

早年间老太爷盛宣怀在世的时候，宋家的老太太倪桂珍就在盛家当“养娘”。“养娘”是过去官宦人家请的老妈子，类似于女管家，专门负责打理和督促本家小姐从小到大的生活起居。虽说也是下人，但因为和小姐的特殊关系，通常更受到主人家的礼遇。那时候宋氏三姐妹还是少女，因为有倪老太太这层关系，她们常来盛公馆玩，跟盛家的小姐们相处得很好。跟宋氏三姐妹不同，盛家的小姐们从未进过正规学堂，据说是老太爷怕她们被人绑票，也怕她们在外面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小姐们的教育都是请的家庭教师。宋家大姐宋霭龄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通过倪老太的关系应聘进入盛家五房，给五小姐盛关颐当英文家庭教师，直到几年后她嫁给山西商人孔祥熙。后来宋子文进入汉冶萍公司当英文秘书，也是因为有倪老太这个关系。这些年盛家小姐尤其是五小姐盛关颐和宋家大姐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遇上盛家有什么事情，通常宋家大姐还是愿意出面帮忙的。比如上次大冶厂矿的部分职员被武汉行营以汉奸罪拘押，盛恩颐就是找的五小姐盛关颐给宋霭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后来由孔祥熙出面把这件事摆平了。盛恩颐想，请愿团事关重大，看来自己还真得出面了——当然，最好是带上五小姐盛关颐的亲笔信，拉上五弟盛重颐一块去，毕竟五房跟宋霭龄的关系更深一层。

盛重颐的公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是上海最顶尖的几栋豪宅之一，其豪华程度超过了盛恩颐在极司菲尔路的盛公馆。这幢房子建于1900年，原为德国商人建造，后来被一个英国商人买下，那个英国商人回国时又转手卖给了盛重颐。房屋建筑为德国古典式风格，内藏式阳台，巨型的罗马柱豪华气派，楼梯间用进口法国彩色玻璃作为装饰顶棚，墙面有姿态各异的古希腊神像雕饰，柚木的护壁板上有精美的浮雕图案；豪宅的南部有宽大的草坪和茂密的树林，花园中有大理石喷水池，池中塑有希腊神像。盛重颐能接手这样的豪宅，也足见其生意上的成功。1927年大家族析产分家后，盛重颐主要从事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投资。他在外滩的台湾银行大楼里开设了一家“溢中银公司”，专门从事债券和信托投资，赚了不少钱。他还在炒地皮的同时，利用分家时得到的静安寺老公馆西侧的一块地皮盖了一大片里弄房子，取名愚斋坊，专门对外出租，赚取稳定的租金。

盛恩颐说明来意后，盛重颐想了想说：“重组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我举双手赞成。但组织股东请愿团向政府请愿，要求对股东做出补偿，政府有这可能吗？”盛重颐素来持重，凡事都要想好了再去做。

“你没做，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盛恩颐反问，“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在人为。更何况我们还有宋家大姐这个关系，值得去试试。”

“我是说……国家正在难中，现在全民抗战，我们这么做，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宪法也没说战时就不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政府不能这么无偿征用吧？泮臣，你也是汉冶萍的股东，此事跟你也利益攸关，你可不能推辞呀！”泮臣是盛重颐的字，盛恩颐字泽臣。

“我没有要推辞的意思呀！既然四哥这么说，我跟你去就是了。”

随后又在上海本地找了几个汉冶萍的股东，连同盛家兄弟二人，差不多就凑齐八九个人了。请愿团绕道香港，飞到了汉口，当晚下榻在汉口璇宫饭店。

第二天，请愿团乘坐轮渡过江去武昌。八月底九月初，武汉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大街上随处可见市民挥舞着小旗，夹道欢送各式各样的民间抗敌义勇队、宣传队、各界劳军慰问团以及伤势痊愈的士兵向前线开拔；各机关、学校、工厂撤退的人员和器材堵塞于途；从长江上逆流而上的每艘轮船上，都满载着厂矿机器和大批人员；而车站、码头上，依然是难民潮汹涌。根据军情通报，东线日寇在攻陷九江后，正在瑞昌、阳新一线与国军缠斗；而北线日军，已经逼近了信阳、潢川一线。为了稳定军心、民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三军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依然还在武汉督战，没有撤往重庆。

