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认贼作父

盛东福后来的起家发迹，主要得益于他的日本义父西泽公雄。

四十多年前，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的春夏之交，日本驻宁波领事西泽公雄，放弃了回国探亲休假，独自一人对长江中游的大冶铁山进行了一次神秘的地质考察。但西泽公雄来得不是时候，他刚好赶上了鄂东一带的瘟疫爆发流行，西泽公雄考察心切，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了疫区。几天后，西泽公雄终于身染恶疾病倒，躺在大冶铁山主峰狮子山下的一条杳无人迹的山沟里，奄奄一息。当地一位绰号名叫“独眼铳”的猎户在打猎时发现了他，把他背回了家。“独眼铳”大名盛茂林，铁山脚下盛洪卿村人氏，不知什么缘故，他一家人离群索居独自住在山上的小“庄屋”里，家里只有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小名“苕伢”的儿子。“独眼铳”懂一点民间医道，他用草药治好了西泽公雄的瘟病，却没料到自己的老婆染上时疫不治身亡了。西泽公雄马上意识到，正是自己这个不速之客将感染源带进了这个原本与世隔绝的“庄屋”里，才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噩梦。他对“独眼铳”和那个三岁就失去母亲的“苕伢”充满了愧疚感，心里想着将来有机会了，一定要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几年后这个机会来了，西泽公雄出任清政府的实业顾问。这个日本工科学校毕业的外交官，毕生致力于日本钢铁工业的崛起，他终于有机会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了。日本缺少铁矿资源，西泽公雄以政府实业顾问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到大冶考察，他惊异于大冶铁山漫山遍野裸露的优质铁矿石和丰富的贮藏量，密报日本政府“……我国钢铁工业，当以取得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原料为上策。”日本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将获得大冶铁矿石作为发展日本钢铁工业的基本国策。后来中日之间有了《煤铁互易合同》，大冶铁矿开始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出口铁矿石了，西泽公雄又摇身一变成了日铁派驻大冶的驻在官，专门负责大冶铁矿石的输日事宜。西泽公雄开始报答“独眼铳”父子：他出资在山下为他们盖房子买田地，让他们父子从山上迁下来；对于那个已到了学龄的“苕伢”，西泽公雄把他送进了汉口日租界的教会学校，他在校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由西泽公雄负担。穷困潦倒的猎户“独眼铳”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西泽公雄反过来成了“独眼铳”父子的恩人。“独眼铳”为此特地摆酒席放鞭炮，按本地习俗让儿子正式拜西泽公雄为“义父”，西泽公雄也为义子取大名为盛东福——意为从东洋来的福气。西泽公雄驻大冶石灰窑将近三十年，而那差不多是他生命长度的一半。到后来西泽公雄已完全被“大冶化”了，他讲着一口地道的大冶方言，模仿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当地人交往，跟他们成为好朋友。西泽公雄很好地完成了驻在官使命，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冶通”。

“苕伢”盛东福十八岁那年从汉口教会学校毕业，完成了正规的中学教育。他回到大冶，义父西泽公雄聘请他做了日铁驻在所的华籍职员，月薪六十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二十两银子，比当时大冶县的知县老爷俸禄还要高。盛东福的“东洋福气”还不止于此，西泽公雄对义子的培养有着更长远的计划，亲自辅导他功课，几年后把他送到日本去留学，就读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又是几年后盛东福学成归来，那时汉冶萍公司大量举借日债，日方利用借款合同中的人事条款趁机向公司安插人员，大冶铁矿和新建的大冶铁厂实际上都操控在日本人的手里。凭借西泽公雄的关系，盛东福很快晋升为大冶铁矿稽核处处长；没几年又再次升迁，坐上大冶铁矿副矿长的交椅。二十年代中期，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因亏损相继停产，为了缩减开支，公司将大冶铁厂和大冶铁矿合并为大冶厂矿，盛东福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副厂矿长，薪水拿到乙等一级，每月支薪五百大洋。抗战前夕大冶厂矿长的位置空缺，日本方面坚持认为，有亲日倾向的盛东福是厂矿长的最佳人选，公司董事会秉承债权人的意愿，只得任命他为代理厂矿长。如果说盛东福早期的起家离不开他义父西泽公雄的提携，那么他后来的发达则与他在日本广泛的人脉资源有关。盛东福在成年后便认定了一条：日本人是他这辈子的福星，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才有他盛东福的荣华富贵。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都依靠义父西泽公雄，因此早在东京留学期间，他就有意结交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到了二三十年代，他很多帝大的同学已经成功步入政界、军界、商界，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在为人处世方面，盛东福更是圆滑世故善于钻营，他对日本人毕恭毕敬，投其所好，因此他获得了公司和厂矿高管层中日本职员的普遍好感。他跟许多日本人成了私交很好的朋友，比如公司驻日商务代表高木陆郎，厂矿顾问吉川雄辅，工程襄办小田团次郎，厂矿职工医院的日本医生吉野等。西泽公雄到后来实际上也帮不上盛东福的忙了，他于1927年离职回国，1936年抗战前夕病死在日本东京家中。盛东福不忘他的大恩人，即便在西泽公雄退休回国后的那些年，他也经常不忘托那些回国出差、休假的日本职员，给他的义父捎去问候以及义父到死都念念不忘的大冶土特产黄石港饼。西泽公雄去世后，盛东福还专程请假赴日，以义子的身份披麻戴孝守灵，亲自为他料理后事。

盛东福对日本人的忠心耿耿，尤其表现在抗战爆发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避免在华日人被扣为战争人质，日本政府随后开始了紧急撤侨行动。华中重镇武汉是当时日本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汉口的日租界里居住着数万的日本侨民；日本的许多株式会社都在汉口设有分公司，汉冶萍公司更是日本财团的主要投资地，因此华中地区的撤侨事实上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秘密进行了。到七月中旬有消息传来，中国军队封锁了长江下游的马当要塞，日本船只已经不准许通行，此事在日侨中引起极大的恐慌。此时武汉还有最后一批日侨没有撤走，根据日本驻汉总领馆的安排，在大冶的日本人也被安排在这最后一批撤离。

