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家》·新世界·三家分晋（2）
三家分晋，历史的大事件，赵氏无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往根源上说，晋武公曲沃代翼是最开始的推手，“驱逐群公子”，导致了晋国几百年公室卑弱，卿大夫专权。其次要算这笔分家的帐，晋文公也要算一个。
晋文公在争夺权位的过程中，主要依仗着异姓功臣，为了表示对这群功臣的重视，设立六卿制度。晋国几百年差不多都是君弱臣强，卿大夫势力逐渐壮大，继而互相倾轧，最后六卿为四卿，四卿为三卿，直到韩魏赵三家建国。
从赵氏的角度讲，三家分晋，独立建国是一项辉煌的功业。但是对这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不同的史家不同的角度来议论它，譬如太史公司马迁持一种褒扬的态度，在太史公的笔下，赵氏是成功者。但是，到了司马光撰史，三家分晋的面目截然不同。其中的原因在于撰史者的观念相异。
司马迁所作史记乃“一家之言”，蕴含着他本人对历史人事的独特认识，不虚美不隐恶，比较客观的在写史，并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是司马迁最值得称道之处。而司马光则不同，他完全站在儒家的角度去选择史料，解读史料，以期“有资于治道”，就是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完全的彻底的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就是给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而儒家在汉以降一直处于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表达的内容有意识有选择性的倾向于儒家的理念。这是司马迁与司马光做史的最根本区别。
司马光做《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其中与司马迁的史记有重叠的几百年阶段。也就是这几百年的记述，显露了两人不同的做史态度。而三家分晋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更是将二人的历史观念表露无遗。
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阶段，但当时的儒家虽然被重视，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其表里仍然有着诸子百家的气息，也就是说儒家的政治理念并不曾根深蒂固，汉武时董仲舒提倡的儒家也不是春秋时期的纯粹的儒家，是一种变异了的，掺加了官方意识的新的儒家。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其时儒家已经完全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主流，统治者有意识的利用儒家加强思想统治，这与汉武时独尊儒术有不同。或者说司马迁的时期政治上还算是比较宽松的，而司马光的时期，儒家作为一种政治需要，基本上垄断了思想领域。
司马迁的史记“成一家之言”，对于历史人事相对来说比较的中肯客观，不存在为统治者呐喊的意识，是他自己的私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不然，作为一种官方治学，其中洇染着浓烈的儒家气息，代表着北宋的官方意志，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当世的政治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