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兰彬集
  • 王杰
  • 9590字
  • 2024-03-28 11:24:09

前言

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丽秋),广东吴川人。一生经历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代皇帝,人称五朝元老,三生有幸;作为一位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躬亲者和见证人,立德、立言、立行三位一体,功德兼备,百世流芳。

陈兰彬的生平,可分两段:前半世由科举走向仕途,以幕僚为生,亲洋务;及至首任清朝驻美肄业局(留美幼童)总办,首位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含其殖民地古巴)、秘鲁三国大臣(公使),乃中国早期派遣留学生、保护美洲华工权益和驻欧美使臣。他以年近花甲(56岁)之躯、不懂英文、不带家属,衔命赴美,勇于担当,为中外文化交流、为维护中华利权披肝沥胆,不愧为一个大写的中国人!谢俊美:《陈兰彬:一个大写的中国人——陈兰彬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及外交简论》,王杰主编:《使美先驱陈兰彬——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有学人强调,陈兰彬携幼童、抚华工、使三域,三位一体,于斯人、斯国,均为首途;他忠于职守,筚路蓝缕,开创了中美外交史、文化交流史的第一篇,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秉正义震慑邪恶、以弱国抗争强权的历史谱写了第一页。

一 功名出僻乡

人以地名,地以人兴。陈兰彬的家乡吴川地处粤西一隅,坐落在鉴江出海口,是一个泥沙冲积的小平原,颇饮鱼米之乡之誉,但因地少人多、台风水灾频仍,民生并不富裕。世代农耕之民人,向慕于科举功名,冀以摆脱生活之困窘。道光三年(1823),邑人林召棠高中状元,这是吴川乃至粤西自科举以来、千年以降的盛事,对少年陈兰彬影响深刻——始立志于功名。咸丰元年(1851),陈兰彬中顺天府举人,三年(1853)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旋由吴廷溥保奏,至直隶协理军务。六年(1856),充国史馆纂修,兼《宣宗成皇帝实录》校对官。七年(1858)十二月,两广总督黄宗汉奏调回粤协办洋务。八年(1858)正月,钦差大臣胜保又奏调往直隶军营差遣,五月选择回粤办理洋务事宜。同治二年(1863),以军功赏戴花翎,加五品衔。同治八年(1869),入直隶总督曾国藩幕。次年,随曾氏南下,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兼上海广方言馆总办。十一年(1872),宦途出现转机,任出洋肄业局总办,率第一批官费留学幼童赴美。次年,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事件。十三年(1874),参加与日斯巴尼亚的谈判。光绪元年(1875),赏二品顶戴,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钦差大臣。翌年,擢太常寺卿。四年(1878)赴美履任,受宗人府府丞。次年,赴日斯巴尼亚履任,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八年(1882)任满返国,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署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任壬午(1882)科乡试较射大臣、癸未(1883)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和武会试较射大臣。十年(1884)告病还乡。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95年1月9日)于故里病逝,谥号“文毅”。