7月12日，盛东福接到日本驻汉口总领馆的密电，要求他“协助”在冶的日本侨民秘密撤离，时间是7月19日的深夜零点，届时日清轮船公司的红叶丸将准点停靠在黄石港码头，这将是华中撤侨的最后一班轮船，日本驻汉总领馆的外交人员也将随同这条船撤离。接到电报后盛东福的心里打起鼓来：在大冶厂矿供职的日本顾问、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连同日铁大冶出张所的日籍职员，以及负责铁矿石海运的近海邮船株式会社驻大冶的工作人员，合起来共有五六十人之多；他们大多带着家小，如此算下来就有近百人的规模。这么大规模的人群集体行动，要想做到悄无声息不露一点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自“七·七事变”以来，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高潮空前高涨，到处都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有的地方甚至砸毁日本人的商店、群殴日本人。现在国人的仇日情绪已达顶点，报复也不择手段，前不久北方就刚刚发生过一起集体屠杀日侨的事件。据报载，一列从华北撤侨的专列在通县附近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车上的七百多日侨全部被杀，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四个月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据说日寇的借口就是要报复“通县血案”。在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中，现在就连大冶这样的小县城也不平静了，学生、市民连日上街游行；就在昨天，游行的队伍还专程来到铁山向日本人示威。大冶是日侨较为集中的聚居地，撤侨的行动稍有不慎，再闹出个“通县血案”来他就没法向日本人交代了。盛东福越想越觉得后果严重，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肩上责任重大。他知道这也是他报答日本人、向日本人尽忠的一次绝好机会，无论如何要确保这次撤侨行动的万无一失。那些天盛东福冥思苦想，制定了一个较为妥善的行动计划，他用密码给日本驻汉总领馆回电通报了自己的计划，得到日方的首肯。盛东福还给几个要好的日本高级职员，秘密从矿上提前支取了三个月的薪水，作为他们路上的盘缠花销。计划在秘密进行中，要撤走的日侨已分头秘密通知到人；为了以防万一，盛东福又将分散巡逻的矿警、厂警以集训的名义集中待命，每人配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安排布置好这一切，接下来盛东福该决定另外一件事了，那就是他的日籍妻子，这次是否也需要跟随撤侨行动一起撤离？

盛东福现在的妻子江口洋子，是他在东京帝大留学时的同学。像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盛东福在国内是有老婆的。他娶亲那年，义父西泽公雄还亲自去铁山盛洪卿村参加过他的婚礼。盛东福回国后与前妻登报离婚。那时他与前妻已经有了一个十岁的儿子，前妻是个很传统守旧的当地乡村女子，为了拉扯儿子她宁可选择离婚不离家。娘儿俩住在盛洪卿村，盛东福则带着日本妻子住在大冶铁矿的高级职员公寓，两地咫尺之遥，平日里却并没有多少往来。

盛东福对江口洋子这次是否撤退回国，心里始终拿不定主意。平心而论，他非常清楚中日军队的实力差别，丝毫不怀疑日军最后的胜利，坚信撤侨只是眼下的权宜之计，日本人怎么走的最终还得怎么回来。但他并不能保证这次撤侨行动就一定顺利。尽管他已想方设法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但那顶多只能保证在大冶登船时不出问题，后面的行程比如穿越马当封锁线等，依然困难重重，吉凶难料。可如果不撤离，洋子后面的安全更没有保障。他厂矿长的权力仅限于厂矿内部，一旦愤怒的民众失去理智祸及洋子，他根本保护不了她。当然要想瞒也是瞒不住的，他娶日本人做老婆在当地已是尽人皆知，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众怒，在多数的日本人撤走后，洋子一个人留下来，难保当地的民众不会迁怒于她，把她作为泄愤的对象。随船撤离毕竟还是集体行动，再说了日本的外交官也在船上，谅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情。这么一想，盛东福又觉得洋子还是以暂时撤离为宜。

回到公寓，洋子早已立在自家门边，弯腰垂首，客客气气地迎接他的归来。“您回哪！您辛苦了。”她用日语恭恭敬敬地问候，接过丈夫手中的公文包，为丈夫更衣。结婚二十多年来，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不论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后，洋子每天都用这样的礼仪准时迎接下班归来的他。盛东福现在的家庭生活已完全日本化了，他们的饮食是日式的，穿着是日式的，甚至屋子里的家具、用具、摆设也是日式的，和矿上的日本职员没什么两样。他们住的房子，是矿上专为日籍职员盖的高级公寓，日式风格装修，水电气俱全，就连榻榻米那些家具都是矿上直接从日本购进的。

盛东福换上了宽松的和服，跪坐在地毯上，看着妻子跪坐在茶桌的另一端，很虔诚认真地为他做茶道。盛东福已年近五旬，优裕的生活使他过早地发福。他和妻子江口洋子婚后育有一个女儿，已经送回日本念大学去了，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会回来团聚，平常的日子家里就只有他们夫妻俩。现在虽然正值暑假，但因为今年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所以女儿并没有回家。

“领事馆……已经安排撤侨了。”盛东福用日语说。平时在家里，夫妻两人说话都是用日语，“你准备一下，明天夜晚跟大家一块走。”

“你走吗？”妻子问。

“我怎么能走？我还有使命在身。日铁方面的指令是大冶铁矿决不能停产，即便现在铁矿石暂时停运了，但铁矿石必须开采出来，堆放在江边，以待皇军打过来后快速抢运回日本。”

“那……我也不走。”妻子说。

“这是最后一班轮船了。再不走，以后战争打起来，就没有机会了。”

“我说了不走。”妻子很执拗地说，“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语，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走。”

盛东福很感激地望着妻子道：“……不，你必须走！现在是非常时期，有很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你留下来会很不安全。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你就会回来的，权当是回国去看望女儿了。”

“我走了，你怎么办？”

“你放心，我的安全没有问题，我毕竟是中国人。”

望着丈夫不容置疑的神情，妻子不吭声了。多数情况下，只要是丈夫决定了的事情，妻子都表现出极大的顺从。

俗话说瓶口好封人口难封，日本人要逃走的消息终究还是泄露了出去，传言说七月十九日深夜转钟时刻，日本使馆派船到黄石港码头接日本人回国，连登船的时间、地点都传得有鼻子有眼。莫非这是大冶厂矿内部人泄的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很多日本家庭都雇请了中国人做厨师和女佣，临时辞退这些中国人，匆匆忙忙地打点行装，谁都能想到日本人是要走了——没准还是日本人自己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泄露了行期。总之“日本人要逃跑”的消息传得满天飞，甚至还有说日本的兵舰已经沿着长江开上来了，它们是专程来大冶接日本人的。这消息人们也愿意相信，因为从前清到民国，历史上日本兵舰曾经几次开到大冶，在石灰窑江面游弋，向中国人示威。这个消息把市民和学生们彻底激怒了，他们很快汇集成一股汹涌的人流，向二十公里外的江边小镇石灰窑和黄石港涌来。游行队伍中有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时而带头高呼口号，时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个年轻人就是盛东福和他前妻的儿子，省立师范毕业后在县中任教，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袖。19日那天中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到黄石港和石灰窑，立即封锁了两地的江边码头。黄石港是客运码头，早年间由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随后的招商局分别在此设立。石灰窑是运矿码头，共有两处：一处是从前汉冶萍公司的专用码头，因为汉阳铁厂已经停产十几年了，这处码头早已废弃不用，到处锈迹斑斑，破败不堪；另一处则是日铁自建的东矿码头，专门停靠前来装运矿石的日本矿轮，“七·七事变”后，日本矿轮也停运了。在黄石港码头，愤怒的民众拆卸了从江岸到趸船的人行栈桥——日轮即便停靠了，岸上的人也无法登船。在石灰窑码头，人们将挑夫挑矿石登船的跳板一块块拆卸下来，抛入江中，将趸船和江边完全隔离开来。破坏完了码头设备，人们就在江边静坐示威，等待日轮开来。

