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河往事

1934年5月的一个黄昏，黄文弼站在罗布淖尔北岸的汉代沟渠遗址旁举目远眺，古道西风，残阳如血，漫漫黄沙与泛滥的孔雀河水交织在一起，消失在远方。由于河流改道，他被阻隔在此，无法进入中国学者尚未涉足的楼兰古城。这一等，就是整整45年。直到1979年，中国考古学家才实现了黄文弼先生的夙愿，并在距罗布泊北岸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古墓沟墓地。

与此同时，幸运之神却眷顾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位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他在穿越白龙堆的雅丹台地后，发现了一片据说由“魔鬼”守护的神秘禁地——小河墓地，以及带有神秘微笑的“小河公主”干尸，轰动了整个欧洲。此后，小河墓地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成为20世纪新疆考古学史上的谜中之谜。200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借助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重新找回了失踪66年之久的“小河墓地”。自2002年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对小河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为我们揭开了新疆史前文化晚期的神秘面纱。

小河墓地出土的古代毛织物，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代毛织品实物，反映出远古先民的服饰艺术与审美。这些毛衣、毡帽和毛毯均由羊毛制成，从剪毛到净毛、弹毛、纺纱、染色、织造等，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这些织物的结构多为平纹，毛线整体粗细均匀，织面平整紧密，边缘装饰流苏。新疆考古工作者曾请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些毛织物进行过鉴定，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远古先民已经懂得分档使用羊绒和羊毛，可见其对毛纤维的认知程度。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古代世界的纺织体系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起源于古埃及的亚麻织物体系；第二类是起源于两河流域的毛纺织体系；第三类是起源于古代印度的棉织物体系；第四类是起源于我国的丝绸纺织体系。显然，距今3800年的小河先民是毛纺织的高手，他们可能将毛织技术向河西走廊传播。小河墓地出土的斗篷，往往采用上下平纹织法，经线一般以白、灰、棕原色的毛纱为主，局部用红色的毛纱装饰，多数为棕色和白色的简单几何纹，这种纺织风格与甘肃永昌沙井文化墓葬出土的毛织物风格非常相近。

在小河墓地、五堡墓地、亚尔墓地、艾斯克霞尔南墓地、苏贝希墓地，均发现大量红色毛织物，历经千年，依旧颜色如新。经专家鉴定，这些红色均为西茜草上色而成。西茜草，又叫染色茜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中原地区在商周时代也采用西茜草染色丝绸。经西茜草染色的丝绸，其红色绚丽夺目，鲜艳异常，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今天位于昆仑山下的和田地区，仍是新疆西茜草的主要产地，深受新疆各族群众喜爱的艾德莱斯绸，即由西茜草进行染色。

除了红色外，考古学家还在一些毛织物上发现了蓝色的毛纱线。经鉴定，这些蓝色的成分为靛蓝，来自新疆当地常见的一种植物——菘蓝。菘蓝又名茶蓝，其根即为中药板蓝根，乃是清热解毒、凉血止痛的良药。新疆的野生菘蓝主要分布于玛纳斯、哈巴河和阿勒泰等地。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新疆古代先民是否已将板蓝根入药，但利用其叶染色则是完全可能的。

制毡也是古代罗布泊地区的一项特色工艺。所谓的毡，就是一种无纺纤维的毛织品。古代毡制品主要在欧亚大陆流行，古代埃及虽然也利用羊毛制衣，但从未使用过毡。因此，制毡技术很可能就起源于欧亚草原。在古代西域，毛毡是一种必不可缺的材料，与先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据东晋时期的《法显传》记载，鄯善国百姓的服饰与中原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材质多为“毡褐”。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毛毡因其柔软、隔潮、保暖的特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甚至作为装饰品挂在毡房中。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十分普遍，所以花毡的种类很多，如绣花毡、补花毡、擀花毡、印花毡、彩绘花毡等。