请愿团在武昌红楼前的阅马场上正好遇上了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活动。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劝募员拦住请愿团，说：“先生们，看你们衣冠楚楚，一定是有钱人。请你们为前方浴血杀敌的将士们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众人都没有思想准备，面面相觑着。这时候盛重颐早已从他的手指上拔下了那颗大钻戒，扔进了那张硕大的“献金网”里。大家这才赶忙从身上掏钱，不论纸币还是大洋，成把地往那里面扔。

女学生惊喜道：“谢谢先生们！谢谢先生们！”

事后，盛恩颐低声道：“老五，你倒是大方啊！”

“四哥，你没看见吗？”盛重颐苦笑道，“民众们都在踊跃献金，我们却跑来向政府讨债……嘿嘿，聊表心意吧。”

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武汉后，行政院就设在武昌红楼，这里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督军府。行政院里一派忙碌，各部委的办公室基本不办公接待了，人们都在匆忙地清理卷宗档案，打包文件资料，准备随时撤离武汉。盛恩颐他们好不容易打听清楚了办他们这件事的程序：首先把请愿书送到经济部下属的分管民营工业的厂矿调整处，由厂矿调整处拿出意见后报经济部，经济部同意后再报到行政院审核。好在经济部也在红楼，他们就去了经济部厂矿调整处。

厂矿调整处一位姓徐的副处长接待了他们。听他们说明来意后，那位徐副处长说：“关于这件事，政府不是已经有个意见吗？早在去年9月1日，军政部在接收汉阳铁厂的复电令中说‘此次本部接受该厂，以战事紧急处置，一切物品希照数点交，俟战后清算。……’”

“彼时遥远，眼前部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生活困难，战时环境下难以从业自救，希望政府体恤。”盛恩颐马上接着说。

“是啊！”一位股东马上附和，“沦陷区百物腾贵，我们实在是撑持不开啊！”

“政府能酌情弥补一部分，其余的战后清算，也是可以的。”另一位股东说。

“说战后清算恐怕是个遥遥无期的托词。”一位心急口快的股东代表接着说，“战后是几年？五年？十年？再说了，国家亡了，政府没了，到时候我们找谁去清算？我们股东的血汗钱岂不打了水漂？”

盛重颐暗中拽了拽那位股东代表，希望他能打住。尽管这番话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担忧，但不好在这种场合公开挑明。

果然，那位徐副处长发怒了：“放肆！你们这帮只顾自己的奸商！你们胆敢在政府机关里公然宣扬‘亡国论’！谁说中国要亡？你们对抗战没有信心，可你们看看——”他推开窗户，阅马场上群众踊跃献金的场面跃入眼帘，“有这样的爱国民众，请问，我们的国家会亡吗？……国家正在危难之中，全民抗战，救亡图存，人人都在为国家排忧解难，竭尽绵薄。偏偏你们这帮奸商，乘人之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向国家伸手，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还配做中国人吗？……”

一番话直骂得大家面有赧颜，抬不起头来。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盛恩颐赶忙站出来赔不是，“长官教训得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知错了。”