整个19日这一天，盛东福稳坐在自己厂矿长的豪华大办公室里。派去打探码头情况的手下不断将港口骚乱的情况报告给他，盛东福没有丝毫的慌张。说实话，这些情况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他甚至希望码头上发生这样的骚乱，那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在了黄石港、石灰窑那边，反倒是有助于他“声东击西”计划的实现。心思缜密的盛东福很庆幸自己当初多留了一个心眼，通知日本人撤离的时间地点完全按驻汉领馆的早先密电通知，并没有把自己修订后的计划全盘告知日本人，因而他计划中的核心部分得以保密。

深夜，一列运矿火车从铁山铺车站悄悄发车了。车上实行灯火管制，没有车灯，没有鸣笛，只有机车在万籁俱寂黑魆魆的原野上轰鸣着一路前行。这条铁路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保证汉阳铁厂的铁矿石供应而专门修筑的一条运矿铁路，西起铁山铺，东到石灰窑江边的矿石堆场，全长37.5公里，全部由德国人设计建造。这是湖北省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长江以南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运行四十多年来，每天准时开行两趟运矿列车，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从未在夜间开行过。平日里运矿列车都要加挂两节绿色车皮的通勤车厢，方便厂矿两地的员工往来搭乘——厂矿员工凭工作证免费乘车，铁路沿线的村民赶集、走亲访友也可搭乘，但需要买票。今夜开行的这趟运矿列车照例装载有矿石，但通勤车厢里坐着的，则都是今夜要撤离的日本职员和他们的眷属、小孩以及奉命武装押车的厂警、矿警。车厢里没有开灯，也没有人说话，连孩子们都不再嬉笑打闹，黑夜里看不到他们的面部表情，只有此起彼伏的短促呼吸声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盛东福和妻子江口洋子也在通勤车上，他对今夜的行动不敢掉以轻心，要亲自到现场坐镇指挥，顺便送妻子一程。

列车到达下陆车站，忽然停下不走了，这里距离终点站石灰窑还有最后的几公里。此时盛东福下达了命令：“全体下车！”

日本人摸不着头脑，向车窗外看了看，嘀咕起来：

“这不是下陆车站吗？还没到终点站呀！”

“不是说好了，今晚在黄石港码头登船吗？”

从现在开始施行的是盛东福修订后的计划，但他不想作过多的解释，便道：“情况已发生变化，黄石港和石灰窑的码头已经被反日民众占领，原计划不得不作临时调整。请各位相信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各位的安全。”

日本人开始纷纷下车，他们拖儿带女，有的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下陆车站的外面停着几辆马车，这是盛东福提前就雇好秘密等候在这里的。从下陆到黄石港上游的龙王庙江边渡口距离八华里，有一条简易的车马道通行，盛东福是本地人，他对这里的地理交通情况太熟悉了。今夜零点，红叶丸将按照盛东福的计划，准时停靠在龙王庙外的江中心，盛东福在渡口已提前雇好了渡船，到时候分批把日侨送上红叶丸，这就是盛东福的全部计划。只是人和行李太多，马车的运载量有限，一次装载不完，还需要再跑几个来回。

盛东福决定先搭乘马车赶往江边渡口，他需要在现场亲自指挥登船。临行前他交代留下来的妻子，搭乘后面的马车赶过来，他在江边渡口等她。

深夜零点，红叶丸准时从上游开来，停泊在江心航道上，并发出登船信号。一共只有两条渡船，盛东福指挥大家分批上船。渡船驶向江心，停靠在红叶丸的旁边抛下锚；红叶丸上放下绳梯，人们就攀缘着绳梯登船。因为有妇女和儿童，加之行李很多，登船的速度很慢。这一船人登完了，渡船又开到岸边去接下一批人。岸边的人刚刚渡完，马车从下陆又把后面的人运送了过来。日本人以秩序见长，整个撤侨行动并没有出现拥堵、争抢，反倒显得有条不紊，衔接有序。等到把最后一批人送上红叶丸轮，东方已现出熹微的晨光。盛东福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也落了地，这时候他才突然想起，江口洋子似乎并没有登船，因为按照常理她应该会在登船前跟他道个别。但转念一想天色太黑，人也多，来不及告别也并非没有可能。天亮后，疲惫不堪的盛东福听从手下人的劝告，在下陆车站的站长室里睡了一觉，中午才搭乘运矿列车回到铁山。

回到家里推开门，盛东福愕然愣住了：妻子遍体鳞伤，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家里一片狼藉，被洗劫一空。原来就在他睡觉的那段时间里，码头上静坐示威的人们才得知，日本人早已在昨天夜里悄悄逃离了大冶，他们白白在码头上静坐了一个夜晚。愤怒的民众被日本人的欺骗耍弄点燃了怒火，他们先是砸了日铁位于石灰窑码头的办公机构西泽公馆，接着砸了大冶铁厂的日籍职员公寓；还不解恨，一帮子学生又赶到大冶铁矿来打砸抢。他们撬门砸锁，洗劫日本人公寓里的财物。当打砸到盛东福家里时，竟意外地发现屋里还有一个日本妇人。原来洋子最终还是不忍一个人离去，她临时改变了主意，在下陆车站又悄悄搭乘通勤车原路返回了铁山。洋子遂成为这帮学生发泄怒气的对象，他们拳打脚踢，对她百般凌辱。盛东福所不知道的是，指挥学生们殴打洋子的，恰恰是他和前妻生的那个儿子。这个年轻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在他心里，日本人既是国仇也是家恨。

盛东福赶忙把妻子送到铁矿职工医院抢救，但最后还是回天无力，江口洋子不治身亡。妻子本身患有心脏病，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事后盛东福向大冶县警察局报案，要求缉拿真凶，偿还人命。警察局的答复很强硬：中日已经开战，战争状态下日侨在中国不受保护，爱国民众行为过激，情有可原。