制毡工艺非常特别，先将剪下的羊毛放进锅中煮毛着色。着色剂通常使用新疆地区出产的天然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如西茜草、骆驼刺、绿矾、白矾等，品种达几十种之多。染色完成后，制毡人就用弯成弓形器的树枝弹打羊毛，整个过程都会发出响亮而有节奏的“砰砰”声。过去在新疆许多地方的古代墓葬中，曾出土过类似的木质弓形器，很可能就是弹打羊毛的工具。羊毛弹成絮状后，将其放在芨芨草编成的垫子上，拼接成各种图案，再将开水均匀地倒在上面，毛絮在腾起的水汽中迅速平整。制毡人立刻将草垫带毛絮卷成卷儿，用羊毛绳绑紧，之后便用脚踩踏垫子，使其来回滚动。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算得上是强体力劳动。几个小时后，毡坯就基本完成。制毡人打开芨芨草垫，羊毛图案已跃然其上。此时，需要在毛毡上再次浇倒热水，然后反复揉搓。直到毛毡足够牢固后，才能将其平摊晾晒。根据民族志材料记载，在不借助现代工具的情况下，两个熟练制毡人，一天能制成一条15公斤重的羊毛花毡。由此推算，毛毡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最实用的无纺毛织物了。

在今天新疆牧区，仍然可见毛毡的身影，它依旧是牧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毡房、毡帘、毡筒、毡帽、毡衣等，完全是一个毛毡的世界。对于草原长大的孩子来说，最难忘的记忆莫过于穿着毡筒踩雪，那“咯吱咯吱”的响声，称得上是整个冬天最悦耳的音乐。事实上，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毛毡与今天新疆牧区自制的毛毡并无二致，这种跨越时间长河的一致性，也算是新疆考古最为奥妙之处。

说到毛毡，自然会想到古代西域先民的另一门重要技艺——制毯。今天，和田地毯因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而驰名中外。在古代，地毯被称为“氍毹”，历史上最著名的“氍毹”莫过于一种叫“毾㲪”的地毯。据说这类地毯色彩鲜艳，精美绝伦，在中原常一货难求，因此显得神秘莫测，元代之后甚至已不见于史书记载。新疆考古的神奇便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一块东汉地毯残片，让世人有幸一睹汉代地毯的真容。此后，在鄯善洋海、且末扎滚鲁克等墓地，陆续出土了一种更精美的栽绒地毯，栽绒结扣为波斯扣（也称生纳扣），时代为西汉时期，为我们研究“毾㲪”提供了实物依据。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绒毯是出土于俄罗斯巴泽雷克的人物鞍马纹方毯，时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与新疆出土的栽绒毯工艺完全相同。

毛毡的另一个用途是制帽。在小河墓地，出土了一种棕色圆毡帽，两侧有伶鼬皮装饰其上，这种帽式十分特别。在新疆博物馆征集的近代民俗文物中，亦有用伶鼬皮装饰毡帽的现象，但二者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伶鼬为鼬科鼬属动物，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新疆的伶鼬主要分布在900—2500米的山地草原和荒漠中，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也吃小鸟、蛙类及昆虫等。小河墓地发现的伶鼬属于伶鼬莎车亚种，亦称伶鼬南疆亚种，1877年由英国博物学家布兰福德最先定名。曾经遍布罗布泊荒野的伶鼬，如今已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我们很难再追寻到它们的踪影。或许伶鼬在小河人的宗教世界中，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因此将其置于毡帽上，以保佑死者安息。

用狗獾皮制作皮靴，也是小河人服饰的一大特色。狗獾又名獾、欧亚獾，是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一种哺乳动物，属于食肉目鼬科。在新疆共有两个狗獾亚种：塔里木盆地的南疆亚种和天山沿线的天山亚种。小河墓地的獾应该属于狗獾南疆亚种。3800年前，狗獾也与小河人一起生活在塔里木河下游的尾闾地带，并成为小河人狩猎的重要对象。通常獾的毛色为灰色，下腹略黑，脸部有黑白相间的条纹。耳端为白色。主要栖息于草原、灌木丛、农田和荒漠中，捕食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也常偷食瓜果。在鲁迅先生的著作《故乡》中，少年闰土项带银圈，手执钢叉，在瓜地里月夜刺猹，“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此处的“猹”，便是狗獾。可见狗獾是一种灵巧的动物，不知道3800年前的小河人是如何捕获这种小动物的。

在小河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常见有麻黄枝放置在墓主人身上或两侧，它也许是小河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罗布泊周围的麻黄主要为中麻黄和单子麻黄。中麻黄是一种小型灌木，广泛分布于海拔100—2000米的干旱荒漠和山坡地带。而单子麻黄，又称小麻黄，是一种草本状矮小灌木，多生长于海拔4000米以下的干旱山坡及石缝中，多弯曲分枝，皮呈红褐色。在茫茫的荒漠中，或许由于麻黄四季常绿，雌球花接近血液的颜色，小河人便因此赋予它生命的象征，将其视为延续生命的灵丹妙药。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麻黄有发汗解表、镇咳平喘的功效，不但可以缓解感冒症状，还能使人的中枢神经产生兴奋作用。现代贩毒集团常常利用麻黄素来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即人们俗称的“冰毒”。