二 事功垂青史

大境界开阔大胸怀,大格局激发大作为。如果说陈兰彬一生的重要建树与卓越事功主要表现于人生的后半期,那就是强调和肯定他肩负重任、独当一面、大展拳脚、开先辟路的贡献。

(一)筹划、组织和管理留美幼童

缘于洋务派的推动,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六年(1872—1880),清政府组织了120名幼童分四批(每批30人)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官派少年留学欧美,“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附清单(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清)李鸿章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5),奏议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15页。。陈兰彬以其办事干练和沉稳性格,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赏识与信任,成为留美幼童事业的筹备者和组织者。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由直隶返任两江总督,奏调陈兰彬同往江南任职,委陈兰彬筹备留美幼童事宜。此间,容闳在天津向丁日昌再次提出派幼童留学事,并获曾国藩认可,但曾氏并未让容闳参与筹划。史料经已揭示,容闳首先提出留学构思,而筹备留学如时长、人数、学生年龄、来源等具体细则,乃是陈兰彬、吴大廷等人拟定,经曾国藩、李鸿章反复斟酌方以定夺。曾、李两人涉及留学计划的信函,大多提及陈兰彬,或直接致函陈兰彬,很少提及容闳,甚至未见与容闳互动的函件。这并非如容闳《西学东渐记》所说是他一开始就拿出成熟方案,陈兰彬等人仅是照搬照做而已。留学计划从无到有,留学生人数多少和年龄大小、经费筹措和来源、批次和年限、章程条款、肄业局人事安排、预备学校的设立、学生招录、学前教育、护照和船票、美国接待等诸多事务,是一步一步商定逐渐修改完善的。容闳晚年的回忆录,夸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忽略了其他洋务官员的事功,可以说,幼童留美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筹办官员自始至终极其重视与谨慎,计划从提出到成行,经过反复斟酌和修订,可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要之,清政府把管理幼童留美的任务交给陈兰彬,就是责成陈氏将120名官派幼童砥砺学成、安全归国,陈兰彬也就肩负起为中国培养洋务人才的重任,开创性地组织幼童赴美留学,其开山之劳俱在,其引路之功犹存。

从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1872—1874),陈兰彬任出洋肄业局委员(总办),容闳任副委员(帮办),负责幼童留美。陈兰彬主持出洋肄业局,主要办了如下事件:

(1)携带第一批幼童赴美。根据计划安排,容闳提前赴美筹备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生活和就业,陈兰彬与其他肄业局同僚负责携带幼童赴美。从香港启程前,陈兰彬携幼童拜访美国驻港领事。在海上航行历时一个月,陈兰彬悉心照顾幼童起居,适时讲授传统文化知识。

(2)主持肄业局事务,并负责幼童的“中学”教育。抵达美国后,容闳操办幼童就读西学,陈兰彬和两位汉文教习负责“中学”。陈氏悉心筹划第二、三、四批幼童赴美,并由美国东部到西部的旧金山迎接第三批幼童。

(3)拟定新的留学章程、举荐肄业局新总办接班。幼童抵美,面对全新的环境,原来在国内拟定的留学章程,不免存在“中国式”的“想当然”,与现实和发展渐有不适,为此,陈兰彬主持拟定新章。同治十三年(1875),留学事务进入第三年,陈兰彬因奉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况,旋回国协助总理衙门与日斯巴尼亚谈判,乃举荐区谔良接任出洋肄业局总办兼携带第四批幼童赴美,稳定了局务的运作。容闳曾在回忆录中指责陈兰彬举荐吴嘉善接替区谔良,并大骂吴嘉善提出和组织撤回留美幼童关于肄业局总办的更替,李鸿章有过叙述:“既而荔秋因古巴华佣一案,调回中国,旋与莼甫同充驻美公使。其肄业局总办则区员外谔良与莼甫同任之,幼童附入书院等事由莼甫一手经理。比区君调回,继之者为容主事增祥,不久丁忧。又继之者,为吴子登编修,乃莼甫所推荐而荔秋所奏调者也。”李鸿章点明是容闳举荐吴嘉善,容闳却在回忆录里故意推卸了这个责任!参见李鸿章:《复总署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清)李鸿章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16页。又,坊间有言:容闳自传不确之处太多,需要对照别的文献辨别。

(4)力图化解出洋肄业局危机。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十六日,御史李士彬上奏出洋肄业局违反留学章程,清政府下令严查。陈兰彬在奏折中极力维护肄业局声誉,据实解释种种谣传与质疑。陈氏肯定局内官员无人信教,对幼童违章并未姑息;指出区谔良确系与两妾同居,但未见其吸食鸦片,且区氏已于光绪五年(1879)卸任回国,与幼童早已断绝关系;黄胜系旧金山使署翻译,并不是出洋肄业局翻译,两部门相距一万四千余里,黄氏不可能参与留美幼童事务,但未提及黄氏是否信教;指出吴嘉善在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抵华盛顿,提出裁撤出洋肄业局和撤回留美幼童,又担心幼童不愿被撤而逃走。陈兰彬强调裁撤之事应由南北洋大臣定夺。之后,吴嘉善就再没找过陈兰彬谈及留美幼童事。