“到武汉来一看，我们对抗战胜利有信心了。”一位股东赶忙说。

“中国不会亡！”“抗战必胜！”其他股东纷纷附和。

最后好不容易说服那位徐副处长接下请愿书。他答应等翁部长来部的时候，再呈送给翁部长审阅。第二天翁文灏来经济部坐班，徐副处长把汉冶萍股东代表的请愿书送进翁部长办公室，还说了那帮奸商如何见利忘义，又把自己如何训斥那帮奸商的经过说了一遍，言辞中颇有得意之色。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翁文灏瞪着徐副处长，“你把人家的家当搬来了，人家事后来找你要点补偿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要求过分吗？什么叫不该这时候来向政府要钱？你差人家的钱了，人家体谅政府战时的难处，愿意放弃，那是人家的爱国心意；人家不愿放弃，那是人家本来的权利，当然随时可以来要！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政府也口口声声说保护民营工商业，可总得拿出点诚意和实际的行动吧？政府眼下有难处，可以跟人家商量嘛，求得人家谅解；不要因为你是官府，你就可以蛮横不讲理！”

“是，是。”徐副处长诺诺连声。

“你通知一下汉冶萍的请愿代表，我要见见他们，听听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要求。”翁文灏说。

去过行政院的当天晚上，盛恩颐和盛重颐兄弟俩就去拜访了宋大姐。孔祥熙在武汉的临时官邸也在珞珈山上，是一幢位于半山腰的别墅，离蒋介石的半山庐不远，宋大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孔祥熙不在家，宋大姐说他去重庆了，还得过几天回来。兄弟俩说明来意，盛重颐又拿出了五小姐盛关颐写给宋大姐的信。宋大姐看完信沉吟了好半天，说：“你们这事，恐怕……难哪！”

兄弟俩面面相觑着。

“我们也知道政府眼下有难处，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先补偿一部分，也是可以的。”盛重颐说。

“你们所说的一部分，是多少？”宋大姐问。

盛恩颐接话道：“汉冶萍几千万的资产，能不能先补偿个三五百万？”

“几百万，说是不多，可你们哪知道孔院长的难处啊！”宋大姐叹了口气说，“全国抗战，政府每天的军费开支、行政开支是五百万，一年下来差不多就要二十个亿，可政府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到四个亿。为了这每天开门的五百万，孔院长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费尽了心思，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去筹措。孔院长的愁，只有我最清楚。你们这件事，估计在他那里通不过。”

盛重颐又求道：“请宋大姐在孔院长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汉冶萍股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时候来麻烦政府的。”

“你们盛家的事情我何尝不想帮忙？”宋大姐很知己地说，“盛家对宋家有旧恩，能帮的事情我没推辞过。可问题是庸之每天都为钱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我要再说这件事，那不是给他添堵吗？所以有些不好开口。要不这样吧，等他回来后我先试探一下，不行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你们看行吗？”

话说到这份儿上，也只能如此了。

从孔祥熙官邸出来，盛家兄弟都觉得这事没什么希望了。

又过了两天，经济部的电话忽然打到璇宫饭店来，通知汉冶萍股东代表请愿团，翁部长要接见他们。大家都猜不透这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又要挨官方的训斥呢，都硬着头皮去了。

坐下来后，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翁文灏的开场白竟然先从评价汉冶萍开始：“兄弟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汉冶萍了。1902年，兄弟13岁的时候在家乡宁波府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从《申报》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汉冶萍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后来兄弟赴西洋留学，学的是地质学，地质与矿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后来兄弟在研究中国的采矿业和冶炼工业时，首先关注的也是汉冶萍。汉冶萍是中国第一家跨行业、跨地区的钢铁煤大型联合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兄弟记得，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中国钢铁年产量的百分之百都是汉冶萍公司生产；汉冶萍公司所生产的钢轨和钢轨配件，迄今为止已经铺设了中国的京汉、粤汉、津沪、沪宁、同蒲、正太、南浔等九大铁路干线。汉冶萍对于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汉冶萍功不可没！”

股东们愣了一下，立刻掌声如雷。

“汉冶萍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翁文灏停顿了一下，“就比如正在迁建的汉阳铁厂，它是汉冶萍公司的龙头企业，也是中国钢铁工业仅存的最后一点家底，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播撒到大后方，将来它一定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茁壮成长，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它的贡献！你们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国家和民族应该感谢汉冶萍，感谢你们这些汉冶萍的股东。因为汉冶萍的贡献，也就是你们的贡献！”