1938年6月底的一天，盛东福出现在黄石港客运码头的候船室里。他准备搭乘汉洵线的上行客轮先去汉口，从汉口飞香港，然后转飞上海，向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当面报告大冶铁矿的停产善后事宜。

盛东福之所以要绕道香港，那是因为此时长江下游已全部沦陷，通往华东的所有水陆交通及航空已完全中断。自从黄河花园口决堤后，日军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以经合肥向大别山北麓和沿长江西进为两条主要的进攻武汉的路径，其中沿江西进的日军尤其进展神速，就在前几天，他们以海陆空联合立体作战的方式刚刚攻陷了马当要塞，已经逼近到湖口、九江一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盛东福甚至都能隐隐听到从长江下游传来的日军的舰炮声（中国军队没有海军）。日本人很快就要打回来了，这是盛东福早已在心里确信无疑的事实。日本人回来了，停产的大冶铁矿也将很快恢复生产。

而大冶铁矿的停产，源于石灰窑一位居民的举报信。

原来自“七·七事变”以来，大冶铁矿一直在抓紧生产，为日铁开采铁矿石。上海、南京沦陷后，日铁以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的名义，每月汇款60000日元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汇至汉口的浙江兴业银行，作为大冶铁矿维持生产的费用，并限令每月至少生产铁矿石20000吨。此时虽然铁矿石输日暂停了，但开采一直还在继续，开采出来的铁矿石都通过运矿铁路运到了石灰窑江边堆积，以便日轮随时启运。这件事的内情后来不知怎么被石灰窑一位名叫胡忠信的爱国居民获悉，他在1938年年初写信给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杂志：“……自从去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在该厂矿的日人，随着汉口的日侨同时撤退。……不意随着敌军在长江下游的胜利，非但没有停工，反而照前的把铁矿逐日源源运到江边堆积，几如山积。据确实可靠消息，日人按月汇至该厂矿经费六万日元，使该厂矿继续开采，将铁堆置江边，俾敌军将来占据此间时，得以尽速返运日本，制造军火来征服我国……因此报告先生，一面请在《抗战》上发表，唤起民众注意；一面请先生在可能范围内，促当局迅速予以制止。”这封信后来被转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又上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随即致函经济部：“查汉冶萍公司的情形，业经已有谍电呈报在案。近闻该厂奉公司之命，仍继续工作，且所掘铁砂均堆于江边，并闻倭方仍汇款接济，显系别有企图。除另案办理侦察该厂之行动外，拟请钧部饬湖北省政府，将该厂接之。又其所出铁砂，如我不需用时，应令停止所掘，并将现存铁砂运走，或于必要时弃入江中，以免资敌。且准备于必要之时，将该厂矿全部破坏，则将来纵一时陷于敌手，彼亦不能利用矣……”同年4月，湖北省政府以大冶铁矿仍在开采铁砂，并无需要，令大冶县政府转饬该厂矿停工，并责成负责人妥筹善后方法。4月25日，大冶县政府向大冶厂矿转达了省政府的命令。盛东福阳奉阴违，一面以停工需向上海总公司请示，一面以未得总公司指令为由，继续生产。直到6月中旬大冶县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协同驻军派兵包围了大冶厂矿，盛东福才不得不下令停工，遣散大部员工。随即盛东福用航空信寄上海，报告了厂矿停工的情况，并请示善后办法。不久接公司总经理盛恩颐来电：“盛署厂矿长有函悉，希将停工后维持办法逐条详拟，派干员飞港转沪面商。……”于是便有了盛东福的这次绕道香港赴沪之行。

候船室里的难民很多，闹哄哄的。随着战事的逼近，逃难的民众都在争相往长江上游跑。有传言说汉洵线的客轮也将在近日停航，今天这班客轮说不定就是最后一班，逃难的民众拥挤在检票口，眼巴巴地望着下游的来船，都想尽快逃离这即将到来的战火纷飞之地。好在贵宾候船室里的人不多，从宽大的落地窗里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通往趸船的人行栈道。去年的撤侨骚乱中人行栈道已被破坏，这是后来临时抢修起来的。盛东福确保了去年撤侨行动的顺利，除了江口洋子遭遇不幸，其余的日侨均顺利撤离，这也足以表明了他对日本人的忠心，他将以撤侨功臣的身份迎接日本人的归来。说不定他这次从上海返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随日军的兵舰回到大冶。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几个宪兵和警察已经站在了他面前。

“请问你是盛东福先生吗？”一位宪兵很客气地问。

“我是。”盛东福愣着，“你们……想干什么？”

“对不起，你被逮捕了。”一位警察头目亮出逮捕证。

两个宪兵不由分说上来扭住了盛东福的胳膊。盛东福拼命挣扎，拼命嘶喊着：“青天白日你们随便抓人，我犯了什么罪？”

“跟我们走一趟，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警察头目冷冷地说。

逮捕盛东福的，是国军石灰窑驻军第七十七师二三〇旅所属的四六〇团及黄石港警察所，罪名是汉奸罪，他们执行的是武汉行营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的联合命令。盛东福后来被移送到大冶县警察局拘押，到了这里他才明白，那天以同一罪名遭到逮捕的其实并不只他一个人，大冶厂矿采矿股长、卫生股长、工务所技师等中层以上的职员共抓了七八个人，全部都关在县警察局的监狱里。

那天开始提审盛东福了。

“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盛东福，49岁，本县盛洪卿村人氏，汉冶萍公司大冶厂矿代理厂矿长。”

“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提审员看上去年纪不大，说话慢条斯理。

盛东福摇摇头：“不知道。”

“本局奉武汉行营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的联合命令，以汉奸罪逮捕汉冶萍公司大冶厂矿的部分高级职员，拘押审查。”

“汉奸罪？笑话！”盛东福冷笑了一声，他身兼大冶县商会的会长，是大冶上流社会的名绅，连县长见了都客客气气礼让三分，自然不会把眼前这个小小的提审员放在眼里，“你们这么说有何证据？”

“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中日两国开战已近一年，你们至今还在为敌方生产铁矿砂，所产铁矿砂堆积于石灰窑江边，几如山积，随时等候敌轮来运。且敌方仍按月汇款接济，受其豢养。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不，你说错了，我们这是合法的商业往来。”盛东福据理力辩，“众所周知，鄙公司自前清起即举借日债，当初借债的时候双方商定，以大冶铁矿石分年偿还，有合同为证。鄙公司历年所产铁矿砂，已分别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和湖北省政府依法缴纳捐税；铁矿石向日本出口，已获得财政部、实业部颁发的护照及许可证。这些合同证照现存上海总公司，你们可以派人查验。”

“可你别忘了，现在是战时状态！”