陈兰彬特别强调出洋肄业局事务向来都是直接向南北洋大臣汇报和决定,幼童是否撤回和如何带回,应该按章办事,由南北洋大臣决定和奏明。可见,陈兰彬并非撤回留美幼童的倡导者,也不是决策者,更不是执行者。

审视整个幼童留美事务过程,陈兰彬在早中期的开创性贡献有目共睹,无法否定,容闳后来在自传中蓄意污蔑陈兰彬,这种做法实不足取。时下某些论著截取陈兰彬支持撤回幼童一事的言论,实际上是夸大陈氏在幼童留美大业的过失,完全忽视了陈氏在拟定计划、筹备学校、挑选幼童和组织赴美、管理幼童、教习中文上的作用,显然缺乏公正性。

(二)调查、保护美洲华工权益

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不仅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同时也大量掳走或拐骗劳动力,输往秘鲁和日斯巴尼亚殖民地古巴岛等地。华工在该处登岸后,大多一生为奴,难逃厄运,即所谓“华人在该处佣工,备受凌虐,各处新闻纸言之甚详,而各国驻京公使依违其间,不肯出一公论,似欲互相袒蔽”李鸿章:《复驻扎美国管理幼童肄业委员刑部主政陈(同治十二年八月初四日)》,(清)李鸿章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7—568页。。同治十二年(1873),在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派陈兰彬前往古巴、容闳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俾以事实驳斥日斯巴尼亚的无理纠缠,与日斯巴尼亚和秘鲁两国交涉,保护华工权益。陈兰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国交涉维护华侨权益的政府代表。

同治十三年(1874),陈兰彬率领汉口税务司英国人马福臣和天津税务司法国人吴秉文等人组成的调查团抵达古巴,先后会见古巴华将军与哈瓦那知府、局绅等,与之谈判。又亲临苦力收容站、奴隶发卖所、监狱及种植园、制糖厂等实地察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察访,调查团一共收录口供1176份,另有1665名华侨签名的85封陈情书。陈兰彬得悉古巴华工在“船上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其工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华工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光绪元年(1875),陈兰彬将古巴、秘鲁华工受虐的调查材料带回北京,协助总理衙门与日斯巴尼亚等国谈判,拟定新的招工章程,保护华工权益。清政府以调查资料为据,改变侨务政策,下令停止向古巴输出契约华工。古巴宗主国日斯巴尼亚在道义上遭到各国舆论的谴责,于1877年与清政府重订《古巴华工条款》,取消契约工,改善华工待遇。陈兰彬主持的调查,代表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华民族向西方列强抗争,促使清政府关注海外华人权益,使古巴华工困境得以缓解,为派遣使节驻外提供了契机。

(三)出任美、日、秘三国首位公使

陈兰彬出使欧美,正是清政府国力衰弱之际,又值美国排华浪潮高涨之时。他不避艰险,尽职尽责保护美洲华工,维护民族利益。其外交事功,开启了中美外交新篇章:

(1)设使馆任领事,探索完善驻外官员制度。陈兰彬先后到美、日、秘递交国书,在美国华盛顿设立公使馆,于旧金山、马德里和哈瓦那等处设领事馆,奏调陈树棠、容增祥、刘亮沅、吴嘉善、陈善言、黎庶昌、张斯栒、叶绪东和蔡锡勇等出任领事官等职。为便于尽快开展外交,大胆任命亲华美人傅列秘为旧金山领事。因未与檀香山王国建交,陈兰彬照会檀国驻美公使,任命香山籍侨商陈国芬为商董,行领事之职。从此,中国在美国、日斯巴尼亚、秘鲁,以及古巴岛和檀香山王国等地,有了正式的使馆和外交官。

