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秘的史前宗教

奇异的开颅术

众所周知，开颅手术，亦称穿颅术，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手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遥远的史前社会晚期，远古先民已能够进行开颅手术。在小河五号墓地，曾发现过一具古尸的颅骨接受过环钻手术。墓主人是一位40—45岁的女性，头部有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圆形钻孔，钻孔断面光滑整齐，并有明显的愈合痕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鉴定后认为，这位女性在接受完颅骨钻孔手术后，至少存活了一个月。可以想见，在3500年前，在那个没有麻醉药和钢制手术刀的年代，这样一场开颅手术将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啊！

尽管小河五号墓地开颅手术的谜团还未解开，但在新疆的察吾呼、吉林台水库、洋海、焉布拉克等墓地，都曾出土过带有穿孔的头骨。这些穿孔或方或圆，有的规整光滑，有的粗糙，并无规律可言。有关头骨穿孔的解释，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说法可归纳为：（1）一种宗教或者巫术行为，从死者或者活人头骨上取下一定形状的骨片作为辟邪物，欧洲史前曾有过类似的风俗。（2）古代的一种颅外科手术，主要用于处理颅骨骨折，以减轻颅内压。山东广饶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件5000年前的钻孔颅骨，经鉴定墓主术后至少又存活了两年，且钻孔边缘有明显的愈合痕迹。（3）一种治疗头痛、癫痫等疾病的治疗手段，至今仍流行于某些原始部落中。（4）一种尸体防腐措施，开孔取出脑髓，防止尸体腐烂。在欧亚草原生活的斯基泰人曾采用过类似的防腐手段。（5）战争创伤引发的穿孔。在古代欧亚草原上曾广泛使用一种叫鹤嘴斧的武器，其一端为镐头状，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可能是此类兵器所为。（6）梅毒、肿瘤等恶性疾病引发的头骨病变。（7）依据新西兰的民族志材料记载，当地土著曾有头骨穿孔的习俗，据说是一种个性时髦的行为，或有益于健康长寿。

头骨穿孔现象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中非常普遍，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原因。在史前社会，医疗救治与巫术往往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游牧人群所处的生存环境，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疾病。历史上，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麻疹和霍乱等疾病都曾是人类的主要杀手，它们都是从动物疾病演变而来的传染病。游牧人由于长期接触马、牛、羊等牲畜，许多家畜所携带的细菌、病毒或寄生虫等，经过变异后，也会感染到人。例如布鲁氏菌病，就是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在自然界中，牛、羊、猪等牲畜皆能携带布鲁氏菌，严重感染布鲁氏菌的患者会出现长期发热、乏力、昏迷等症状，部分病人甚至出现骨关节疼痛、肿胀的现象。在史前社会，古代先民不懂得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致病机理，又无法解释发热、头痛等症状出现的原因，因此会认为是鬼魅作祟、邪灵附体。当人出现半昏迷状态时，往往会产生幻觉。这种幻觉与灵魂观念相结合，为史前宗教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条件。

类似的疾病或者瘟疫还有很多。古代欧亚草原疾病史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疾病对于游牧人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导致了某些特殊的考古现象。如俄罗斯考古学家曾在阿尔泰山“乌科克公主”冰封墓葬中，发现了残留有大麻的陪葬容器。后来，借助核磁共振仪对其冻尸进行了细致的医学检查，发现她生前曾遭受乳腺癌和骨髓炎的双重折磨，为减轻疼痛，这位公主生前曾服用了过量的大麻，从而导致其香消玉殒。

铜镜与萨满

一提起铜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满是岁月斑驳的青铜韵色，或古朴典雅，或精美绝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铜镜背后的诗情画意曾让无数后人浮想联翩，然而在这流光溢彩的背后，却是一个有关铜镜起源的未解之谜。

我们所说的中国铜镜，指的是圆板具钮镜。尽管中国铜镜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镜鉴学，但最早的铜镜并非出自中原地区。古代铜镜分为两大体系：西方带柄镜与中国圆板具钮镜（即圆形镜）。西方带柄镜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一般称为西方带柄铜镜系统。早在公元前2900年，带柄铜镜就已在西亚及地中海沿岸流行。春秋时期，带柄镜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唐朝中期开始在中原地区出现。而圆形镜主要在中国境内流行，但它的起源争议较大。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商周及之前出现的铜镜，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中原地区、北方长城沿线、甘青地区和新疆天山沿线。