会场里的掌声经久不歇。

“当然，汉冶萍在后来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翁文灏接着说，“比如举借日债问题。像汉冶萍这样大型的民营工业，资金始终是限制它发展的瓶颈问题。汉冶萍成立伊始，中国股份制的运作还在初始摸索阶段，尚不成熟，而中国又没有西方那样成熟完备的资本市场可供它融资，举借外债便成了汉冶萍唯一的出路。国人往往对此多有异议，而不知道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汉冶萍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翁部长，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盛恩颐插话，“汉冶萍命途多舛，从它诞生之日起，战乱便如影随形。比如汉冶萍成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武汉是首义之地，成为南北争夺的核心战场，汉阳铁厂因而蒙受重大损失。民国后，南北割据军阀混战，汉冶萍的煤铁运输通道因兵燹而不得不经常关闭，导致停产频仍；而地方军阀对汉冶萍下属厂矿的盘剥敲诈，更是有增无减。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后，原以为总算有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了，孰料日寇侵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汉冶萍被迫肢解，星散大后方，名存实亡。”

“这位先生说得对。”翁文灏朝盛恩颐望了一眼，“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中国民营工业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这点而言，汉冶萍为研究中国的民营工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教训。但这些都是战后去做的事情，眼下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按说政府本应保护民营工业，政府对汉冶萍的征收实在是出于战时需要，无奈之举，还请各位股东谅解。”

“我们能理解！”“我们支持全民抗战！”股东们纷纷表示。

“所以兄弟以为，各位远道而来，向政府提出经济补偿的要求是合法正当的。只是考虑到战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恐怕很难如大家所愿。兄弟现在想知道，各位的具体补偿要求是多少？”

盛恩颐又道：“汉冶萍有数万股东、几千万资产，政府倘能拨出三五百万为我等解困，我等便感激不尽了。”

翁文灏沉吟道：“各位的要求嘛……也不算过分。兄弟会把各位的要求如实反映上去，至于能不能拿到补偿，能拿到多少，就不是兄弟所能决定的事情了。职责所限，还请各位股东谅解。”

股东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结束了座谈会。

事情又有了一线希望，大家回到饭店，满怀希望地等着。

几天后孔祥熙回到武汉，当他在行政院院长办公室里看到由翁文灏签署批复的汉冶萍股东代表请愿书，立即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走进了半山庐。

“咏霓太不像话了！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三五百万的补偿要求不算过分，政府可酌情给付’？他当好人，做顺水人情，让我去顶恶人名！”

“庸之，息怒，息怒。”等到蒋介石看完请愿书，他也来气了，“娘希匹！国难当头，跑来向国家伸手要钱，他们也太不识时务了！让戴笠去查查，这帮从敌占区来的奸商，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几天后，一封匿名信送到了璇宫饭店。送信人自称是宋大姐派来的，信上只有短短的两行字：速急离汉，军统盯上你们了。

这时候盛恩颐他们才注意到，璇宫饭店的门口、周围，到处都有三三两两的便衣特务。他们吓得赶快订机票，一溜烟似的逃回了上海。

向国民政府争取补偿、重组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计划看来是落空了，但公司还得要办下去。盛恩颐认为公司一旦成立，他就不信招不到股份。现在看来，首先得把新公司的牌子打出去，有了这块牌子，他就能说服那些股东入股，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看来重新登记注册、申领矿照税照，这步必须先走。盛恩颐没有用公司秘书，而是自己熬了几个通宵，亲自搞了个《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带着汉冶萍从前那些小矿山的地契、矿照等资料，开始为登记注册忙碌起来。他先去了上海市政府。那时候的上海连市长都没有，哪有“政府”呀？由日本人扶持起来的上海市大道政府，只存在了不到四个月就烟消云散了。不过好在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刚刚已经成立，盛恩颐便专程去了趟南京，找到维新政府的实业部，把申办公司的资料递了进去，但旋即被退了回来，“对不起，暂不受理”。盛恩颐问是何原因？答曰“无可奉告”。盛恩颐一头雾水地回到上海。从武汉到南京一圈奔走下来，要办的事情一件也没办成，盛恩颐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