(2)抗议排华法案,维护中国权益。陈兰彬履任期间,美国第45届(1878—1879)国会通过限制华侨入境的《十五名旅客法案》。陈兰彬约见美国国务卿埃瓦茨,进行严正交涉,指出议员的涉华言论“无礼和粗俗”,而法案是对中国冒犯和侮辱,警告此举将影响美国在华的利益。他还争取卫三畏等亲华美国社会名流支持。其努力收到厚报——美国总统海斯权衡各种利弊后,最终否定了该法案。

(3)交涉排华案件,保护华工利益。光绪六年(1880),轮船招商局“和众”号轮船前往旧金山,美国海关违约加征船钞货税,陈兰彬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同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反华骚乱,华人被杀,财产被抢,受毁惨重。陈兰彬立即照会美国国务卿埃瓦茨,要求立案调查,缉拿和惩治暴徒,赔偿华人损失;并饬旧金山领事前往调查,搜集证据。但是,美方狡辩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地方政事,亦不负责赔偿。陈兰彬据理坚决加以驳斥,向“强权即公理”的霸道势力叫板,展示了弱国敢于抗争强权的正义与气魄。

(4)参与国际活动,展示中国形象。陈兰彬使美,参观了美国农业博览会、万国医病会等国际活动,展示了中国使者崇尚世界先进文化与科技的形象。1881年乃美国排华最疯狂时期,陈兰彬先是于1874年作古巴华工受辱调查,旋将调查结果译成英文,向外国使节公布,揭露西方霸权在道义上的无理。可以认为,中国驻外使节的对所在国的抗争,是从陈兰彬开始的。

近代早期遣使,陈兰彬使团与郭嵩焘使团几同时受命。与郭嵩焘使英相比,陈兰彬之所以晚了两年,原因是他需要协助总理衙门与日斯巴尼亚、秘鲁敲定华工保护章程。陈兰彬衔命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横跨大西洋欧美两洲,往来南北美洲,尤其在美洲排华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以弱国设立领事保护华人,交涉排华案件,控诉霸权、伸张正义。他面临的困境和肩负的责任,远远超过郭嵩焘。清政府有过官方评价,称陈氏“识见远大,志趣纯正,人亦能耐劳苦,办事切实不浮”总理衙门:《呈出使及办理中外文务陈兰彬等员履历单(光绪元年五月十四日)》。见《录副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诚哉斯言!

(四)致力建设广东地方文化

光绪十年(1884),年近七旬的陈兰彬息影政坛,致仕返乡。陈氏以读书为乐,书斋取名“愿学家塾”。他藏书甚丰,自撰联云:“雪案读儒书,廿二龄以优行贡成均,选广博,登科第,通籍词垣,并从戎越水燕山,想当年,壮志激昂,乃思树立;星槎持使节,八万里自遐邦返京邸,历侍常,涉宗卿,被官谏议,及掌职蓉台枢部,幸此日圣恩高厚,暂息薪劳。”黄志豪编:《吴川古今对联选》,(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6页。陈氏居乡却绝非隐田园,不问世事,而是余热仍挥,致力于地方教育和地方志编撰,育人著书,不遗余力,推进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陈兰彬两度主讲高文书院,悉心延揽和培养英才,陈熙敬、陈一山、李文泰皆出其门。

从光绪十三年至十八年(1887—1892),陈兰彬六年间主纂三部地方志书,高效且优质,堪称创纪录。光绪十三年(1887),陈兰彬应吴川知县毛昌善之聘,总纂《吴川县志》。该志在双江书院开局撰修,历时一载而全稿修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由羊城萃经堂刻刊。《吴川县志》仿照阮元《广东通志》,略作变通,设10卷,计分舆地、建置、经政、职官、人物、纪述6门30个子目。“夫娘”方言之收录,既体现了俚语的拾遗,又反映了中原雅语的存活,文化渊源一览无遗;以小见大,雅俗共赏。