新疆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我国先秦时期唯一一处西方带柄镜与东方圆形镜同时共存的地区。除塔里木盆地南缘很少发现早期铜镜外，天山南北两麓，北起阿尔泰山，西至伊犁盆地，东达哈密绿洲的广大地区，都有早期圆形铜镜出土，尤其以东疆的哈密地区时间最早、数量最为集中。如哈密的焉不拉克墓地和巴里坤南湾古墓地共出土铜镜10面，最早的铜镜可追溯至夏代末期。

1988—199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发掘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铜镜和圆形铜牌饰，时间在夏代—商代晚期。其中直径大于5厘米的牌饰，形状与商周时期铜镜相同，且背部有钮或边缘有孔，它们很有可能是中国早期圆形铜镜的雏形。我们知道镜子是用来照面饰容的用具，但事实上，早期铜镜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研究表明，早期青铜镜所含金属锡的比例极低，无法保证铜镜磨面的洁白度，而且当时的铜镜硬度不高，完全不适宜映照。那么早期铜镜是做什么用的呢？

近代文化人类学者发现，在北亚、东北亚地区信仰原始多神教的民族中，铜镜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它是巫师作法时最主要的法器，被视为“神镜”，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具有避邪秽、照妖魔、医治疾病的作用。根据民族学材料来看，萨满神衣上的“神镜”有十几面，最多的达到六七十面。最大的戴在前心处，为护心镜，表示太阳，稍小的挂在背后，代表月亮，寓意“怀日背月”，其他部位装饰的小铜镜，则代表天上的星辰。这些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日月星辰是天上诸神用石磨出的神镜抛入天宇而形成的，巫师全身披饰便代表了整个宇宙的星体，可见铜镜在其中的神圣地位。

在中国西北、东北以及北方部分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就流行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萨满教中的巫师被称为“萨满”，俗称“大神”，在部落中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保护族众，祛灾驱魔。萨满在请神祭祀过程中，需要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通过某些祭祀请神的工具来完成表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跳大神”。通过考古发现，萨满巫师身上常携带有铜镜、动物纹腰牌和铃铛等物品。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吐鲁番鄯善洋海墓地，都曾发现过萨满巫师的墓葬。而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镜和铜牌饰，出土时即安置在萨满全身的主要位置。这些考古发现很好地反映出古代萨满教的某些特征，而萨满巫师的墓葬规格也明显高于常人，说明萨满巫师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动物崇拜

动物崇拜是远古先民万物崇拜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考古学家曾在吐鲁番洋海墓地发现过一件木雕刺猬。木雕的作者抓住了刺猬的基本特征，雕刻出一对大大的耳朵，使得木雕变得栩栩如生，也让我们一眼认出这是分布于新疆天山沿线的长耳刺猬。这种刺猬喜欢生活在半荒漠地带的丛林和灌木中，以昆虫、小型脊椎动物、植物种子等为食。很显然，长耳刺猬曾是洋海人常见的一种小动物，它或许被洋海人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并随死者一同进入昏暗的幽冥世界。

与此类似的还有洋海墓地出土的许多木桶，它们周身雕刻着狼、野羊、马鹿等动物图案。这些动物主要分布于天山山脉的林地和草原之间，与洋海人的游牧狩猎生活密不可分。狼对于洋海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种喜欢栖息于森林和山地的野兽，嗅觉灵敏，听觉发达，善于快速及长距离奔跑，常常昼伏夜出袭击牧人的羊群。对于生活在旷野中的洋海人来说，他们对狼的敬畏远胜于憎恶。狼象征着力量和智慧，让洋海人感受到神秘的气息。在洋海人的随葬物品上，常能见到狼追捕野生食草动物的画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表现野生动物弱肉强食的艺术风格，或者是古人的一种美好寄托，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中，狼不再危害自己的牲畜。

事实上，游牧社会对于狼的认识与农耕社会完全不同。尽管狼是家畜的天敌，但在欧亚草原的许多游牧民族中，它同样也是家畜健康的守护者。根据民族学材料记载，游牧民族甚至有利用狼来给牲畜治病的行为。在新疆哈萨克游牧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狼对于保证羊群的健康非常重要。在狼身上，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可以遏制羊群中瘟疫的蔓延。在古代，羊群若遭遇瘟疫，牧人会有意将一些羊赶到狼出没的地方，让狼咬伤病羊，之后再把这些羊赶回羊圈。据说被咬伤的羊会阻止瘟疫的蔓延，使羊群重获健康。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羊圈中有羊生病，又巧遇狼群夜袭羊圈，牧人不会立刻驱赶饿狼，而是等狼咬伤几只羊后，再将狼赶跑。据说狼能驱赶瘟神，使羊恢复健康。或许洋海墓地中的狼纹图案，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同样在和静县察吾呼沟4号墓地，曾出土过一件蜷狼纹铜镜，镜面中狼身体翻转，龇牙咧嘴，怒目圆睁，一副凶恶的表情，可能也是狼图腾的某种具体表现。