“但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并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盛东福又找到一个借口，“按照国际惯例，两国……还不能算是战争状态吧？”

“请你睁开眼睛看看！”提审员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而起，“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华东沦陷，日寇铁蹄所到之处，遍地焦土，生灵涂炭，这难道不是战争吗？你们这么说，还有没有中国人起码的良心了？当此全国军民浴血抗战之际，你们本应主动终止与日方的合作，反倒继续和敌方勾搭，助纣为虐，视政府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用你们所生产的铁矿砂为敌寇制造军火提供原材料，用来屠戮我国军民。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战时治安处罚条例，以‘暗通敌国’的罪名对你们予以严惩！”

在提审员的严词厉色下，盛东福不吭声了。

“说吧，你准备绕道香港飞上海，去干什么？”提审员坐了下来，目光犀利地盯着盛东福。

“向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会当面汇报厂矿停产及善后事宜。”

“这恐怕是个借口吧？”提审员冷笑着，“上海已陷落敌手，谁能保证你前往敌占区，不会向敌方泄露我方的军事机密？”

“不会！不会！决无此可能！”盛东福连声辩解，“鄙人此次转港赴沪，确因公务在身，应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电邀，面商停工善后事宜。不信，有盛总经理的电报为证。——那封电报，就在我的公文包里。”

“这就是你的公文包？”提审员从桌下拿出一个褐色公文包。

“正是，正是。”望着公文包，盛东福的心砰砰乱跳起来。

提审员倒出公文包里的一摞文件资料，那里面有盛恩颐的电报原件，有生产报表、财务报表，还有一份留守人员的名单等。提审员一件件地翻看着，一边问：“听说去年在大冶的日本人之所以能顺利撤侨，也是因为你组织谋划得当？”

“不敢，不敢，鄙人只不过是奉命而行。”盛东福掏出手绢，擦擦额上沁出的汗珠，“日籍职员系鄙公司战前所聘，保护他们的安全是鄙公司的职责。再说了，战争状态下保护交战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日内瓦公约的明文规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是战争状态了？”提审员嘲讽地冷笑着，收起文件资料装到公文包里，“不过你能不能等到向你的东洋主子领赏钱，却很难说了。——实话告诉你吧，上面对你们这个案子很重视，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严惩汉奸，你就等着上面的裁决吧。”

提审到此结束，盛东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看来警方并没有抓到他汉奸罪的真凭实据，别看提审员说得那么凶，但盛东福心里有数，单凭现有的事实是很难给他定罪的，因为那毕竟是公司行为，公司是合法经营，作为厂矿长，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其实给盛东福定汉奸罪的真凭实据就缝在他公文包的夹层里，那是一张黄石港、石灰窑驻军的沿江布防图，是几个月他来秘密刺探的军事情报，准备到上海后交给日本军方邀功请赏。这次总算是万幸，那张图如果搜出来，他盛东福今天肯定就没命了。提审的时候警方并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因而盛东福断定他们没有搜到。

汉冶萍公司旗下的厂矿主要分布在湘鄂赣三省，它们在地方上都曾做过不少公益慈善。从大冶厂矿抓来的这帮高级职员，平日里都是大冶上流社会的座上客，加之县警察局的大楼就是大冶厂矿捐资兴建，因此监狱方面对待这帮“汉奸”也还算客气，提审的时候不搞刑讯逼供，平常不给他们戴镣铐，生活方面也没有虐待，住着干干净净的监舍，吃着四菜一汤的伙食，还能集体去公共澡堂里洗澡，允许亲友随时探监。

这天，大冶商会一位姓冯的副会长来监狱探望盛东福。

“哎呀荃翁，让您老受苦了！受苦了！”盛东福字茗荃，一见面，冯会长就打着哭腔，表情夸张。在大冶商会，这位冯会长跟盛东福私交最好。

“还好，还好，说不上受苦，你看我们都没有受刑。”盛东福笑着，又指指监舍环境，“叶局长对我们还是颇为优待的。”

“好，好，既然没有受苦，那就好。”冯会长放下心来，两个人坐下了。

“我是前两天得到消息的。”冯会长说，“商会同仁对军方以莫须有罪名逮捕荃翁和大冶厂矿职员深表义愤！汉冶萍是合法经营的公司，从前清到民国都是这么干的，今天怎么就与汉奸扯上了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多谢冯会长和诸位同仁的理解。”盛东福起身打了一拱，“如今盛某与同僚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还望冯会长并各位同仁设法营救。”

“哎呀荃翁，何须如此客气？”冯会长赶忙起身来扶，“这本来就是我等应该做的。其实不待荃翁吩咐，昨日我等已经集体去见过了县长。”

“县长怎么说？”

“县长他……”冯会长面露难色，“荃翁知道，从前有什么案子，只要商会出面作保，没有摆不平的。可是……这次不行了。”

“为什么？”

“县长说，这是上面交办下来的案子，逮捕令是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警备司令罗卓英联名签署的，来头太大，他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实在爱莫能助，做不了主呀！”

“啊？！”盛东福愣住了，“这事……怎么会惊动了上层？”

“唉！”冯会长叹了口气，“荃翁可能还不知道内情吧？我听说是石灰窑一位居民给《抗战》杂志写了一封信，举报汉冶萍公司大冶厂矿还在继续为日本人生产铁矿石，并每月接受日方的汇款接济。举报信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向《抗战》杂志写信，要求关闭汉冶萍厂矿，严惩汉奸。这封举报信后来被转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武汉警备司令部。”

“你说的石灰窑那位居民叫什么？”盛东福默然。

“姓胡，好像……叫胡忠信。”

“胡忠信。”盛东福喃喃地念了一遍。

“荃翁，解铃还须系铃人。”冯会长沉吟了一会说，“现在看来，恐怕只能在上面找关系疏通了。你在上面有什么关系没有？”

“省里我倒是有个关系。”盛东福低头想了想说，“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现任湖北省建设厅副厅长，跟上面很有些关系。他出身贫寒，留学期间我曾经多次接济过他。现在我有难了，想必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行，冯某甘愿效劳，替荃翁去省城跑一趟。”

“我马上修书一封，你带着信去武昌找他。”

冯会长带着盛东福的亲笔信来到了省城武昌。找到省建设厅，里面乱哄哄的，人们进进出出，抬桌子搬椅子，忙着清点图书资料仪器，忙着给文件打捆，一副要搬家的样子。原来省府已内定西迁鄂西，下属的各机关都要跟着迁到鄂西去。冯会长一打听，才知道那位副厅长有公干，提前到鄂西打前站去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武汉，却没有一个准信，知情人说他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因为他已经去了一个多月。冯会长心急如焚，却又只能耐心等待。他在武昌找了个旅馆住下来，天天往建设厅跑，打听那位副厅长是否回到了武昌。