光绪十五年(1889)《高州府志》开局,杨颐与陈兰彬任总纂。杨氏在京忙于政务,实由陈兰彬总成之。十六年(1890)夏,《高州府志》修成,十七年(1891)由高城联经号刻印。《高州府志》仿阮元《广东通志》体,坚持“实有惠政于高州者,虽微员必纪,否则虽显要不录,现在官员及尚在仕路者流,俟后纂”。其艺文,仿《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人文、职官、经政,是为该志特色。

光绪十七年(1891),石城(今廉江)知县蒋廷桂延请陈兰彬总纂《石城县志》,于次年编就,仍由高城联经号刻印。陈兰彬等人认为,前明嘉靖之《石城县志》,“门类繁琐,且有轻重失御”,“此志于旧修年全削去不载,且所引旧志亦不分注明何志,是疏失之处”。鉴此,陈兰彬创新志书门类分法,设为8个门类,内容承旧志而“补其阙,正其陋”。体例仍借鉴阮元《广东通志》,但又多有创获。

《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等三部方志,“皆以材料翔实,记载精确,立例谨严,征引详博见称,诚为历代广东方志中的精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后人研究粤西地方历史人文的必备参考书,亦由此奠定了陈兰彬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

三 管蠡见荦章

陈兰彬传统文化功底深厚,虽不以思想学术见长,却笔耕勤谨。早年著有《诗经解》《诗经靖笺》《孟子靖笺》和《同馆赋钞 同馆诗钞》等,直隶赈灾时撰成《治河刍言》。出使期间写下《使美纪略》《游历美国即景诗》《重次千字文》《泛槎诗草》和《使美百咏》等,赴古巴调查修有《古巴华工申呈及口供节录》,晚年参与纂修《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主纂《吴川金石志》《石城金石志》等志书,著述可观。

陈兰彬出使美、日、秘三国期间的诗咏,数量约百首,称谓不一,并未结集出版,大多散存于各地。如《陈兰彬遗稿》存有律诗82首,上海《申报》刊载《游历美国即景诗》28首,汪瑔的《松烟小录》收录22首,《广东诗汇》和《黄梅花屋诗话》收录《由日本赴金山即事杂咏》3首,《吴川古今诗选》和《纪念陈兰彬诗文集》收录《出洋记事三十二首(选四)》4首、《太平洋即事三十二首(选十)》10首和《由日本赴金山即事杂咏》2首,《陈兰彬颂》收录62首。这些诗文多是相互传抄,字句略有差异。

缘于历史原因,陈兰彬的著述大多已经散佚,成册出版且至今尚存的仅有《使美纪略》和《同馆赋钞 同馆诗钞》,出使美、日、秘三国期间的诗咏约百首散见于报刊、文集和私家藏品之中,而《治河刍言》《诗经靖笺》和《孟子靖笺》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悯畿辅困水患,撰《治河刍言》八卷。”又,《诗经靖笺》《孟子靖笺》两书,“尚觉词涉繁芜,意多纤仄,未敢出而问世”。日后公务缠身,四海奔波,或无暇及此。见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一七。,则至今未见。

《陈兰彬集》的编辑,尤须感谢2008年12月在陈氏故里吴川市举办“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热心呼吁与助力陈兰彬研究,令人感奋。有鉴于陈兰彬著述尚未整理出版,编者于会后,开始“千里之行”,着手收集整理陈兰彬的各种著述和相关史料。

本集编辑者先后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可能藏有陈兰彬史料之机构,广括穷搜;又联系美国国家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茂名市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顺德博物馆等处,搜寻陈兰彬照会、书画、对联;多次前往吴川、高州、化州、茂名、电白等陈氏足迹所经之地,走访陈兰彬故居、陈兰彬及亲友墓地、陈氏宗祠,实地考察载有陈氏题词、题联、碑文的庙宇津桥,搜集陈兰彬著述、楹联、墓志铭。十年之力,集腋成裘,喜获陈兰彬著述近两百万言,编为此集,权以告慰前贤。