与对狼的敬畏不同，野山羊则是远古先民狩猎的对象。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沙湾县大鹿角湾风景区清理了36座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在其中一座编号为M23的墓葬中，清理出一座绘制有野山羊的彩陶壶，这是目前新疆发现的唯一一件绘有野山羊的彩陶器。陶壶周身共绘制有4只野山羊，其前肢卷曲、后肢蹬地，呈奔跑状。沙湾县位于北天山中段，除了全国闻名的沙湾大盘鸡外，也是中国著名的辣椒之乡和瓜子之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沙湾是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也是天山沿线野山羊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古代，这里曾是远古先民进行狩猎活动的主要区域。

历史上，新疆天山山区曾广泛分布有赛加羚、盘羊、北山羊、岩羊、普氏原羚和鹅喉羚等多种动物。然而今天，赛加羚和普氏原羚已在新疆灭绝，其余的也已成为濒危物种，亟待保护。如今，它们的身影只残留在斑驳的岩画上，与远古的历史一道，渐渐远去，只留下岁月的痕迹。在新疆早期的游牧社会中，狩猎经济曾占有相当的比重。为了祈求狩猎活动的顺利，一些猎物的图案会反映在人们所使用的器物之上。2003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地，曾出土了一面造型奇特的山羊柄铜镜。此镜镜面呈圆形，镜柄为一只站立的北山羊，它双角弯曲，身体壮硕，尾巴自然下垂，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羊背部有钮，便于牧人随身悬挂。据推测，这件铜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时期。

新疆考古发现的早期狩猎工具十分简单粗糙，现代人很难想象如何用这样原始的装置，捕捉动作迅速、反应敏捷的野生动物。除了狩猎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外，也与当时生态环境的优良、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密不可分。100多年前，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游历新疆时，曾感慨天山地区野生动物太多，连他这样造诣颇深的业余生物学家都叫不出名字。

马鹿也曾广泛分布于新疆的天山南北。新疆马鹿主要分为三个亚种：塔里木马鹿、天山马鹿和阿勒泰马鹿。塔里木马鹿夏季多生活在胡杨林、芦苇以及红柳丛中，冬季进入农业居民区的废弃耕地和牧业荒漠草原，喜欢吃灌木嫩枝，并有舔食盐碱的习惯。天山马鹿喜欢栖息于大面积的针叶与阔叶混交的森林中，夏季进入山地林带的顶端，冬季则迁往山谷密林，喜欢吃禾本科牧草。而阿勒泰马鹿主要栖息于阿勒泰山海拔1000—2500米的森林和草原间，随季节的转换，有规律地迁徙：春秋季节主要在海拔森林草甸地带，夏季活跃在亚高山草甸地带，冬季迁移到森林草原地带，以树木枝条为食。

在新疆考古发现的许多文物与马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著名的是鹿石。鹿石，源于蒙古语“Olenniye Kamni”，是一种经人工敲凿、雕刻等方式加工而成的一种碑状石刻，因多刻鹿纹而得名。这种艺术形式广布于欧亚草原区域，尤以蒙古国居多。新疆天山和阿勒泰山亦有鹿石分布，是我国鹿石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目前欧亚草原发现的鹿石可分为三大类：（1）雕刻写实动物的萨彦—阿尔泰型；（2）刻有图案化动物的蒙古—外贝加尔型；（3）没有动物图案，但有其他纹饰的欧亚类型。关于鹿石的作用，目前基本认定它与欧亚草原流行的萨满教有关。古代游牧民族多崇拜太阳，相信万物有灵。古人把希望寄托于天地之间的太阳、山岳等自然物，希望通过对其的祭拜获得与神灵沟通的能力，从而调停人与超自然力量间的关系。在古代游牧人的眼里，鹿具有神性，是神灵派往人间的使者，是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因此，鹿的形象被刻在石头上，作为史前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新疆发现的鹿石主要是刀形和方柱形，鹿的形象千篇一律，嘴多雕刻成鸟喙状，角大而多叉，身体细长，并且上下排列整齐，有的甚至腾在空中，明显带有神话色彩。目前，除了正在进行清理的青河县三道海子大型石构遗址，新疆其他地区的鹿石遗存尚未进行过系统发掘。但在一些石堆墓中，曾出土过已遭破坏或被改为他用的鹿石，如吉木萨尔县的大龙口鹿石和温宿县包孜东古墓的鹿石都属于这种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