在小河人生活的时代，罗布泊下游曾是一片水乡泽国。小河墓地曾发现过大量船型棺和大木柱，仅一般的船型棺，其长度就达2米左右，而完整的大木柱其长度可达10米，在荒漠地带寻找大量如此巨大的木料绝非易事。历史上，罗布泊下游的森林植被曾经十分茂密，是一片适宜人类居住的乐园。据说敦煌之名，来源于《山海经》中的“敦薨之水”，即开都河—孔雀河水系。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之水，源源不断地注入罗布泊，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巨泽”。今天在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下游的故道，仍然密布着成片枯死的胡杨林，恍惚间，似乎可见小河人穿梭其中的身影。

胡杨林主要是由灰胡杨和胡杨两个树种构成。灰胡杨是一种与胡杨相似的树种，属落叶乔木，常与胡杨混生，但比胡杨稀少，树高可达20米，树皮灰中泛白，树叶呈椭圆形，边缘为锯齿状，有灰白色绒毛，叶柄微扁，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边缘。过去在新疆民间，常能见到灰胡杨木制作的农具、家具和乐器。现在由于灰胡杨日渐稀少，已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渐危种。在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黄色毛织物上，考古学家检测出灰胡杨树叶的成分，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当地的原始先民已懂得如何使用灰胡杨叶进行织物染色。

在距今6000—3000年前，新疆东部地区进入到一个相对短暂的温暖期。天山东段的冰川几乎全部消失，西段的冰川则大量减少；此时罗布泊下游河道密集，湖泊纵横。同一时期，中原内地正处于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非常发达。在这一时期，哈密盆地的史前文明也异常活跃。天山北路的人群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烧制着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彩陶。来自河西走廊的远古先民，不断从东向西拓展生存空间，可能已从哈密进入吐鲁番盆地，并向西逐步迁徙。

小河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既种植小麦、粟等农作物，又饲养牛、羊等家畜。在某个时期，小河文化与哈密盆地的史前文明或许还发生过某种方式的碰撞。小河墓地的船型棺和木柱上，均有明显的劈砍痕迹，显然是人类使用工具加工的结果。遗憾的是，在小河墓地并未发现金属工具，只有三件铜锡合金的铜片出土。据推测，它们应该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至于是通过贸易而来，还是在本地制造，目前尚不得而知，这也成为小河墓地留给世人的谜团之一。

考古学家对与小河墓地同时期的塔城卫校墓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等遗址出土的斧、镰、锥等铜器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铸造、锻造、淬火，以及冷加工等先进的金属加工工艺。通过研究金属合金成分，考古学家发现锡青铜的使用范围主要在伊犁和塔城地区，而哈密地区是砷青铜与锡青铜共存，但砷青铜只占10%左右。这一情况说明，塔城与伊犁地区的锡青铜器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存在某种联系，而哈密地区的砷青铜器与河西走廊的火烧沟文化有关。

到公元前第一千纪，新疆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刀、铜锥、铜管、铜镜、铜牌、铜环等工具；出土兵器较少，主要为铜镞、铜矛、铜剑等。奴拉赛铜矿是新疆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代铜矿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境内，其大致年代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或更早。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判断，奴拉赛铜矿主要以硫化铜为原料，再进行白冰铜（一种铜的硫化物）的冶炼，最终合成铜砷铅合金。在今天新疆博物馆展厅内，还珍藏着奴拉赛铜矿出土的石范和白冰铜，让人不禁遥想当年冶炼铸造的生产场面。由于各种原因，奴拉赛铜矿遗址尚未进行过系统的发掘，有关采矿和冶炼的许多技术细节还不清楚，这些青铜最终去往何方更是鲜为人知，这一系列的疑问还有待后人来解答。

有关史前人类的物质文化交流，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曾在小河墓地采集到500余枚白色小珠子，后经专家鉴定，是一种产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海生生物—海菊贝。由此可见，早在3800年前，小河人已经与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贸易往来。有趣的是，出产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海贝还曾出现在哈密五堡墓地、吐鲁番洋海墓地和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这些贝类跨越平原、高山和大漠，历经4000多公里的旅行，出现在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绿洲，真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