有一天终于打听到副厅长回来了，等冯会长兴冲冲地赶到建设厅办公楼，却看见门前已经戒严，宪兵和军统便衣把整个建设厅大楼包围了，一会儿从里面押出来一个四五十岁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推上囚车开走了。旁边有人告诉冯会长，这就是那位他从未谋面的副厅长。后来才打听到，副厅长是替日本人工作的间谍，据说从他家里还搜出了电台。他把电台的收发天线捆绑在窗外的树枝上，枝叶浓密，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后来是几个小孩上树抓知了无意间发现的。据说军统的人已经盯了他好长时间，拿到证据后之所以没有立即动手，是因为他不在家，怕打草惊蛇。

冯会长的心里好一个叫苦不迭。他这次跑省城算是白忙活了，本来还指望着副厅长出面，去搭救他大冶那位有“汉奸嫌疑”的同窗，没想到他自己却先成了汉奸，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托汉奸保“汉奸”，真是个天大的笑话！难怪逮捕副厅长那天，围观的群众议论说：“凡是留日的屁股上都不干净。”冯会长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大冶的当天，他就去县警察局的监狱里见了盛东福，把这前后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

“他……是日本间谍？”盛东福蒙了，不断地摇着头。眼巴巴等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荃翁，赶快想别的办法吧。如果省里不行，你能不能请上海总公司的高层出面找关系，跟湖北这边打打招呼？”冯会长又想出一招。

“之前我不是没想过。但上海已是敌占区，请总公司出面，谁知道会不会适得其反？再说了总公司出面请人疏通，眼下谁愿意去招惹这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况且谁出面说话又能管用呢？”盛东福面露迟疑之色。

“宋子文呀！”冯会长一拍大腿，“国民政府临时迁都武汉，宋子文就在武汉，他说话肯定管用。鄙人听说当年他还在汉冶萍公司当过几年英文秘书，既是旧人，必念旧谊，何不请盛总经理出面，搬这位国舅爷出山？”

“不行，不行。”盛东福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你不知道内情，宋子文不但不会帮忙，他对汉冶萍、对盛家，至今还耿耿于怀呢。”

“这是为何？”

“唉，此事说来话长了。”盛东福苦笑了笑，“当然这事我们也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宋子文当年从美国回来后，确曾在汉冶萍上海总公司当过几年的英文秘书，他就在那时爱上了盛家的七小姐盛爱颐——就是当今盛总经理的一母同胞妹妹。但是盛家看不上宋家的门第，认为宋父不过是上海教堂里拉洋琴的吹鼓手，门不当户不对，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那时候盛家的老太爷还在世，据说老太爷临终时反复叮嘱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不要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二是七小姐决不能下嫁给宋家。”

“原来有如此一桩风流往事。”冯会长嬉笑着，“那后来呢？”

“盛总经理接手公司后牢记乃父的遗嘱，千方百计拆散七小姐和宋子文的恋情。比如把宋子文从上海调到汉口，又派他长期去驻外机构工作，有时候两个年轻人一年也见不了一次面。宋子文一气之下跑到广州去投奔了孙中山。你想他对汉冶萍还有‘旧谊’吗？盛总经理更不会出面去求他。”

“那倒也是。”冯会长点头，“如此看来，盛家人也真是太没眼光了。”

“不过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了另一种可能。”盛东福忽然灵机一动，“不好求国舅爷，但可以去求另外一个人。”

“谁？”

“孔祥熙。委员长的连襟，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

“怎么，孔祥熙跟盛家也有关系？”

“早年间，宋家的老太太倪桂珍曾在盛家当‘养娘’，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通过母亲的关系进入盛家，给五房的五小姐盛关颐当家庭英文教师。后来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但据我所知，五房至今还跟宋家大姐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盛总经理盛恩颐属四房，不过毕竟是一家，他亲自出面或者请五弟盛重颐出面去求情，孔祥熙应该都会买账的。只是不知道总经理会不会因为属下的这点事情，去卖面子求人？”

“肯定会，这不是小事情！你想想，汉阳铁厂被政府征用了，萍乡煤矿也早已脱离了汉冶萍，汉冶萍现在唯一的硕果仅存就是大冶厂矿！大冶铁矿的铁矿石出口也是公司现在唯一的利润来源，他能不上心吗？你只管跟他叫苦，至于是请宋子文还是请孔祥熙，他自己自然会掂量的。”

“行，就按你说的办，死马当活马医吧。”

盛东福当即决定向总公司求援。此前他已向总公司禀报了厂矿停产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禀报自己和部分职员身陷囹圄的事情。他立即草拟了一份电报稿，言辞中极尽大冶厂矿目前的困境：停产本已打击沉重，善后事宜尚未处理完毕，署理厂矿长和部分高级职员又因莫须有的“汉奸”嫌疑被拘，群龙无首，厂矿如雪上加霜，几近瘫痪。希望总公司速急出面，在湖北这方面找关系疏通，主持厂矿残局等等。盛东福没有在电报中言明找谁的关系，他知道那是多余的，盛总经理自然会考虑的。

电报通过冯会长在大冶邮局用明码发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了。又是十多天过去，就在盛东福和冯会长都认为希望不大的时候，上面突然行文下来，饬令大冶县政府立即释放被拘押的汉冶萍公司高级职员。盛东福他们走出监狱的时候，每个人都按照上面的要求在大冶县警察局签具了五人联保，保证在战争结束前不联络日本人，不擅自离开县境。后来盛东福了解到，孔祥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打电话说，汉冶萍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前已获得政府核准，是合法行为，只是与眼前抗战形势不合时宜，饬令停产即可，拘押似无必要，如无确实的汉奸证据，在押职员应予释放云云。

盛东福他们回到大冶厂矿，已是七月下旬。

7月初，大冶厂矿的拆迁工作即已全面启动。此前的6月23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武汉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汉冶萍大冶厂矿的处置问题，应邀出席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政治部和湖北省政府。会上做出决定：由军政部负责处理大冶厂矿，在处理过程中，不许汉冶萍公司的人员参加；厂矿设备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迅速拆迁。撤退前夕，由军政部负责对厂矿加以炸毁，免资敌用。就在盛东福他们还蹲在大冶县警察局监狱里的那段日子，7月6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旋奉兵工署汉（民二七）字第四四一八号训令“大冶厂矿机件准由该会尽先选择取用，迅速拆运……”先后派出运输股职员吴玉岚、动力股股长陈东率员赴大冶主持拆迁厂矿机电设备，并调派“长联处”两只专驳风浦轮和三兴轮供大冶厂矿拆迁调遣。整个拆迁工作共分为两大步：第一步先拆卸厂矿机电设备，一边拆卸一边运到石灰窑江边趸船堆积，随时装船启运；第二步待机电设备拆运完毕后，即拆卸铁山到石灰窑的运矿铁路，最后运走钢轨、枕木及配件。因为在重庆大渡口新建的钢铁厂也亟须铺设运矿铁路。整个大冶厂矿的拆迁工作限令在一个月内完成，即在是年的八月底前必须全部结束。