《陈兰彬集》问世于陈氏诞辰200周年之后,得益于各界各家的无私捐赠,鼎力成全。敢有奢望者,尚祈本书之出版抛砖引玉,迎来陈兰彬著述之发掘、研究之拓展与深化。

四 垂鉴警四方

毋庸讳言,对陈兰彬生平与事功的研究,此前不免有被遗忘、被误传、被歪曲之嫌。换言之,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外交史、留学史、教育史、经济史、文化史、侨务史、地方史,陈兰彬不应缺位,《陈兰彬集》更不该缺席!整理出版《陈兰彬集》,不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富有世界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拓展

陈兰彬作为晚清一位开明的洋务官员,首任驻美肄业局总办,经历了留学幼童的派出与撤回,其著作记述了自身与同僚以及相关官员在留学事务上的复杂认知与心态,披露了从封闭到开放时人趋新与困惑的纠结,从而揭示:从封闭到开放过渡期的“探路”心态左右了晚清对待新生事物政策的摇摆性。其因由,既有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纠结,也有转型期的困惑以及文化差异的认知。如果以事后的价值取向去评判百多年前的人物与思想,未免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陷于苛求或偏见。《陈兰彬集》面世,在某种程度上拓宽新史料涉及面,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化。

同理,陈兰彬作为首任驻美、日、秘公使,其日记与使外经历,开阔了晚清大臣的世界视野,丰富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使外心路历程的典型个案,为考察清末社会转型、探求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史及其艰难历程增添了文献资料。陈兰彬驻外期间撰成的《使美纪略》《游历美国即景诗》《泛槎诗草》《使美百咏》以及《古巴华工申呈及口供节录》等,对考察中国外交草创期的样态和研究美国铁路史、美洲农场史、经济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是史家管窥19世纪末的世界发展史、中美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二)有利于务实开先精神的激励

事业、事功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编出来的,更不是骗出来的,而是由汗水苦干铸就的。陈兰彬出国之前,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士大夫,近二十年的幕僚生涯,练就了他的济世心志和勤谨务实的精神。

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两广总督黄宗汉奏调他回粤协办洋务,次年一月,钦差大臣胜保又奏调他到直隶军营差遣,两位总督所看重的是他的实干。陈兰彬有过协办军务的经历,被选择的直隶,他相对熟悉,且在天子脚下,升迁也快。但他于五月选择回粤协办洋务,则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是时洋务人才匮乏,且士大夫大多不屑于洋务,他的选择,正是为朝廷学洋务办洋务,以务实来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再者,此十年间,吴廷溥、胜保、黄宗汉、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等六位总督,先后有意罗致陈兰彬入幕;亦屡获丁日昌、许振袆、朱学勤、李兴锐等朝廷大员举荐。在无任何人脉背景之下,陈氏得如此之多名宦赏识,除了务实,“本钱”何来与焉!

追随洋务派经年,新的挑战形铸了他在务实基础上趋新求变的性格。《奏为招商局轮船关系大局办有成效请饬疆臣认真经理事》等奏折,清晰地透出他忧国忧民、支持近代船政和商业发展的求变思想。他为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 1827—1916)所译的国际法著作《公法便览》和近代交战规则著作《陆地战例新选》两书,以及北京同文馆医学教习、英国传教士德贞子固氏(John Dudgeon, 1837—1901)所著的中国近代第一本解剖学教材《全体通考》所作的序言,展示了他思想开明、务实开新的精神风貌。