正在百无聊赖之际，一天盛公馆来了一位陌生的访客。那是一位年约七旬的老者，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操一口带河南口音的京腔。

盛恩颐疑惑地问：“请问老先生是——”

“老朽袁乃宽，与令尊大人同为袁大总统旧部。”

“哦！”盛恩颐顿时恍然大悟，“失敬！失敬！”

说起这袁乃宽，还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人物。袁乃宽，原名袁克宽，字绍明，河南正阳县人，幼年丧父。因其父曾在军中与项城袁世凯联宗，袁世凯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全权代表后，袁乃宽遂投奔袁世凯，在其麾下效力，两人自此以叔侄相称。袁乃宽初任文案，颇得袁世凯信任，屡获升迁。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擢升袁乃宽为拱卫军军需总长，第二年授陆军中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袁乃宽是他手下最积极得力的几个干将之一，曾任“大典筹备处”庶务主任。袁世凯登基用的价值80万元的龙袍、12万元的玉玺、5颗共60万元的金印以及御座、御冠、祀天仪式等，共耗资达2000万元，皆由袁乃宽一人操办。因从事复辟帝制有功，袁乃宽后获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和二等文虎勋章各一枚。时人曾将袁乃宽列为复辟帝制的“七凶”之首，与杨度等“六君子”并称为“十三太保”。蔡锷等革命党人在发出的讨袁檄文中，将袁乃宽列为祸首之一，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将“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隆重安葬袁世凯，由袁乃宽主持丧事。后来袁乃宽又暗中帮助过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曾先后出任过李经义内阁的内务总长和曹锟摄政内阁的农商总长。1924年冯玉祥进兵北京，赶曹锟下台，至此袁乃宽方退出政界，在北平闲居当寓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华，华北沦陷，此时的袁乃宽又耐不住寂寞了，公开跳出来和王克敏、殷汝耕、王揖唐等人搅和在一起，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筹办“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因受“留日派”的排挤，一气之下退了出来。在政界没有捞到油水的袁乃宽，转而又到商界中来寻求机会。其时由日本的财阀和军阀牵头，先后在中国的沦陷区成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两个国策公司，意图控制中国的经济。袁乃宽便自告奋勇替日本人当说客，游说中国的商人和资本家入股投资。他在上海听傅筱庵说盛恩颐正在筹备组建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就主动找上门来。

“听傅筱庵说，盛总经理打算重组汉冶萍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双方落座后，袁乃宽开门见山问。

“唉，别提了。”盛恩颐摇着头，“困难重重。资金没有着落不说，至今连个手续也办不下来，南京政府根本不受理。”

“盛总经理可知道，南京的维新政府为何不受理阁下的办矿申请？”袁乃宽故作诡秘地问。

“你知道……为何？”

“早在南京维新政府成立之初，他们就和日本人签订了《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日本人要把江南的采矿业统一起来管理，你想想，没有日本人同意，他们怎么会允许你一家独立开采？”

“原来如此！”盛恩颐恍然大悟，“那可怎么办？”

袁乃宽大包大揽道：“盛总经理请放心，此事包在老朽身上了。”

“怎么，袁公在日本人那边有关系？”

“嘿嘿……算是有吧。”袁乃宽笑了笑，没有说出日本人的真实内幕。他怕说出实情后，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不过有件事情必须要和盛总经理先行商量，新公司不能再用汉冶萍的名头。”

“那是为何？”

“其一，日本人那里是否通得过？其二，天下人都知道汉冶萍已是空壳公司，名虽存而实已亡，用这样的招牌，今后谁还敢往你这里入股投资？”