现在盛东福反倒落得个清闲自在了。大冶厂矿机电设备的拆卸、装箱、运输等工作，都由钢迁会派来的技术人员亲自主持，技术工匠和民夫由工程项目承揽人自行招聘。先行拆卸的主要是发电设备，几天时间之内，大冶铁厂1500千瓦透平汽轮发电机组被拆卸了，大冶铁矿得道湾420千瓦柴油发电机3座及150千瓦柴油发电机1座也被拆卸了，看着平日里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机电设备被大卸八块后装箱启运，看着那些空荡荡的积满油垢的底座，盛东福心里也空落落的难受起来。这毕竟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物件，有些甚至还是他亲手从国外订购回来亲自指挥安装的。拆完发电设备，听说接着还要拆各种机械设备，包括大冶铁矿采区里所有的轻便铁道、小矿车、大绞车、电高车、压风机、单滚筒吊矿车、双滚筒吊矿车、水泵等设备器材，到那时大冶铁矿就只剩下了一座光秃秃的矿山。不久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矿山遭此洗劫，日本人想要短期内恢复大冶铁矿的生产，恐怕是很难如愿了。

一个炎热的午后，盛东福正在家里午睡，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起来开门一看，惊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屋外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竟然就是在去年撤侨行动中已经回国的厂矿工程襄办小田团次郎。

“你，你……怎么又回来了？”盛东福望着小田，瞠目结舌。

小田把盛东福往屋里一推，两个人也跟着进了屋，然后返身关上门。

“盛桑，别来无恙啊？”小田操着蹩脚的汉语，笑眯眯地问。他和另外那个人都身着中国军队的服装。

“那个人……他是谁？”盛东福还是没缓过神来。

“坐下来，慢慢说。”

原来自“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多来，由于大冶铁矿对日铁矿石停运，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钢铁生产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日本虽然在辽宁的鞍山、本溪等地获得了新的铁矿石进口地，从中国进口铁矿石也不再局限于湖北大冶一地，但据战前资料统计，八幡制铁所对进口大冶铁矿石的依存度依然很高。从1932年到1937年这六年间，从大冶进口的铁矿石占日铁从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比例，最低的年份也在58.73%，最高的年份（如1932年，1937年）甚至达到了97.88%。大冶铁矿石的停运，无疑把八幡制铁所逼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侵华战争伊始，日本曾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但战争的实际进程粉碎了日本人的速胜梦想，战争变得遥遥无期起来。钢铁是战争中消耗最大、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资，日铁战前的铁矿石储备也很快告罄，于是日铁向军方提出，要求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行动能够进展再神速一些，早一天占领大冶，就能早一天恢复向日本输运铁矿石。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事至今仍胶着在九江、湖口一线，日军距离大冶还有约200公里的行程，而奉命攻占大冶的106师团波田支队至今还在鄱阳湖的泥沼中苦苦挣扎。日铁方面急不可耐，转而又向军方提出建议，希望能派出一支精干的先遣小分队先行秘密潜入大冶，设法干扰和阻止中方对大冶铁矿的拆迁破坏，以便将来占领大冶后能尽快恢复生产。日本军方在仔细研究了日铁这个提议的可行性和种种行动细节后，批准了这个计划。先遣小分队由波田支队组建，一共三十多人，由一名日军少佐担任指挥官，在大冶厂矿工作过多年的工程襄办小田团次郎自告奋勇当向导。先遣小分队乔装打扮，身着中国军服，携带电台和轻便武器，夜行晓宿，从瑞昌、阳新一线穿过中国军队的防区，秘密潜入大冶铁山。小田把先遣小分队先行隐蔽在矿区一个废弃的矿井里，自己则带着小分队的头目来与盛东福接头。在他们这次的行动计划中，盛东福是他们完成这次任务的一个重要保障。小田曾向日本军方夸下海口，以他对盛东福的了解和交情，只要他出面，盛厂矿长肯定会很好地配合和掩护小分队的活动。

“来，给你介绍一下，”小田指着身旁的那个人，“皇军106师团波田支队的江口少佐，他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盛东福很礼貌地用日语向对方表示了问候。

江口也以军人的姿态走上前来，立正，还礼。

“盛桑，当务之急就是先安顿好小分队。”小田说，“他们经过了一天两夜的急行军，现在急需得到休息。”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啊？”盛东福面有难色，“现在厂矿内部到处都是来拆迁设备的中国军方人员和民夫工匠，几百双眼睛盯着，稍有不慎，小分队随时都有可能暴露。”

自从小田进门说明来意后，盛东福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说实话，这个突发而至的情况让他毫无思想准备，只感到一阵阵的心惊肉跳，手足无措。他很明白自己当前的处境，刚刚背着“汉奸”嫌疑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里出来，现在日本人又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一支三十多人的日军先遣队，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中国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下来不被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单说厂矿正在停产期间，留守人员本来不多，这突然增加的三十多人的粮秣供给，他如何向外界做出合理解释才不致引起怀疑？小分队的日本人不通汉语，只要他们一开口，立马就会露出马脚；况且小分队还不仅仅只是潜伏，他们还要抛头露面搞破坏活动，到时也难免不会引起中国军方的警觉。一旦小分队暴露，他盛东福的汉奸罪就铁定无疑了。盛东福虽然愿意帮助日本人，但他此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当汉奸。他知道自己这一步跨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盛桑，怎么，你很为难吗？”小田看见盛东福犹疑的样子，脸马上拉了下来，“这么说，你不愿意为皇军效劳了？”

“你愿意得干，不愿意也得干！”江口凶神恶煞，掏出了手枪。

盛东福知道没有退路了。先遣小分队如果是短期潜伏，也许还可以蒙混过去；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真的没法保证了。

“不不，你们都误会了。”盛东福勉强赔着笑脸，“鄙人只是不知道……皇军什么时候能够打过来？”