及至赴美,陈兰彬专责幼童的“中学”教育,在与友人的信函中称身心疲惫,仍坚持为中学作业悉心批改,表现出为贯彻留学章程,为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尽心尽力。其务实还体现于对夏威仁王国(今夏威夷群岛)外交官的安置。该国为华人往来南北美洲的跳板,位置十分重要。其时,清政府与夏威仁王国尚未建交,为了护侨,他先是选择有名望的富商陈国芬(陈芳)为商董,借商董行领事之职。随着清政府与该国建交,旋请总理衙门改商董为领事。

陈氏的务实精神体现在做实事,不张扬,此乃中华民族优秀品格之一,值得永远承传。

(三)有利于实事求是的深化研究

140多年前,陈兰彬携带幼童赴美留学,那时不算美差。十年使美时光,是一个挑战!除了承袭传统文化精粹一脉,还沐浴了科技昌明洗礼的欧风美雨。在古老帝国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过程中,陈氏代表了晚清范例,既是受惠者,又是开拓者,也是困惑者,需要勇气和担当!

应该指出,陈兰彬赴美前近二十年的幕僚生涯,对朝廷体制内的运作经已见怪不怪,这练就了他老成持重的品性,或正是因此得到了朝廷大员的青睐。他的《使美纪略》仅是对美国昌明国度的赞许,或对先进科技的宣介,几未抒发自己的私见——他深谙国情,大洋彼岸科技的实施乃至新国度的变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或是有意不露锋芒,淡化了自己的材器识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被人误解为“顽固守旧”。《陈兰彬集》多维度展示了陈氏的思想动向与演变轨迹,是重新认识陈兰彬最有效的史料。有学人指出:“容闳在其自传中将陈氏描述为守旧人士,自有其语境和私心。今人不察,以为信史而征引传播,实在令人遗憾。作为早期洋务事业的实干家之一,陈兰彬为世人误解久矣,希望我们今天的研究,能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真正汲取经验和教训。”潘振平:《陈兰彬生平及评价的几个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陈兰彬集》对于学人多维了解陈兰彬的事功与形象,升华对先贤的温情与敬意,提供了现成的资料。同理,对容闳追慕先进、思想急进也应有谅解。他喝洋水长大,饱学西方,迫切希望祖国赶超欧美,又何尝不是激情昂扬?再者,参与留学事务的官员众多,幼童留美的功劳乃集体的智慧和建树,不能归到容闳、曾国藩或李鸿章任何一个人的名下;同理,幼童撤回,原因复杂,这是时代的遗憾,将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人或几个人头上,也有不切合实际之嫌。

(四)有利于文化自信的升华

重温陈兰彬于“弱国无外交”之大格局下锲而不舍,为华工争取权益,为民族争取尊严之所作所为,折射了中美关系之百年变幻。对今天的外交活动,运用外交策略处理国际关系,构建新型的中美关系有很强的世界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

“今天,祖国的强大,使排华浪潮之惨剧,或再不会在美国重演。但是,尽管中国、美国与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美国对华政策之国内政治与公众舆论,却与130年前依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惊人之相似,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当今的国际关系体系,依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体系。评判好与坏,对与错,善与恶之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主流社会之手中,中国在世界上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远未结束。在争取民族平等、人类大同的征途上,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西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优点与长处,博采众长,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强大的国防,而且要有中国自己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之理论与观念,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理论与观念。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华文明一定能够为人类前途作出独树一帜、无可估量之伟大贡献,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任重而道远!”卿斯美:《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之确立与首位驻美公使陈兰彬(1878—1881)》,王杰主编:《使美先驱陈兰彬——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当前世界并不太平,强国霸权是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和谐构成重大威胁的主要因素。坚持正义,反对霸权,是世界弱小国家或民族共同致力的时代命题。中国崛起改变与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建构,中美关系走向了以协商合作为主,摩擦纠纷频仍的新阶段。在中美邦交进程中,中国始终需要以文化自信为积淀,经济腾飞为助力,政治自信为根基,坚持平等友好原则处理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坚持正义,反对霸权,维护与参与创造世界和谐的伟业。

编者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