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成为常态，世界各地区和各文明，正是在交流互鉴中被注入生机、赋予活力，从而精彩纷呈并广泽天下。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和通道，在中外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担当了前沿窗口的角色，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国船舶从广州出发，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传统的以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为代表的拳头产品，大量传布到世界各地，随之传入的还有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室内装饰、园林设计等诸多方面的艺术和生活时尚。以18世纪为例，大量包含着中国元素和岭南风格的外销画、外销瓷、外销银器、外销扇子等传入西方，为西方社会热捧，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形成“中国趣味”的社会时尚。凡此种种，不仅移风易俗，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海上丝绸之路还向外传播了我国种桑养蚕、织造丝绸、制造瓷器的技术以及中医、中药学等，推动了早期丝织和瓷器工业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

海上丝绸之路也把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犀角、象牙、香料，矿产如沙金、白银、黄铜，动植物，还有经济作物如棉花、龙眼、番茄、玉米、番薯、烟草、花生、向日葵、土豆等新品种传入中国，而且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哲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法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传入西方，而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传到中国，广州正是这些人类文明向中国传播的主要通道。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播渠道之一。南朝印度名僧达摩从海路来华，在广州登陆并建西来庵，开始弘扬佛法，后世僧徒尊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始祖，其登岸地点称西来初地。佛法高深，也有中国僧徒不远万里，从广州出发远涉重洋去印度取经求法。高僧义净于唐咸亨二年（671年）经由广州，取道海路，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至印度，历游三十余国。从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成为中国佛教的瑰宝。

伊斯兰教最初在唐朝传入我国，也与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州密切相关。当时的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传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门徒四人，号称“四大贤人”，于唐武德年间来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贞观二年（628年），穆罕默德派遣阿布·宛葛素到广州传教，先后辗转泉州、杭州和长安等地，再返广州后逝世并葬于此。广州至今还保存着清真先贤古墓的遗迹。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则为唐时蕃人为了穆斯林做祷告而建。这些遗迹，都见证了伊斯兰教传入广州的历史。

至于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早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16世纪中叶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忽略到广东传教；到明朝末年，广州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的必经之地。1807年，新教英国伦敦会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开始传教。西方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传到中国，广州也因此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19世纪广州产生出中国第一部中英字典、第一份英文报刊、第一间西式医院等。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宗教的传播，使广州纳四海之新风，成为多元、开放、兼容、创新的岭南文化中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