“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攻占大冶！”江口很狂妄地回答。

“时间不长……我尽力而为吧。”盛东福说。

安置先遣小分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他们与中国人隔离开来，单独安置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这样或许还可以隐蔽下来。盛东福终于想出了个办法。那时候厂矿警备队已奉命遣散，盛东福放出话风去，说是厂矿拆迁结束后仍需护厂护矿，奉总公司之命重新组建矿警队。他煞有介事地贴告示招人，不过那些来报名的人最后一个也没录用，他让先遣小分队的日本人都换上了警服，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矿警队。接着他以“封闭集训”为名，把“矿警队”拉到山上一处偏僻废弃的采场里，那里有从前采区留下的厂房、工棚、食堂，小分队吃喝拉撒住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这一切盛东福都做得冠冕堂皇，不露一点痕迹，除了身边那几个贴身心腹，没人知道大冶铁山上此时还蛰伏着一支如狼似虎的日军小分队。

接下来，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事情首先出在承包厂矿设备拆迁的承揽人身上。原来大冶厂矿的机电设备拆迁，除工程技术人员由钢迁会直接委派指定外，大量的技术工匠以及民夫则由钢迁会与工程项目承揽人签订合同，明定权责期限，然后再由承揽人组织工匠民夫施工，机电设备自拆卸后直至装箱验收合格，合同义务方算完成。承揽人除了有资质，还必须在当地有殷实的铺保。大冶是工矿区，从清末到民国聚集着许多产业工人，他们中不乏技术熟练的各种工匠，大冶也因此应运而生了许多营造作坊。这些作坊一般都由当地商人出资组建，承揽大冶厂矿内外的各种工程项目，组织施工。此次大冶厂矿拆迁，因为是战乱时期，工期紧，要求严，官方所付的工价比平时要高出三成，加之战争时期工程项目难觅，因此厂矿拆迁工程在众多的承包商里竞争很是激烈。

大冶铁矿第二期拆迁工程的项目合同，最终被石灰窑许记营造公司拿到手。项目内容包括拆迁得道湾内所有采区的大绞车、锅炉、卷扬机、空气压缩机、小矿车、挂路等。许记营造公司的老板名叫许世廷，江北蕲春县人氏，为人厚道，他这次的铺保是黄石港数一数二的杂货行恒源号。签订合同那天夜晚，许老板特地在石灰窑德贵酒楼摆了一桌酒席，酬谢一干帮忙的朋友。大家都喝得很高兴，酒席散去，已是夜阑人静。许老板家住黄石港，石灰窑与黄石港两个小镇之间还隔着几里地的距离，许老板就在那晚回家的路上失踪了。几天后，人们在下游几公里处西塞山下的回水湾里找到了许老板的尸体。起初人们都以为许老板肯定是乐极生悲，酒醉后不慎失足溺水而亡，直到第二位合同承揽人也相继丧命以后，人们才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原因。第二位合同承揽人姓霍，霍老板的尸体是在铁山铺与下陆之间的一处杂草丛里发现的，当胸被人捅了几刀，显系暗杀。案子报到了县警察局，警察局在分析案情后认为，很可能是由商业竞争引起的报复仇杀，甚至还怀疑到背后有帮会背景。出了这两件人命案子后，大冶铁矿第二期的拆迁工程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出面承揽了。后来偏偏有个人不信邪，出面承揽了这个工程。此人姓田，铁山附近的人，会武术，加入过青帮，平日横行乡里，承接工程后还特地聘了两个保镖，整日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大冶县警察局由此认定，这第三位承揽人很可能就是前两起命案的嫌疑人，正在对田某暗中展开秘密调查。谁知道田某的工程还未正式开始，他也被人暗杀在家里，那两个保镖也跟着他一同丧命。出了这三起人命案，大冶铁矿的拆迁工程被拖延了半个多月，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头承揽了。期限越来越紧迫，到后来钢迁会索性不找承揽人了，直接从汉阳铁厂的拆迁工地上派来技术工匠和民夫，自行组织拆迁。但即便如此，在山上拆迁的时候，工匠和民夫中也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死亡和失踪事件。到最后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工匠和民夫们一哄而散，拆迁工程彻底搁浅了。那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这是帮会内部的“黑吃黑”，他们相互争夺彼此不让；有的猜测是厂矿内部的人干的，他们不愿意厂矿拆迁；甚至还有迷信的说法，说拆迁触怒了铁山上的山神，山神爷出来显灵了。但人们却忽略了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疑点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说前面的两种说法都成立，那为何大冶铁厂的拆迁自始至终一帆风顺，而唯独大冶铁矿的拆迁却一波三折，并且要付出血的代价？同为大冶厂矿拆迁，为何还要分个此厚彼薄？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只有盛东福的心里清楚那是谁干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不再从汉冶萍公司进口生铁，大冶铁厂是专门炼铁的，因而日本人对大冶铁厂没有兴趣。日本人派出这支先遣小分队的唯一目标，就是大冶铁矿。事实上他们也基本达到了目的。由于绑架、暗杀的恐吓和期限的邻近，大冶铁矿的采矿设备只作了象征性的拆迁，就是拆卸下来的那些少数机电设备也运不出去——这边刚刚在码头上装船，先遣小分队的电报就发出去了，那边敌占区的敌机马上起飞，很快封锁了黄石港上游的长江航道。奇怪的是敌机并不炸沉货轮，而是围着货轮轮番狂轰滥炸，逼得你不得不调头返航。直到十月中旬大冶沦陷前，石灰窑江边码头上还堆放着大量的机电设备和铁路钢轨没有运走。最后中国军方只得下令对它们进行爆破或者沉江，免资敌用。

先遣小分队因为不久后的一次夜袭行动而彻底暴露。

7月下旬，交通部派专员刘孝勤率粤汉路工务处工务员杨荣及路工44人来大冶，专门负责拆除大冶铁矿至石灰窑的运矿铁路。这条铁路全长37.5公里，计划在一个月内拆除完毕，钢轨、枕木、鱼尾板等尽数运往四川，为新建的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铺设运矿铁路。铁路一拆，大冶铁矿的采矿设备只能停止拆卸，因为拆了也运不走。剩下的那些设备，只能放在山上等待最后的爆破了。

拆除铁路的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一天深夜，江口率日军先遣小分队血洗了拆路工人所居住的工棚，粤汉路工务员杨荣及44名路工全部罹难，无一幸免；交通部刘专员因为没有住在工地而幸免于难。事件震动了武汉行营，责令限期破案。案子并不难破，先遣小分队在现场留下的满地的日军制式弹壳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很显然，在大冶铁山潜伏有日寇的敌特武装。驻石灰窑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第二十军军长李汉魂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对大冶铁山进行了封山围剿。最后经过一场激战，全歼了日军的先遣小分队。

等军方醒悟过来，再派宪兵去大冶铁矿逮捕盛东福的时候，盛东福和他的那帮心腹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