盛恩颐沉吟半晌后道：“这倒也是。……袁公以为用什么名头？”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新名头，盛总经理以为如何？”

“也行。但是汉冶萍的老股东必须控股。”

“当然！你联络一部分自己人，出资控股达到百分之五十一，余下的百分之四十九我替你想办法，去招商。”

“那是差不多一千万呢，能招到吗？”盛恩颐还是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包在老朽身上了，没问题！”

“请等等！”盛恩颐对正准备起身的袁乃宽忽然喊，却又有些难以开口。

“盛总经理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那晚辈就实话实说了。”盛恩颐比袁乃宽要小个二十多岁，加之袁乃宽与其父又是北洋同僚，所以盛恩颐自称晚辈，“常言道无利不起早，袁公一把年纪了，却为他人之事如此热心张罗奔走，究竟为了什么？”

“盛总经理是疑心老朽别有用心吧？”袁乃宽坦然地笑着，“放心吧，老朽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是他人之事，因为老朽也想当股东。”

“这么说袁公也要入股？”

“当然！老朽虽无盛家之殷实家底，但也决不会甘居众人之后。”

袁乃宽这么一说，盛恩颐就彻底放心了。

没多久，袁乃宽果然把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和矿照、税照一并拿到手了，他兴冲冲地送给盛恩颐看。在这份由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批复的文件上，明确署明“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华中株式会社之下属子公司，注册资本两千万元，其中华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百分之四十九。”在矿照上“发起人”一栏里，写着盛恩颐、袁乃宽的名字；法人一栏暂时空缺，由股东大会选举出董事会和总经理以后再补记。

“怎么……日本人搅和进来了？”盛恩颐皱着眉头。

“没有日本人，你办得成吗？”袁乃宽反问。

“与日本人合资……毕竟还是让人心里不踏实。”盛恩颐不禁想起了其父临终前的叮嘱。

“中日合资有什么不好？你们汉冶萍，不是跟日本人合资了几十年吗？”

“那是合作，不是合资。”盛恩颐纠正道，“汉冶萍只是跟日本人借资，然后用生产的铁矿石偿还借贷。”

“说穿了一回事，差不了个球。”袁乃宽冒出一句粗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不合资，上哪去筹措那么多股本？没问题，反正公司由中国人控股，再说了，子公司也是独立法人。”

盛恩颐也只能认了。不久，新公司筹备处在上海挂牌，接着在北平、上海、天津等沦陷区大城市的报纸上，同时登出了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募股公告。盛恩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法筹齐那百分之五十一的华资股本。按照总股本额2000万元计算，50元一股，总共需募400000股。百分之五十一，就得募集204000股，共一千零二十万元。入股盛家当然要带头，但此时盛家兄弟已经分家多年，各房中除了五房盛重颐生意经营得比较好以外，其他各房已大不如前了。盛恩颐这些年来纸醉金迷一掷千金，家里被掏空了不少，现金虽然不多但大家族的家底毕竟还在，银行债券、股票以及地皮、房产等不动产变卖一部分后，盛恩颐认购了4900股，合245000元。盛恩颐又动员盛家其他各房和汉冶萍老股东出资认购，连同傅筱庵等老股东以及社会上的募股，所募资金已基本完成。盛恩颐没有料到社会募股会那么踊跃，登报以后投资者踊跃，募到的资金总额已经超过了华资的一半。袁乃宽个人也认购了一千股。

1938年底，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公司的组织架构完全是按照日本人的《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组织纲要》来设置的，公司的管理大权都由日本人掌控。盛恩颐被选入了董事会，但给他的职务仅仅只是监察人，年支薪金2400日元。因为盛恩颐的这个任职，为战后汉冶萍资产的清算埋下了大隐患，也给他个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波折。

盛恩颐终于醒悟想做事了，但阴错阳差，他却做了一件最不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